主题：国内的两段视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 早生华发

美国大片里，常能见到被告买凶追杀证人，联邦特工奋力救护的情节。这让大家感到，如果想在刑事案件里充当证人，实在是件担风险的事儿。同样的故事若发生在中国，风险范围只会更大，因为排除被告打击报复的因素，作为执法单位的公安、检察部门，某种情形下也有侵犯证人权益的危险。以佘祥林案为例。当时，几位村民出于良知，主动向法院出具了证实佘妻张在玉仍在人世的证明，使佘的性命得以保全。可是，几位证人却或被关押，或被逼远走他乡。如此巨大的成本，让任何一位理性公民在作证义务前望而却步。

公民有作证义务吗？《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回答是，“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一旦出面作证，证人还得承担诚实义务，一旦在重要情节上作出虚假证明，将以“伪证罪”受到追诉。

那么，设置这样的义务合理吗？笔者的回答是，既不合理，也无操作可能。说它不合理，是因为权利与义务应对等，承担义务则必然享受权利。作为刑事证人，安全保障权和经济补偿权是其最基本的权益。然而，现行法律不仅对由什么部门负责保护证人、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语焉不详，连证人的经济补偿权都忽略不计，这种“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思想，显然缺乏合理性。从操作性上讲，法律既然设定了义务，却对违反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未作规定，而违反义务究竟是“主观上不愿”，还是“客观上不能”，也很难证明，如此，所谓“作证义务”的规定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实践中，公安、检察部门之所以动辄对证人人身安全施以威胁，正是上述义务本位意识扩张的产物。出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公民作证义务往往被扩大为“必须积极协助控方打击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说，证人的义务是作出对控方有利，对嫌疑人不利的证词。任何与此标准悖离的言辞都会被视为违反义务的表现，自然要由侦查、起诉部门施加压力制止。

所以，以下三种证人往往成为执法部门打击的对象，即：拒绝充当控方证人者；辩方证人；原为控方证人但后来改变证言者。 为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暴力向证人逼取证言，刑法第247条虽然设置了“暴力取证罪”，但对于大量明为核实证词，实则侵犯证人权益的行为，该规定却效用甚微。比如，证人一旦在法庭上改口作出对控方不利的证言，公安、检察机关通常会直接以涉嫌伪证罪为由将证人拘留，甚至在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判决无罪之后，仍将证人长期羁押。至于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威胁，恐吓、逼迫证人修改证词的现象，现实中更是屡见不鲜。

正如英国上议院法官丹宁勋爵所说：“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将一钱不值。”所以，我们有必要修正“作证义务”本位的思想，用立法将作证确定为一项公民权利，由法律对该权利的行使提供安全、财政上的保障。同时设置司法救济渠道，防止证人的作证权受到任何公权力的侵害。虽然，为事实声辩意味着良知与邪恶、强权的对抗，但如果连自身安危都没有保障，能指望谁挺身呼喊一声：“我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