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经济学者闲聊人口问题(1) -- 东东山

陶：当然，闲置劳动力问题并非在赶超战略推行伊始就十分严重，而是在六十年代末期才凸现出来。但是，问题一旦显现，单靠户籍制度就不能奏效了。因此，中央从70年代初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便从根本上抑制闲置劳动力的进一步增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与改革开放前的政府重工业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是为后者服务的。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就业问题的解决。我们确实看到，随着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不断发挥，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虽然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中心则不太为过。而且，中国还有一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后备，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就业仍然有巨大的潜力。这种入世效应在今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加加速方面已经显现。我们确实没有理由过于悲观。

董：进入19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也开始起步。看看北京或其他城市的基建工地，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在工作。再看看城市的餐饮业和各种零售业，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小的餐馆可能就雇佣三到四个服务员。你会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也相当廉价。倒是目前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歧视政策和一些对中小型服务业乱收费的政策限制了这样的人口迁移，减少了就业机会。

陶：所以，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换句话说，只要政府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中国的就业问题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悲观。如果你调查北京郊区或附近河北地区的小餐馆，就会发现服务员的工资往往是300-400元一个月，非常低廉。而大部分外出寻找工作的人，只要愿意，一般都能很快找到这样的工作。 也就是说，这样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市场比较容易出清。

董：现在人们谈到城市失业问题，总是拿下岗职工增加来举例。但下岗职工问题是一个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问题。这些职工往往年龄偏大，适应市场的能力偏弱，他们的生活保障和养老资金要求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政府的历史欠帐，政府自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实际上，有不少下岗职工在领取国家补助的同时也在外打工。所以，虽然下岗职工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客观地讲，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未必如统计数字表现的那样严重。

陶：总之，改革开放带来的就业机会来自于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发挥。 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控制的观点，在实行资本密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观点未必适用于一切条件，尤其是现在和以后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董：回到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来，解放后，1949年至1958年和1972年至1975年是中国两次生育高峰，人口增加非常快。20年前，即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计划生育被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经过 20年的努力，中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从1970年的33．43‰和25．83‰下降到2000年的15．3‰和8．7‰。1990年代以来，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同时，预期寿命大大增加，目前预期寿命男性达到69．36岁，女性达到73．11岁。

陶：我国新近推出一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全世界来看，仅针对生育政策进行单项立法的其实不多。墨西哥有，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曾有过，但后来都改掉了。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许多国家因为经济的发达，到后来出现了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取消或改变法律来促使人口出生。

董：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其实施强度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每年为此要投入巨大的资源。问题是，是不是中国人口就一定过多？如果是，目前政策的效果到底如何？现行政策的成本有多大？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降低人口增长率？

陶：我们前面的讨论说明，人口是否过多的问题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经济机制理顺了，经济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就业机会自然增加，那么就不会嫌人口多。我们现在的人口政策，虽然在控制人口总数方面非常有效，但也有很多成本和隐患。比如严格的人口政策导致大量超生游击队，使得进行精确的人口普查非常困难。很多孩子上不了户口，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对其自身的发展和以后的社会繁荣稳定，都有负面的影响。又比如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现行人口政策往往导致人们，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们，在生育前使用B超鉴别胎儿性别。这虽然在法律上不允许，但在实际中花点钱就很容易做到。于是男女出生比例大大超过正常水平。一个最近的研究甚至说已经达到了117：100的水平。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会带来很多光棍，后果很难想象。

董：计划生育的成本还有一块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人们必须放弃生育的自由。即使抛开这一点，计划生育还可能带来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问题。目前政策所导致的未来的中国人口结构，将给现在出生的这代人在其工作之后带来很大的养老负担和交纳社会保障税的负担。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已经出现，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此外，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时也带来腐败，比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准生证也是可以花钱买的。

陶：即使我们接受中国人口过多的说法，要降低生育率也可能通过其他的政策措施达到。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逊（Johnson, D. Gale）就认为，全面解除户口管制，推进城市化；提高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教育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等对于人口增长速度降低的作用非常大。他指出，与其花这么大的力量去推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如在上述几个方面大力推进。

董：显然，上述措施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们生育的欲望，城市化提高都有助于非农就业水平提高，而妇女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有助于妇女就业水平的提高，它不仅能够提升妇女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地位，也使得妇女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自然会带来生育欲望的下降。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将使得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改变，也会降低生育率，并最终降低人口增长率。

陶：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考虑推行上述政策。这里的关键是，上述政策措施不仅对实现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有正面的作用，而且其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城市化、妇女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并迈向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题中应有之意。 而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带来人口增长在非强制条件下的顺利转型，又何乐而不为呢？

董：我想，我们前面进行的讨论，是要说明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的变量，而人口多少的问题往往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相比之下，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体制和政策的问题反而要更重要一些。采取合适的政策，解除对经济发展有害的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口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否则，如果为了所谓的“高、精、尖”和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而片面强调追赶国际水平，必然导致就业不足，人口问题就必然成为大问题。

陶：这方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拿北京的情况来说吧。最近看到一个课题报告，说是北京由于资源条件，尤其是水资源、交通资源等的限制，人口承载力已经接近满负荷。需要考虑限制城市发展，尤其是要限制人口规模膨胀。这种承载力的研究，和以前很多关于中国人口承载力的研究一样，颇值得人怀疑。就拿水资源来说吧，确实，北京的水资源不够丰富，但浪费水的情况却相当严重。可以考虑一些解决方法，比如提高水价，大家都会节水，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再比如，农业用水是北京用水的大头，如果少搞一点费水、而且附加价值较低的农业，由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来提供更多的粮食和蔬菜，为什么不可以呢？交通也是，北京花了那么多钱去搞道路建设，结果是越修越堵。这绝对不是北京人口太多的问题，而是没有通过拍卖汽车牌照等合理的方法来限制私人轿车导致的结果。路一堵，不仅私车走不动，地面公共交通也必然效率低下，这样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迅捷大众运输模式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 现在居然还有不少人出于行业的利益呼唤要鼓励私车发展，情况如此发展下去，预计不久以后北京的马路真得要变成停车场了！而如果限制私车发展，配合建立公共交通体系，那么即使北京人口进一步增加，也可以做到交通便捷。说回来，人口多不多，主要看采取什么发展模式，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

董：其实，如果不改变前面我们谈到的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必然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城乡人口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比例无法迅速下降，人口向低生育率方向的转型也会遇到阻碍。事实上，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我们观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在城市基建工地和餐饮服务业工作，于是有不少人就认为中国存在大量的迁徙。可是，这种迁徙往往是不彻底的，受到现行各种各样管制政策的束缚。比如，这些工地上的农民工很少有人带家属。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户口，即使拿到暂住证，他们为家属找房子也很困难，他们的子女上学也很困难。一些人在城郊聚居，但这又遭到地方官员的歧视。

陶：这的确令人关注。这些年来，农村人口没有充分获得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从1985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由于城乡隔离的政策，城市人口的工资大大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就业毫无疑问地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这意味着一部分

人口必须在其他部门找工作。中国农村劳动力正以每年一千万的速度增加，假如农村就业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减少，每年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农民必须找到非农性质的工作。按照约翰逊（Johnson, D. Gale）的估计，如果农业就业持续25年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的话，将最终减少七千三百万的就业机会。加上农村生育率下降，农村劳动力增长将从每年一千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每年减少六百万人。假如转移的渠道畅通，按照这个趋势，城乡收入差别的消除大约需要一百年。到那时候，农村就业人口将占总就业人口的一成左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这个转移的渠道并不通畅。

陶：换一个角度来看，目前的城乡人口收入差距部分地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就要求农村人口和城里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事实却相去甚远。当然，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所有一半以上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国家的农村教育都比城市教育落后。在美国历史上，城乡教育差距直到农业就业下降到总就业的10%时才抹平。

董：虽然城乡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差距如此之大是绝无仅有的。亚洲国家城乡收入平均相差1.5倍，而中国至少2倍。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居民还享受各式各样的补贴，比如住房、医疗、养老与失业保障等等，考虑这些非现金因素，城乡收入差距达4倍左右。

陶：所以，根本上讲，我们迫切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如果要部分农民继续呆在农村的话，那么，就要采取措施，拉小农村与城市教育差距，还要合理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以满足农村地区发展的需求。这意味着要适当增加农村地区投资，修缮公路、铁路、普及电力、自来水、电话，丰富农村的社会文化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吸引力，部分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