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经济学者闲聊人口问题(1) -- 东东山

(陶然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研究员(Shaw Research Fellow)；董先安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陶：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和日常话语中，中国的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光是老百姓，还有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一谈到中国的人口总是皱起眉头。不少人甚至会说，中国的千问题、万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口过多的问题。其实，人口多少如何评判，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样，要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董：我们还是从回顾马尔萨斯（Malthus,Thomas R.）影响广泛的论文《人口原理》开始吧！在马尔萨斯眼里，经济因素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但是他的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甚微。这是因为他预测持久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递增，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却表明，除极贫穷的国家以外，人均收入的增加往往趋向于降低出生率。

陶：我感觉，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理解，更多地考虑了上述逻辑的后半部分，即人口增长会带来边际回报递减、人均收入下降等现象，从而人口威胁论大行其道。但马尔萨斯的结论，不管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析，还是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是否适用，都是值得怀疑的。

董：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马尔萨斯当时的分析，大概是对他之前的历史现象的一个规律性总结。那时非农产业相对比例较小，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都在有限而且基本固定的土地上找饭吃，所以人口增加必然导致边际回报递减和人均收入减少。比如，美国经济学家丹•乌什尔（Usher，Dan）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朝代变迁的根本机制在于周期性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剩余减少和财政无法持续，这些压力必须要通过战争和人口衰减来释放。这个观点在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中也很有市场，并构成很多人论证中国当今人口过剩会带来问题的一个根据。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比如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是商业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而到19世纪，土地与人口的平衡就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了。

陶：其实，马尔萨斯的观点对于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很值得怀疑。比如，在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关系方面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博瑟普 （Boserup, Esther）就发现，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往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劳动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这就是说，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人口增加也未必降低人均产出和剩余。

董：如你所说，马尔萨斯所宣称的人口压力到底是否符合历史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

深入研究。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在明清之前在全球一直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较大这个事实。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数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就越多。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来自于具有天资者的分散和孤立创新的时代。所以人口增长对食物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确实没有定论。

陶：事实上，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默（Kremer, Michael）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人口数目和技术创新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除了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上述机制外，克莱默还指出，给定一个技术发明，人口规模越大，该技术发明的收益越大。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历史上朝代变迁的人口机制，我一直持有怀疑。如果观察中国的历史，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换句话说，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

董：这就涉及到人口增长的内生性问题。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包括威尔（Wahl, Jenny Bourne）、贝尔曼（Behrman, Jere R.）、巴罗（Barro, Robert J.）还有舒尔茨（Schultz, T. Paul）等人。在古代和近代，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增长。进入现代之后，率先发展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死亡率急剧下降，人口增长率迅速增加，确实构成了比较大的人口压力。

陶：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由传统多代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变为两代人的所谓“原子家庭”。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普及使得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而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养儿育女的机会成本上升，人们自然会少生孩子，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率下降。

董：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Becker, Gary S.）指出的，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提高，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即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也在提高。要培养子女成才，往往需要支付到大学毕业之前的学费，这也使得父母倾向于少生和优育。

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人口增加很快，并使得政府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问题，也使得人们对人口增加的威胁更加担心。但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口密度很大、资源也非常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却发展起来了呢？

董：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到底是哪些国家和地区觉得人口压力大。恰恰是那些经济发展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觉得压力大。而那些经济发展迅速，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的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少，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反而感觉劳动力缺乏。

陶：这方面日本和台湾是非常好的例子。日本整个国土面积只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二是山地，而台湾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平原面积只有一万多。这两个地区都缺乏资源，人口却高度密集。日本和台湾的人口分别在1亿左右和2000多万，即使

在其经济起飞的20世纪50和60年代，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但由于经济发展策略对头，经济模式成功，现在台湾和日本反而是缺乏劳工，日本人口开始老龄化的趋势使得政府甚至希望增加生育率。而恰恰是非洲、印度这些经济发展不良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无法为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感受到巨大的人口压力。

董：这提示我们，经济发展能否顺利实现新增人口的就业，尤其是在以城市为主导的二、三产业就业是问题的关键。而怎样才能够实现新增人口的就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取决于政府是否充分放松管制，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使得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台湾和日本起飞时期的主导产业都是劳动密集的行业，比如纺织业等。这些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创造利润，而同时又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于是人口可以很快城市化，然后经济发展很快带来人口转型，生育率下降。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说法，这也就是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不会存在什么人口过多的说法。

陶：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情况。印度和非洲，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了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就是发展那些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在这些国家，这个战略无法提供足够就业，也无法实现人口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大部分人都压抑在农村，或涌入城市的非正式部门，导致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和城市贫民窟，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自然会认为人口过多。

董：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人口密度非常大，但能够实现经济迅速发展，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使得人口增长率很快下降，而其它国家不能呢？其关键是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和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数量并不是那些认为自己人口过多的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而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子走错了，从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带来人口的迅速城市化和出生率下降，从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问题。

陶：让我们回到中国人口问题上来。1957年，北京大学前任校长、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1982年他百岁辞世时，中国的人口形势更为严峻。马寅初先生确有洞见，他看到了解放后死亡率迅速下降，生育率仍很高，就业机会明显不足的情况。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已有6亿人，四年后统计又达6.5亿，年增长率达2.2%。1957年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阐述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判。而批判“新人口论”不过一年多，亩产万斤等造假破产，人、粮矛盾就暴露出来。1964年人口既达7.16亿。本着上述讨论的思路，我们今天可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董：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赶超战略，把资源集中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化工业体系。这其实与印度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由于赶超战略对于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政府就必须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全面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满足自身的政策需要。另外，政府在城市扶持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当时阶段所处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禀赋结构，结果城市不仅无法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连

自身的就业也无法保证。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的一个作用就是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其对城市的经济结构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