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哪位达人点评一下,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 第二基地

老子来转点单世联写的东东

３ 刘士奇

1932年8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张麟：1983：79─80）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王平，1992：61）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革命者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江西苏区初期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但在1930年的“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因此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戴向青，1986：159）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精神，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大开杀戒。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戴向青，1994：140）不久便以“肃AB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

刘士奇曾经是贺怡——即贺子珍妹妹——的丈夫，与毛有连襟之亲。贺怡对这次婚姻的认识是：“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与刘士奇结婚，婚姻后生活并不愉快。”刘被撤职后被召到上海中央接受教育，而贺怡则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谭结婚。（尹绍伟、左招祥，1998：113—117）刘士奇1931年后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主力西征后任新成立的红27军军长。1933年初，他在“肃反”中被杀。冤死之际，不知他是否想到他在江西的作为。

４ 沈泽民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讨论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时，沈泽民不同意张国焘等多数人的意见，主张留下下继续斗争。这一主张长期以来被视为是抵制了张国焘的右倾投降主义，但从徐向前的回忆录中的分析看，不撤是不行的，如果真的留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主力西撤后，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苏区此时只有吴焕先在主力西撤后新成立的红25军，徐海东的74师是其主力。1933年初打了几个胜仗，25军达13000多人，沈泽民头脑发热了，要夺回新集、红安、七里坪等四方面全盛时的中心城镇。事实上当然不可能，那就再搞肃反，沈泽民、戴季英、郭述申、高敬亭等都是积极肃反的主张者和执行者，43天就杀了数千人。（汪云生：1999：275）因为决策失误，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对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

我立即被推出会场。（徐海东，1982：25）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徐向前：1987：146）“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徐向前：1987：160）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徐海东，1982：26）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

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徐海东，1982：27）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一个牺牲了的领导人，即使像徐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几次作战失利后，沈泽民认识到“肃反不得人心”，曾说过：“四次‘围剿’前之大苏区，而今年内零落到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汪云生，1999：275）

５ 戴季英

鄂豫皖是块鲜血染红的土地。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先是陈昌浩在军队杀，沈泽民在地方上杀。接着是西撤之后，主力到川陕等地一路杀，沈泽民等人留在鄂豫皖杀；再之后是徐海东等率25军长征，戴季英在路上杀，高敬亭再留下来继续在鄂豫皖杀。

徐1965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74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徐海东，1982：22─23）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逼供信，戴季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220团是红25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25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9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225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张麟：1985：170─172）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居然还行得通。红25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的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金冲及，1989：245）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上面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问题是，尽管左祸绵绵，但革命却并终胜利，包括“文革”这样的劫难，虽持续十年，也没有使红旗落地、江山易手。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斯诺：1979：271）“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ＡＢ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