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哪位达人点评一下,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 第二基地

三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２５军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２５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这关键时刻，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２５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和敌情动态全面分析，主持工作的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领导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２５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２５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以吴焕先、戴季英为代表的红２５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７月１６日，红２５军４０００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政治动员，戴季英等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

　　８月初，红２５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２５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红２５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５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２５军。这样，红２５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２０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８月１５日，吴焕先、戴季英率部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铺。兴隆铺一带是回民居住地带，吴、戴通过调查了解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造成民族纠纷，汉回隔阂严重。因此，他们专门为部队规定了过回民区必须坚决执行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把猪肉都作了处理，并派出手枪团和一部分回族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铺，张贴标语、传单、布告等，进行宣传。部队进入兴隆铺后，吴、戴亲自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举行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及民族政策、纪律等，讲明红军只暂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解除群众顾虑。随后，吴、戴等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红２５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换来了回民的一片赞颂。后来，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这里时，面对热情的欢迎，始知是吴焕先、戴季英及其领导的红２５军种下的“善果”，对吴、戴称赞不已。

　　经过３天休整，在回族乡亲摆设香案的隆重礼送下，红２５军离开兴隆铺，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８月２１日，红２５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宫塬，徒步涉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上游河水陡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及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２２３团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时，敌第三十五师二○八团１０００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田宫塬突然袭来，企图把红２５军后卫部队压在河边吃掉。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这位卓越的青年将领壮烈牺牲时年仅２８岁。

　　政委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军上下极度悲愤，战友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纷纷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全歼尾追之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９月７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红２５军领导进行调整，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９月１５日，经过２０多天转战，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２６军、红２７军会合。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１５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２６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２６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９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１５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５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２６军、红２７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２５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１１月７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１８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１１月３０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四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军兴，南方８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２８军，改编为新四军第４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１９３８年４月，第４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１、第２两个大队，约２０００人。为新四军第４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１２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包括第４支队在内的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旨在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同年６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原第４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４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５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期间，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是第４支队的一号当家人。在张云逸领导下，戴季英率部参加了开辟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７０００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战略协同、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连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戴季英和张云逸联名致电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领袖。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４、第５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