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工人国家与特权现象：略述早期苏俄的平等实践 -- 包子1971

工人的反应：政治淡漠与迟到的抗议

所属阶级的不满——哪怕仅是无言的敌视目光——让革命先锋们如刀刺背。1920年9月俄共九大上，列宁执笔的决议草案提出「制订较精确的实际准则扫除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水平），亦即专家、负责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违反工人民主制，也是党的瓦解与党员威信下降的源头」32。可叹的是，决议仅头痛医头地禁止职业官员收取外快（特种工资、奖金和加班费），看不到革命正让汹涌的逆流推偏方向。至于苏维埃的阶级基础，内战、工业萧条与党内特权的夹击下它趋于崩解。

1920年9月，俄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承认「克里姆林宫的特权现象极其尖锐」33，提出组建独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查清克宫干部群体的工作生活状况，确定现存特权的实际范围，把它们——由于无法立即全部撤消——限制在统一框架内。使每个党内同志了解情况以澄清流言，因为满天飞的流言歪曲了实情」34。一年后，第十届党代会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对个别干部的特供「初期得到全党理解，被承认是完全合理的措施，未引起任何非议。随着特殊措施的广泛传播……党内外都出现斥责之声，抨击（继续）扩散类似措施的做法。党内反对派的出现，主要来自——有时下意识的——反对高层特殊化的情绪」35。

每出现反特权的声音，总有若干决定出笼。1924年5月，最高工资有所削减；1926年12月，出台了奖金限额标准；累进税的实行，限制了高收入者的货币积累。但皮毛措施无力遏止国家的官僚独断蜕变。也就是说，社会分化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一度走在世界无产者前列的俄国工人为革命洒尽鲜血，又让赤贫压弯了腰，思想状态倒退至早期工运的经济斗争水平。1922年11月，彼得格勒一家冶金厂的会议上，出现了阶级与先锋「当面对质」的戏剧性场面。一批（一个？）工人以匿名便条质问报告人——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主席托洛茨基：「我们严肃地问您，托洛茨基同志，工人到底要看着自己和孩子们破衣烂衫光脚走路到猴年马月？！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工人能活得像个人？什么时候我们能穿戴整齐，而工人的孩子不再光屁股？」36。最后，质问者请托主席为厂里的职工配发靴子，以参加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当众宣读便条后，托洛茨基回答道：「无产者需要也完全应当为自己的劳动索取报酬，但工人无权为自己的英雄主义索要报酬。共产党不能接受有偿游行者。这类要求是以奴隶的身份提供服务，而非觉悟的无产者」37。

托洛茨基的回答，清晰展示了苏俄工人政权所处的尴尬位置。它的阶级基础饥寒交迫，正为靴子、袜子、肉汤和白糖操心；它却面临击退有产包围、拓展国际革命的历史任务。内战后，工人政权盼望自己仍能看到万千觉悟的无产者，严酷的生存现实却唤醒了工人的奴性与狭隘心理。七年后，与托同志一道奋力阻挡蜕变浊流的另一位革命领袖冷酷地写道：「（干部）丑闻浪潮里，最醒目也最可怕的地方，是群众的消极情绪（党员的消极程度比一般群众更甚）。闻所未闻的官员专横早让工人看在眼里，后者却仍保持消极。出于对权力的恐惧或政治冷漠，工人们毫无反应或局限于不满的嘟囔」38（原乌克兰苏维埃主席赫·拉科夫茨基）。

零碎的经济罢工四处冒头，遭到国家机器的迟钝阻挡。1924年，列宁格勒港口发生要求加薪的码头工人罢工，28个工人立即被捕。其他工人在市内企业串联后，发生连锁罢工。很快被捕者得到释放，工资标准上升50%。随着官员专断的泛滥，政治自由——包括工人结社自由——日渐稀薄。1928年12月，全苏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发言中，老资格列宁派工会领袖叶·托姆茨基坚称「不能允许工人一方与工程技术人员一方有过大的工资差别」39，却不敢揭穿一个事实：工会早已丧失自主斗争的权利，谈何保卫日常利益？

托姆茨基讲话的前几个月，列宁格勒州政治保卫局（格柏乌）介入了纺织业的连锁罢工。内部报告中，保卫局干部指出1928年4月10日「豪图林」纺织厂罢工的起因是「工资下跌和管理层对工人的粗暴态度」40。就抗争工人的组织程度，报告说「罢工纯系自发，于毫无组织的基础上发生」41。罢工者约2800人，包括260个党员和500个团员（「团员最积极地参加了罢工」42），领导者是工厂委员会成员果洛文（党员）和老工人费多洛娃，主要口号是「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我们反对歪曲上级指示的个别党员干部」43。值得一提的是，苏中等国工人后来盛行的自我安慰（「歪嘴和尚念经」）与「找中央」的期待心理，上述口号里已见端倪。在其它纺织厂，党团员也积极卷入罢工——「工人」纺织厂的罢工有6个党员和17个团员参与，「纳根」厂的罢工者包括8个党员和10个团员。官员们的第一反应是无情镇压——由于群众持续怠工，「纳根」厂支部书记提议格柏乌逮捕为首的女工；「列宁纺织厂党委书记、‘豪图林’工厂厂长及厂党委宣传部长都要求我局采取行动」44，报告写道。

二十年代末，随着俄共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失败，官员们日益嚣张地把大棒挥向工人。1930年，铁路管理层获准对「违反生产纪律」的工人处以行政拘留；工作证制度把整个工人阶级赶入官方的随意监视与调遣系统之内。官员特权的范围、程度和厚颜无耻地劲头得到极大泛滥，仅工会机关的干部特供即细划为数十等级，「不仅深化了不平等，也为沿着官僚阶梯向上爬创造了更多动力」45。

三十——五十年代：等级欺压的盛宴

1926 年，左翼反对派怒气冲天地谴责「今年第二季度，企业干部工资从98,38卢布涨到101,42卢布，工人工资却跌至51,44卢布」（托洛茨基）。假设托同志当时预知十年后的景象，怕要惊歪了嘴巴。虽说「党内最高工资限额」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最终废除，但早就不具备对中上层的起码约束力。1935年，位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苏联杂工（清洁女工、守门人）与高级工程师的收入差别高达1:20。1937年，一般工程师的工资达到1500卢布/月，厂长/经理达到 2000卢布/月；与此同时，普通技术工人的薪水仅200-300卢布/月（最低工资115卢布/月）。

二战结束后，社会不平等毫无改观。耀眼的胜利，极大提高了苏军军官团的政治-社会特权。按照有关规定，阵亡列兵的家属能收到52,5 ——240 卢布/月不等的抚恤金；阵亡上校的家庭终身抚恤金却优厚许多，可达1920卢布/月46。国家意志下，多数工人继续承受社会牺牲的主要重负。1951年，莫斯科清洁女工的毛收入约300卢布/月，高级技术工人（比如高炉第一炉前工）工资约3千卢布/月，普通工程师则有5千卢布/月可拿。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经济会议上，尽管外国代表团具有强烈亲苏倾向，却窘困地指出以下事实：按照他们的数据，苏联普通卡车司机月入700-800卢布，中央大部的经济科长月入2500卢布；至于首都大厂的管理高层，则普遍月入7000-8000卢布或更高。与上层的奢侈相比，一般苏联群众的贫困乃至赤贫状况，直至六十年代后期才有较大改善47。

回到起点：零散的思考

随着苏中阵营的覆灭，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共运已崩解星散。前途何在？泛左翼内部意见繁杂。有人接受和消化了独断官僚的意识形态神话，断言社会革命「其实」也是权变和交易的产物，工农大众无外是「我们」上台所需的骡马，森严等级更是理所当然。说得形象些，这些与阶级解放距离遥远的「左翼」忙于在死亡中寻找生命，难怪他们对现实斗争一筹莫展。也有些同志提出今后的工人国家应推行「无产阶级多党制」，形成制衡；但马列先贤早已点明「假如工人阶级不懂得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以便无阻碍地落实阶级专政和（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再完美的苏联宪法也回天无力」48（拉科夫茨基）。说到底，只有保持阶级组织的活力和韧性，无产者才能把自身政权的异化局限在可控范围内。

站在前人的白骨与肩头上，今日的无产者至少可察觉苏俄政权的几点主观错误：

他们对保护阶级专政的核心——先进产业工人群体的意义缺乏理解；旧秩序可「批发」生产有产世界的克隆卫士，革命工人及其阶级觉悟却是群运高峰的一次性结晶。只有百倍爱惜这笔物质财富，才能在新秩序大量诞生「新人」之前坚持顶住社会思想的逆流。正因如此，苏俄蜕变的真正起因并非「资产阶级专家」及其高薪，而是赖以存在的阶级核心遭到彻底摧毁。

另一方面，革命领袖们机械地以为各类「老左派」总比新手可靠。其实，老字辈或许经验和知识多些，但战士气质往往在漫长的消耗战期间损失净尽，倾向于跟既有环境达成妥协。征服旧世界所需的第一素质，是对革命原则的无限忠诚（哪怕迹近迂腐）；「愚鲁」的热血少年，远比犬儒气息的老社会主义者值得工人政权依靠与信赖。

当工人政权的第一簇绿叶发生枯黄，列宁告诉自己的阶级：「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弱点，而要及时做完未完成的事。用高薪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就是欺骗群众」49。21世纪初的无产者有待泅渡宽广的斗争之海，必须直面现实，我们才可做完先辈未完成的事。

PS：

题目太大，草草收尾。抛砖引玉，勉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