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工人国家与特权现象：略述早期苏俄的平等实践 -- 包子1971

工人国家与特权现象：略述早期苏俄的平等实践

李星

适逢文革四十周年，阶级民主与官僚特权的话题，在泛左翼内部又趋热烈。工人政权如何消灭不平等？毛左派鼓吹的文革实践，是否真地击中官僚专权的要害？对毛时代若干政策（如鞍钢宪法和「四大」）的全方位分析，需另开新篇；本文仅记述早期苏俄的平等尝试，或有一定的启发效果。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出现更深刻的研究与讨论。

内战时期：平等法令的颁布与演变

二十年代，俄国币值随着战乱剧烈起伏，苏维埃仍坚持出台许多拉近工资差别的法令。十月起义不久，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规定官员工资上限为四百卢布/月（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1917年11月18日，列宁起草（获通过）法令《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规定「人民委员无子女者每月最高薪金为五百卢布，有子女者每个小孩另加一百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1。1918年春，铁路工人与彼得堡职员的平均工资降到282-510卢布/月，最高与最低工资比例为1:1.82。

俄共党内引入「党员最高收入限额」概念，党员应向党内互助基金上缴限额以外的收入。1924年的限额标准是175 卢布/月（冶金工人的平均工资），当时一般工人薪水约50卢布/月。1922年2月，列宁的薪水为4700卢布/月，比当时工人（含杂工）平均工资高37%。

内战与工业崩溃让社会生活快速失衡。混乱无序的战时节奏、国际干预和境外革命让苏维埃、红军及党官员流离四方，他们的食宿时常低于工人标准。内战末期，俄共中央惊呼众多骨干「不分昼夜地忙碌。地下活动、流放与监禁已让他们的健康严重受损。（目前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精疲力竭，无法积极工作」3。目击者告诉我们，1921年的「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4（张国焘）。持续饥荒的大背景下，向革命的领导核心——先进无产者——开放营养特供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工业瓦解、产业工人队伍削弱及多数无产者文化落伍等因素，使社会生产的基层监控左右支绌难以为继。革命领袖们坦率承认「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分配的全民计算监督方面，我们的成就大大落后于‘剥夺剥夺者’的领域」5（列宁），导致工人政权「被迫因袭旧的资产阶级方式，同意对一流资产阶级专家的‘服务’付给高报酬」6。平等的缺口打开了。

从食品配给、住房到教育：社会领域平等措施的变迁

配给领域

资产者的怠工，使十月革命后食品短缺价格飞涨。1917年11月9日，苏维埃法令授权地方苏维埃征用任何商铺、饭店和仓库，打击囤积居奇。苏维埃着手食品限价，开始推广配给制。1917年底，一个苏俄工程师即便享有最高工资，实际收入也仅等于工人最低工资的80%，因为后者的食品配给远优于其他阶层7。1918年秋，随着内战加剧，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被纳入严格的配给系统——两京所有居民分为三类（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无业者），相应分配标准为4:2:1；1920年4月，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配给比例调整为4:3。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专家重返企业管理层和高危繁重工种的特殊性等因素，催生了「特别配给」的范畴。1920年4月，苏维埃出台法令，规定对「有重大意义的国企的工人职员、高危职业工作者和高级专家给予特别配给」8；1921年10月，八千学者（以自然科学为主）被纳入类似体系。

必须承认，各级苏维埃及高层党机关先后出现供应较好的「内部食堂」：以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执委会为例，内战后期它们的食堂保持了相对丰盛和廉价。高级干部的态度分化严重——有人拒绝任何附加待遇（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人心安理得（加米涅夫）。至于中下层官员，他们中也出现「饿字当头以粮为纲」的倾向。当苏维埃给予红军战士较高配给后，很快呈现「冒军领粮」的现象：众多肃反干部、军工厂职工乃至党团机关人员各显神通挂靠到红军系统，只求多分些「粮草」。1919年9月，俄共及中央军委被迫组建特别委员会，整顿军队配给的发放范围9。

住宅领域

1918年1月，地方苏维埃得到分配住宅的授权10，规定国企工人仅交纳象征性房租11。1920年5月，工会开始与地方苏维埃共同主持住宅分配。1921年9月，上述机构指定五类人有权享用更多住宅面积——国家公务人员；（工会认可的）自由职业者；红军高级指挥员；重要科研人员和原政治犯。稍后，这一特权扩散到广泛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12。

以斯大林领导的民族事务人员委员会为例，65位中高干部近半数的住宅条件远超一般工人家庭：一人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八人住在特别划拨的「苏维埃大楼」（即高级宿舍），二十人分别搬进原上流住宅区的三栋小楼，三人「屈就」旅馆的高级包间13。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重申旅馆无权驱赶长期入住的官员，哪怕后者拖欠房租14。

交通领域。

内战使铁路彻底崩溃。1918年11月，苏维埃政权把手头的软卧几乎尽数改为硬卧，以增大客容量。同时，财政、铁路肃反人员、邮局职工、各人民委员会、军委及工会负责干部保留乘坐软卧的权利。与许多配额的使用实践相仿，软卧的利用范围很快混乱不堪。1920年1月，中央政府下令完全禁止个人长期使用专列和软卧。

同年，俄共中央指示莫斯科市委统计市内、州内所有党员的物质状况和住宅条件，以便「建立较均等的物质待遇」，尤其强调清查「负责干部配车的使用情况，杜绝该领域的浪费与无监督」15。

教育领域.

1918年8月，苏维埃宣布高等教育向全社会开放。然而，鉴于师资设备极其有限，苏维埃只能首先提高无产者的文化素质。1923年5月15日的《劳动》报提出高校招生应优先考虑工人和党员16。同年，高校恢复学费制，但贫困工人、红军指挥员和高级党务人员可免费入学；无产者家庭的子女可享受低学费的待遇17。为杜绝入学舞弊，苏维埃曾尝试工厂推荐制、共青团推荐制等办法，尽量帮助年轻无产者改善文化低落18。然而，1924年俄共的一份文件承认专家层——利用革命后悄悄重建的「人脉」——普遍让子女享受免费名额19。

随着苏联官僚蜕变的趋势加快，专家、管理阶层日渐公开地表达对「阶级歧视」政策的不满。1925-1927年间，学费双轨制逐步取消，迅速导致相应的社会后果：1930年的统计表明高校学生的工农子弟成分约37，4%20，沦为「来自多数的少数」。

高薪、特权与官员腐败

1918 年6月27日，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出台新的工资规定，各类「专家」的工资上限为1200卢布/月，人民委员为800卢布/月；同期工人职员的薪水下限为350卢布/月。1919年2月，专家的工资上限调至3千卢布/月，1922年最终达到6万卢布/月。不过，货币贬值部分抵消了高薪的实惠。

1919年3月，27等级工资制开始实行。1920年3月，奖金制度死灰复燃；企业管理层也能领取奖金，引起工人的牢骚。官员特权小步溜边儿，四出寻觅突破口。1918年内部补助制合法化21；1919年高级官员、企业经理与总会计师群体获得自行决定工资浮动比例的许可；1922年10月，新订的奖金制度允许向企业经理发放折合全年工资的年终奖；1923年1月，「特种个人工资制」正式亮相，专家层作为一个经济因素站稳脚跟。1925年3月，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决定对106种负责职务（苏维埃、合作社、经济、工会及其它）的工资进行分级；中央委员以下的干部被划为7等，占据了17类工资的最上7类22。政权内部，军事斗争让大批干部习于独断专行，也对标准以外的物质享受滋生兴趣。衰弱的工兵农代表会无力遏止这一趋势；工厂区和贫民区怨声载道却充满灰暗情绪。

满目疮痍的苏俄，上层掌舵者、残存的先进工人与投身红军的进步青年吃力地试图维持工人政权的主导原则。1919年1月，受权制订工资标准的工会召开二大。发言中，工会领袖阿·洛佐夫斯基揭露莫斯科多数工人的薪金仅390卢布/月，部分专家却可拿4500-5000卢布/月；他一针见血地抨击这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廉价行政」背道而驰23。另一位工会活动家施密特如此评论专家的高薪制：「部分专家的工资明显过高，等于鼓励企业管理者作假（扩大高薪发放范围）」24。

同年，俄共九大《致全党同志书》谈到饥荒使面包与珠宝等价，饿殍遍野之际却存在「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政治病，这些人——有时整个领导集体——滥用特权……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散播分化、互相敌视的气氛」25。1920年4月，工会召开三大，决议工资两极的比例不得高于1:826。同年夏，俄共中央确认党内干部分化：有些人「拒绝任何（附加物质）待遇，把一切力量献给工作，不考虑自己前途也不关心个人健康」27，另一类干部充满暴发户气息。1921年全俄苏维埃八大召开，与会者痛陈苏维埃「尚未与资产阶级官僚政治决裂，又遭遇了——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现在我们遭受新旧官僚制度（病症）的双料折磨」28（季诺维也夫）。1921 年3月，俄共十大责成中央委员会和中监委「负起责任，与党员滥用职权及物质优越地位坚决斗争」29。1922年，俄国十一大决议《关于党的巩固与新任务》要求中央委员会「无情制止政权与经济机关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聚敛财富的行径」30。

细心的读者，或许察觉到苏俄政治基调的变化——「党」、「中央委员会」与共和国军委会自信挺胸地发号施令「负起责任」，工人代表会、工厂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怯生生地退避三舍，等待政治局的新决议。各地的破落工厂区时而响起零落的怒骂声，却少有回音。1921年4月4日，彼得格勒「速动」机械厂召开工代会。发言中，一位工人代表公开指斥领袖们忘了本：「当年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大家跟着你们走，心甘情愿牺牲在内战前线。如今你们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那帮玩意儿成天开会，跟我们（工人）断了联系」31（工人舍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