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古代】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第六章 大周天子 一 -- 梦晓半生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周公没有想到，“上海”这个洛邑，原本是为了安置武庚暴动后失败的“殷顽”居住以便集中监控的，在近三百后，却成为了周人自己的避难所：公元前771年，西边陕西镐京的周幽王老大爷由于“烽火戏诸侯”的闹戏演砸了，被犬戎异族攻破镐京，国破身死，儿子周平王被迫带着政府班子东迁来到洛邑。大周朝以此被分为前期的“西周”和周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而“东周”，前后两个时段。而“东周”又细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优美时期。

我们把镜头从新拉回大周朝初年，也就是西周初年。因为周公功大，他儿子被封到山东曲阜，建立鲁国，成为鲁国第一代领导人。

“周小公”带着老爸周公的嘱托，来到鲁国开展工作，受其圣人爸爸的影响，周小公有点文人脾气，生搬硬套他爸爸那套礼义治国方针。他写了长达三十筐竹简的工作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国土著不尊周礼，痛心疾首地说服各个部落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全盘“周”化。曲阜这里一度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遗民也满多的，类似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打造了良好的商业基础。周小公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商人们必须改按中原模式到田野里去，撅着屁股铲地，不许做小买卖。曲阜这里还有好多东夷人，尚武好猎，性格直烈，好在刚刚被周公东征时已经“践”过了――据一些古书说很多男人被去了势，大约就温和多了。但还需要调教，于是周小公按照周礼教当地人“磕头”。

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磕头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是最主流的。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轻一点的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有能力的东夷人还可以选学提高班的课程：振拜，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所以用肃拜。如果你脑子有点乱，搞不明白了，不要紧，这本来就是高级班的课程嘛，不会也罢。

于是，鲁国人忘掉了从前东夷族的尚武传统，讲求亲情礼义、和和美美，大家互相作揖磕头，在山水秀丽资源富足的鲁国，过着束手束脚、不咸不淡的日子。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圣人孔子，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知道，礼仪这种东西很神奇，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大周朝不光磕头有礼仪，走路说话都有分教：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堂入室之后，由于堂室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不要迈大步，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入席就坐的时候不能“横肱”（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而两腿则采取跪坐的姿势。

为什么是跪坐，这里就又有讲究了。一是因为当时室内的照明条件比较差，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摆在地上，餐具也放在矮地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的人们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

如果当时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

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

贴近地面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必须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又要分析当时人穿的衣服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着在上身的称“衣”，穿在下体的称“裳”。“衣裳”两个字即来源于此。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以便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将裳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曰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下体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的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出于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女”（图片）字，就是一个女孩规规矩矩地跪坐着。一直到唐代，我们都是这么跪坐着，屁股压在脚后跟上，这实在是受了裤子设计的限制。因为当时没有裤子，只有原始的裤子，是套在腿部的胫衣（从商朝的绑腿发展来的，是两个裤管绷在小腿上），阴私部位还是没有遮拦，所以外面要用“裙子”遮蔽。这样也就没法坐椅子――高坐在椅子上，也会暴露私处。

到了东周的春秋时代起，人们把上下两截衣裳和而为一，做成深衣（类似袍子），而且通过一种曲裾的设计，把下体的前后两片裙子合围起来，又不影响腿的走路活动。不过这时候还没有裤子。

随着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裤子慢慢出现了，包在小腿上的胫衣（那俩裤筒）向上伸展，包住了大腿，上面又有了裤裆连结起来，可以罩住私处了。但仍然是开裆裤，汉朝人穿了好久的开裆裤，才慢慢过度成死裆裤，于是也可就以坐椅子了，不必再规规矩矩跪坐在席子上了。但这已经是唐朝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说完了大周朝的跪坐，还没来得及说跪坐之后，眼前案子上的东西和堂下放着的鼎数，这些都讲究规格的，包括跪坐的“坐席”都非同小可。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有个孔子的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也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不同级别得人席位不同，离开门得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要不保留间隙，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至于谁给谁铺席子，谁给谁撤席子，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登上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什么人每登一级都要稍微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等等，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都有不同的详细要求，堪称繁文缛节。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要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周小公利用《周礼》，花了三年时间，最终把鲁国的东夷秉性狠狠地整改过来，从而稳定了这个在“周公东征”时反周最凶猛的国家。但它北边的山东临淄却是另一个景致。姜子牙因为功勋盖世，被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是为齐国。作为武人，姜子牙尊重和保留了东夷人传统秉性，也就是尚武精神，其中体现着竞争意识。姜子牙鼓励竞争，发掘有一技之长的专家，重用能人和功臣（而不是像鲁国那样讲求亲情而把任人唯亲）。姜子牙说：一定是能力强、在竞争中出类拔萃的能人才可以重用为官。姜子牙还鼓励经商，不拘一格地搞活经济，开发渔盐，治理盐碱地，鼓励妇女织造，刺激器皿手工艺生产，引导商朝遗民发展商业以补充农业的局限，国力蒸蒸日上，并且保留东夷尚武风格，不停地欺负鲁国，还搞性自由。后来，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第一，还冒出来了一个大能人管仲，也是必然的。看来，什么样的土壤，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周小公虽然利用刻板的周礼把鲁国搞得思想统一，安定团结，但也丧失了变革进去和竞争的精神，最终一直被外国诸侯欺负。而姜子牙的齐国解放思想，经济武力强大，但由于思想解放了，没有周礼秩序的束缚，犯上作乱、政治动荡也频频发生，最终被“田氏”篡权。所以，要么求稳定（像鲁国），要么求发展（像齐国），这两者是一个矛盾。纵观中国的历史，总是牺牲后者以求得前者的为多，我说得没错吧。

上文还提到性自由，这不光是东夷族的文化（齐国有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好地方），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中原地区，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有很多人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