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来说说“彭帅.庐山.为民请命”。 -- 十八亩段

在市区不断堵车，深感即便对比去年此时，交通状况恶化了很多，心中不禁感叹，怎么办？看来路是已经修得够宽了，不大可能再拓，但北京的车一定要更多的，将来这北京可不好出门了。

想想北京的市政府真是不像话，纽约，东京，新加坡，哪个现代化的大城市能主要依靠私家车和的士解决交通问题？要搞公共交通才是正理阿。

骂完忽然有些灰溜溜。

因为发现北京其实到处都是老鼠洞一样的工地，猛然醒悟地铁和轻轨的施工已经开始好几年了，几年之内，大批工程都将竣工。

北京市出了陈希同王宝森，但这样一个出了陈希同王宝森的市政府还是明白早几年开始修修地铁和轻轨的，如果如老萨这样今天堵在车里才琢磨出来，那再修什么也完了，一条地铁总要五六年的工程量吧。

而五九年开始的饥荒，是不需要多少这样远的目光，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八月，如果还不能预料年底的饥荒，那就令人觉得可笑了。或者说，即便从五九年八月开始，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饥荒的危险，让整个国家机器开动起来，他们进行救灾的余地也已经极为有限，那时候又不可能向国际寻求援助的。这恐怕不需要神仙一般的预知能力，当时发现情况不对的远远不止一个彭德怀吧，只不过如彭德怀这样有勇气的，再无第二人。

饥荒不是一下发生的，人祸不是一天造成的，并不是五九年夏天中国人都丰衣足食，钱袋鼓鼓而到了冬天突然一下就变出了三年灾荒。灾难早已在慢慢浸润着中国。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彭德怀只不过是看到了灾难即将发生，而力图用自己的努力使它得以改变。

既然承认三年的灾难是人祸为主，彭德怀试图纠正人祸的努力就是对症之药。过速的公社化，大炼钢铁，其实一场经济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经济危机其实不论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一样会发生的，如果执行社会主义的机构没有如资本论的说法那样科学地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中国在1959年，恰恰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在摸索中，错误不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相反，当时僵化的体制令社会比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

非社会主义情况下，在类似灾难面前，人类有自救的本能，并且能够尽量的趋利避害，而1959年的中国，这种本能已经被束缚，人民相信政府会带领自己走出灾难，并且顽强的跟随着政府的脚步。如果这时候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灾难将无法自行消失而只会南辕北辙的扩大。只有上面改变了，下面才能够开始行动，这也是困难时期延续三年之久的重要原因。权力的集中，伴随的也是责任的集中。

彭德怀的做法，就是试图改变上层的一次拼争。假如为了他自己，他大可以等到灾难发生以后，再来上书，那时他的说服力，乃至于推翻上边的可能性更大些吧。

一个飞行员依靠娴熟的技术将客机安全迫降成功，我们说他挽救了飞机上人们的生命，大约没有人会指责这种说法。总不会说飞机上的人本来就没有受伤，根本没有挽救的必要，你要他们都摔伤了，再一一救护治好才算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吧。

既然如此，在五九年夏天彭德怀的上书难道不能称为为民请命，一定要等到遍地饿孚再上书才叫为民请命么？古来为逆君乱命而强项的为民请命者不计其数，难道一定要君之乱命把国家糟蹋了以后再请命不成？

至于三年困难时期是否真的那样灾难深重，回去问问那个时代的老人就可以知道。

作为小民，大约是灾难到来之前很难觉察的，至少是认为上面有办法的。流沙河回忆五九年秋天看到农民进城疯狂抢购糕点，还振奋的写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也来吃点心了。流沙河先生自嘲自己终究是一个书生，对于灾难的敏感，是不如最早发现饥饿的农民了。那时，距彭帅上书过了几天？

三年自然灾害到什么程度，那个时代的人的纪录太多了，我已不忍枚举，我想每家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不是一部统计数字所能描述的，也无论那数字是多少，也掩盖不住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的祖父过世时，父亲曾经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祖母不放心在西山农场劳动的祖父，让父亲带些食物去看他。父亲骑车直到西山，虽然是篮球队出身的身体，也全身虚汗，因为只吃一点增量法的主食，很快就饿了，但不可能有别的食物。祖父看到父亲到来，让他把吃的原封带回去，并打开一个饼干筒，里面拿出些点心给他吃。父亲看完放心就回家了。然而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时祖父已经断炊多日，浮肿，那几块饼干是他保留下来仅有的食物，他不要父亲带来的食物，是想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几个孩子。

祖父没有死，因为他们一起劳动的一个人藏有一袋黄豆，每天分给他十几粒来吃，就活了下来。白天还要劳动，那人的潜力真是让人想不到。

几十年后，父亲回想起来，还为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领悟祖父无望的心情而伤心。

这样的历史，是不用参看表格中的数字了吧。

彭帅的七万言书，是一九六二年上的吧。

可能，还是不符合您为民请命的要求，那时候，恢复的希望已经出现了。要做到您要求的为民请命，可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