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葡萄兄，我与你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毛泽东的理解与评价 -- 陈经

我们的争论是从对毛泽东的经济问题讨论开始的,这里所要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苏分裂在当时可以避免还是不可以避免.

认为可以避免的那些人认为,当时可以避免中苏分裂并继续一五期间中国发展的良好势头.而我把当时环境中的中苏两国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和我讨论的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中苏分裂是毛泽东的错误.而我认为毛泽东在当时的错误是大跃进而不是中苏分裂.我提出的证明说的很明白,无论是作为当时中共领导集体的决策还是毛泽东的实际作用都没有达到,可以不顾其他人反对一手导致中苏分裂的地步.

而对中苏是否必然走向分裂,既是60年代中国是否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国防为中心的问题,也是中国是否在60年代中有没有和平发展环境的问题.

下面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关于1.1)到底有没有一言堂?一言堂的后果是什么?

从你自己的数据:

59~66年:没有一言堂/经济高速增长;

66年后一言堂/文化大革命、经济剧烈波动;

你第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综述里我有50-60 60-70 70-80年经济增长总量和当时人均GDP增长的列表,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看.我这里说的关于一言堂是说明是关于这段时期毛泽东一个人有没有能力一人左右中苏关系的问题,具体原因和分歧来源我已经在正式回答你问题前简单说明了.我们争论的主要是责任,并没有讨论经济增长速度.

关于2.第二,毛在那时的作为,是为了准备中苏军事交恶吗?文化大革命是内部斗争,内乱有助于抗击外患吗?从苏联立场考虑,如果当时要入侵中国,最合适的时机是不是文革高潮,全国大乱之时?那样毛算英雄还是罪人?

在我本楼和我经济比较中的有关事实说明当时中国的外来威胁不仅有来自美国的台湾的而且在1962年中间还有中印边境冲突,尽管在历史上证明后来的对中国安全环境威胁最大的是来自苏联,尽管59 60苏联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一切协定并撤离中国专家后中苏逐步走向分裂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从中苏联矛盾逐渐升级并在1963年中苏联边境谈判开始摩擦急剧上升后(1965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驳斥苏联外交部指责的时候就严正指出:从1960-1965苏联在中国边境一共制造了5000多起边境冲突与摩擦)中国和苏联都越来越难以保持克制的态度,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不是因为外部原因而是因为国家内部的原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与文革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以三线建设为新国家计划中的核心是符合当时中共领导层决策意志的.发动文革的原因很多,其中在我看来,毛泽东早在1957年关于三大改造后国家建设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出的了结论:把国家的建设中的问题尤其是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归结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这样一步步不断在政治运动中提升这个结论,直至发动文革.无论是不是有文革,在60年代中国都会把国家建设的核心从经济中心转移到加强国防为中心.简单的说,中共在对外问题上是一致的,文革的问题在内而不是在外.

关于问题3.第三,躁进错误人人都会犯,可当理论不符合事实,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是谁不管自己的实践论,一意孤行,错上加错?

在我看来,在当时的环境中,极左的路线始终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文革是这样一种方式的最极端表现,从某中角度说从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从中共本身的历史来看出现极左路线不可避免.而对于国家建设中出现问题的认识分歧,才是后来中国走到文革这一步的关键.正是这些认识分歧,对于之后国内建设的问题矛盾一步步扩大与提升,最后走到了文革.如果当事人是孤家寡人,没有国内党内相当的支持,任谁一意孤行都不可能使中国走到那一步.这里面牵涉的原因很多,对此我的观点总结在我的经济比较建国前三十年综述篇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关于问题4.第四,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很多人支持”,可能理论很完美,但只要不顾现实的蛮干,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强化阶级矛盾,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不管多英明的人当领导,都会“造成重大灾难”。毛泽东该负多大责任并不重要,关键是不要让”极左路线”再一次“不可避免”

这一点完全同意,而且我也多次在不同回复里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要弄清楚对过去问题的原因才能对我们现在关于改革未来的讨论(这里是所有关于毛泽东争论的起点,是对建国前三十年认识的问题)产生积极作用.我所反对的是把当时所有问题归结在某一个人或者说一个领导人身上,就象今天把中国改革的问题尤其是民怨民愤极大的三大改革问题简单的归结到某一群体身上一样.这样做不仅无助于我们现在的讨论,更会误导我们对问题的清醒认识.

• 把毛泽东对中苏分裂关系负主要责任我看是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