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抗战后国共内战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争论 -- q42474112

关于抗战后国共内战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争论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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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5-09-12 14:13:09

统合大陆刘统研究员及杨奎松教授的资料， 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从苏军手中接受了大量的原日军武器，另外还运出大量的日军工厂设备建成子弹炮弹生产厂及军备维修厂。此后又以以粮食换武器，以黄金换武器等方式从苏联驻东北部队和苏联驻北朝部队手中换得一批武器。另外朝鲜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原属日军的战略物资，其中很多是无条件援助的。本人亦曾从网上看过大陆媒体的一些资料，其中称朝鲜政府曾接收大量的中共伤兵在朝鲜进行治疗休养。从苏军及朝鲜手中得到大量援助是中共在内战中胜利的极重要的原因。而据杨奎松的资料：“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捷克制造的轻武器在世界上是比较有名气的，上贴者注)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这个资料如果是真实的话，说明苏军曾给以中共方面苏制武器。 而据台湾国民党的资料，他们称苏军曾给以中共军队二战时英国援苏的武器。杨奎松提到的苏军提供的苏制武器实际上是不是英制援苏武器？这还待史家考证。

关于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否得到过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一事，针对杨奎松的观点，军事科学院刘统曾专门发文予以质疑和驳斥，此文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四期。事实真相对于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而言，应该是不难辨明的。兹将原文贴上，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刘统

近读杨奎松先生所着《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以下简称《恩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解放战争中，“ 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论点，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1]这叁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为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我们现存的历史档案中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各解放区部队陆续进入东北的初期阶段，不断受到苏联东北占领军的限制和排斥。苏联方面反复无常的态度，给东北野战军开辟东北根据地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但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签有条约，中共军队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苏方的不安。9月14日，苏军驻东北最高司令宫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联络官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去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苏军方面的立场是：“（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联）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苏方的态度是严守中立，并未给中共方面任何优待。[2]但曾克林在向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时，将东北情况说得非常乐观。据中共中央9月16日给各解放区的情况通报中针述曾克林妁话说：“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为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红军不允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军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任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器，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3]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9月15日当天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去沈阳。彭真等走后，刘少奇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称这是“千载一时之机”。

随后，刘少奇还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轻装前往东北接收武器，开辟根据地，掀起了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大战略行动。彭真等到达沈阳后，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情况也根本不像曾克林所说“枪支弹药可以随便拿到”，而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追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他表示：“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4]此时，各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已经上路。因上级说到东北可以领到新武器装备，许多部队出发前将重武器留给根据地兄弟部队，只带了少量枪支弹药。当1945年底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武器可资补充。此时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已从秦皇岛登陆，向锦州、沈阳步步逼近。

而苏方为了履行与国民党的约定，于11月19日强迫中共东北局离开沈阳，并规定中长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当局。为此，中共中央被迫改变策略，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对大城市的占领，在农村开辟根据地。[5]由于苏方许诺的援助落空和对中共的排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3师是进军东北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主力部队，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时，黄向中央报告情况说：“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6]当时各主力部队都寄希望于李运昌部，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补充主力部队。但是李运昌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东北局组织李运昌部“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9万发在内），叁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鞋、帽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

但是各部队并没有得到，经调查后李运昌承认：“由叶柏寿及马叁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又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部补充黄（克诚）梁（兴初）师，后因该部来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结果，黄克诚师实际得到的武器是“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7]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

在武器装备远劣于国民党军的状态下，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战略。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要求进入东北各部队作长期打算，在东满、西满、北满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地、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他强调： “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8]依靠苏方提供援助的话，这里一个宇也没有提。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彻底丢掉幻想，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恩怨》一书中所说苏方向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几十万人装备的叙述，实属子虚乌有。

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壮大，虽然只有短短3年，却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那么，东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是怎样发展的呢？这里根据历史档案资料，作一简要回顾：炮兵的发展是最典型的例子。据四野司令部编成的《日寇投降后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实力统计表》计算，1945年底，东北野战军总数为107959人，拥有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个、追击炮64门。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9]这个基础比关内的山东野战军要差得多。说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未得到任何外来援助的重武器，连枪支都补充得极少。因此，东北野战军在建立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将各部队分散开来，搜集日伪散落的武器，并进行剿匪，以此作为扩充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

炮兵的总结说：“东北炮兵建设中火炮的来源全靠战斗中缴获，或由各地搜集敌伪遗弃或撤退不及散藏各处的火炮来装备自己。这些火炮都是经过敌人破坏分散而遗弃下来的残缺不全的火炮，不经过修理是不能使用的。因此我们建设炮兵必须同时建设炮工，建设炮工和建设炮兵是分不开的。”在朱瑞领导下，炮兵干部“在抚顺收集了20余门高射炮，在沈阳抢出几辆坦克，在抚顺、通化等地收集了几十辆汽车。移师牡丹江后更派人四处搜山，先后在镜泊湖、阿尔山等地收集了上百门山、野、榴弹炮及各种零件近万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叁个榴弹炮团，并由南满炮兵旅拨来一个炮兵团（收集的山炮全交给了纵队）、一个高射炮大队、一个战车大队。”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其中，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300余门。[10]半数左右的炮经过修理可以使用，山炮、迫击炮分到各纵队，重炮集中使用，组成特种兵纵队，亦称“炮纵”。在1949年初“叁下江南”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首次使用了重炮，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可以说，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拾破烂”建立起来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军工的创业同炮兵一样，也是白手起家。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下属的兵工部部长韩振纪，带领一批关内来的干部在南满通化建立最初的兵工生产基地。国民党军侵占南满后，韩振纪等带着机器和原料经北朝鲜转移到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成为东北野战军第一个正规的兵工基地。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机器少、资金缺，没有技术人员。他们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开展生产，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大连、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鸡西、辑安、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修械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基本满足了野战军作战需要。[11]毛泽东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寄予厚望。 1947年7月10日，他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12]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于1947年9月召开第一次军工会议，统一组织，分工生产，增加产量，担负起支援关内解放战争弹药供应的重任。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大转折。中共占有了东北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县城和中等城市，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东北军工事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原料问题基本解决，工厂设备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有分工的规模生产格局。据建新公司1948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军工一厂完成山炮弹弹体77000多个、弹壳11000多个；二厂完成引信80000多个、底火38000多个。火药厂生产无烟火药17吨，化学厂生产硫酸2000多吨，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1200多吨。机械厂生产出冲压机、水压机等军工生产急需的机械。军事上和经济建设用的铁丝、木板、锅炉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各地。此外，大连生产的收发报机、电话等通讯设备、药品，也是解放区的主要来源。[13]到1948年6月底，东北军区军工部共有大小工厂55个、工人10000多、干部25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家业，基本上可以满足野战军在东北的作战需求。当时，东北局特派李一氓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管对关内务解放区的供应和贸易工作。东北局还作出决定：1947年9月东北军工会议确定的由大连制造24万发炮弹供应关内的计划不变。 1948年要扩大炮弹、引信、叁酸的生产，恢复炼焦厂，制造黄色炸药，仿造子弹机器，恢复扩大安东和南满的有色金属矿，保障大连的军工原料。这些工作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落实。[14]

1948年是东北局势全面扭转的一年。东北野战军在多次战役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军工生产也形成规模，基本保证了部队作战的弹药需求。 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东北叁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分散游击的生产到形成规模集中生产，从枪械维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取得了显着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有力地援助了关内的解放战争。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将士和后方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不是单纯依靠苏联的援助取得的。如果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的。

如果考察一下《恩怨》一书中提供的数字，不难看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书中第235页写到：“据东北局报告，苏方已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并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以想象，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炮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遗憾的是，这个材料未注明出处。从前面引述的朱瑞报告看，苏军在1945年11月撤出沈阳前并没有给我军什么炮弹。再有，《恩怨》第251页引注1记录苏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坦克约600余辆、飞机800余架之事，也是无中生有。

根据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统计，从1945年、12月组建战车部队开始，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搜集、缴获的坦克有中型坦克23辆、轻型坦克31辆。锦州战役使用坦克最多，也仅有15辆。[16]飞机则更少，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建立航空学校（亦称“东北老航校”），搜集了100余架破旧的日式飞机，经过修理有30余架可以使用。后来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开始训练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由于飞机中多数是教练机；无法形成战斗力。东北解放战争中我野战军一直没有使用飞机作战，只是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那么，苏联究竟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哪些帮助呢？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讨论会上，原四野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说：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 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18]刘亚楼提到的购买武器，当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仅剩下北满和南满临江等少数根据地，部队损失大，武器弹药缺乏。东北局一面根据“七七决议”建立农村根地，进行剿匪斗争；一面整顿部队，补充兵员和武器。面临国民党军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压力，东北局于1946年10月19日报告中央：“东北斗争之能否站住与发展，关系全国将来形势转变甚大。这里主要的特点是能依靠国际联系建立有重武器装备的军队。”[19]当时苏联因自然灾害缺乏粮食，希望从东北进口粮食。野战军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两次拒绝了中共的要求。

刘亚楼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北满根据地在粮食和铁路运输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动员群众，在短时期内征集了100万吨粮食出口。当时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20]在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则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重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提出的24个车皮物资；第叁批是朱瑞提出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个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东北局办事处的同志们为朝鲜同志的热情帮助而深受感动，他们回忆：“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21]这一时期中共方面究竟从苏联和朝鲜购买了多少武器，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但绝不会有苏联方面的资料说得那样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证一下东北野战军各时期武器装备的统计。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1947年4月夏季攻势前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22]这期间野战军进行了“叁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缴获不是很多。除去剿匪所得、各部搜集修复补充的武器，数字间的差额中应有一部分是从苏联购买和朝鲜援助的武器。这个差额，与《恩怨》一书中列举的数字依然相距甚大。本文用了这么多笔墨，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感到：近年来关于中国革命和领袖题材的作品甚多，但有一股不正之风。有的作者不去认真研究历史，不注重史实的考证，热衷于编造”“秘闻”，任意发挥，伪造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对于那些所谓“纪实文学”，不值得我们花费精力去评论。

因为它是演义和野史，不属于历史着作的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也有人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这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都是有害无益的。笔者赞同金冲及先生在《恩怨》一书序言中说的话： “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本文力求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愿与杨奎松先生共勉。

注释

[1]田时雨：《东北接收叁年灾祸罪言》，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36章。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叁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4]《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5]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6]军委一局：《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

[7][19]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1960年编。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9][15][16][22]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叁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

0月。[10]朱瑞：《东北炮兵建设概括报告》，1947年3月。

[11]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军工部工作情形汇报》，1947年9月。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

[13]《大连军事工业报告摘要》，1948年10月。

[14]《东北局致中央的报告》，1948年6月30日。

[17]《当代中国空军》，绪论。

[18]刘亚楼：《在四野战史编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载《辽沈决战》

下册。

[21]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载《辽

沈决战》上册。

（本文作者：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100091）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杨奎松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 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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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5-09-12 14:13:42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三、 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杨奎松简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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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不再注。

[3]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4] 以下凡引自该文之内容，均不再加注。

[5] 即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笔者谨从刘文，均以东北野战军称之。

[6] 刘文关于“重炮”的概念似乎仅指榴弹炮和野炮。如刘文在谈到朱瑞领导下的炮兵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时，提到其中有榴弹炮、野炮、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称除重炮集中使用外，其他山炮、迫击炮等均分到各部队。

[7] 东北局1945年10月25日致中央电原文在说明苏军决定交我之工厂及装备时清楚地写道，抚顺一处的炮弹“即有叁百万发”。

[8] 例如林彪、彭真1946年2月23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就把迫击炮炮弹也计算在各种炮弹之中。转见唐洪森著：《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分区司令部整理：《沙子岭战斗总结》（初稿），唐洪森前引书，第255页。

[10] 转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2日）。

[11] 解放战争期间，仅旅大地区就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刘文中提到的大连生产的收发报设备、药品等，更是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苏中合营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来东北军事工业发展总结》（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

[13] 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4] 实际上这种援助绝非简单的一个武器问题。它还包括预先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和工厂矿山，包括派遣专家帮助大量修复铁路、桥梁等各种交通设施，更包括开展双边贸易，建立合营公司，帮助中共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仅贸易一项，双方交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解放东北。О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Москва, 1977.

[15] 两者的回忆录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也甚明显。见曾克林：《曾克林将军回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23－125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1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1日）。

[17]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18] 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12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等。另外由北面还运去12000支步枪和300挺机枪。

[19] 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其中野炮明显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都不存在。

[20]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21] 彭真9月21日电已说明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前引书，第126－132页。

[22] 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锦州市委党史办1987年编印，第44页。

[23] 《东北局致中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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