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解读晚年周恩来 -- 土豆王老五

先说明一下：

由于在网上找不到《晚年周恩来》的电子版，又没有OCR软件, 只好自己对着书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了，用的是微软的拼音输入，很慢，所以只节选了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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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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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34]。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

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价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见的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一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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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访问记登奎谈话纪录，1988年春

第二章 文革之初的“保持晚节”心态 （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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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 当时蒋介石年事已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闹得太僵[53]。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不想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象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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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转引自中央档案材料

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177-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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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做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62]，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志忠于的毛泽东有意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63]。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个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流露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64]这样一类内心剖白，差不多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世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的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时候，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他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 ---- 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铤而走险，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由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 ----这一复杂心态的隐讳吐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始终佩戴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头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面，籍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戴这枚像章绝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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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周恩来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3日。

[63]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2月15日。

[64]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6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