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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 -- 语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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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我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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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至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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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议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

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

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一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 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14.87%。

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要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要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平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必然会造成减产的效果。

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1959年4月22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

为了急于建新居民点,事先拆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有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决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啮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由于过高的估计亩产量,不少地区过早的进行园田化,以1/3土地耕种,1/3土地停荒(即休耕,编者注),1/3土地植树木花草以供观赏,把远景规划当作行动口号。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影响下,以及农村中劳动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积,比1957年减少9000万亩左右。1958年大跃进,农业也是特大丰年,但因各种浪费,库存粮食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减少了!这种情况,如果一旦遭遇较为严重些的自然灾害,将要出现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工业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设范围太宽,投资过多,材料缺又加上分散使用,许多限额以内的工厂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可以缓建,甚至几年之内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赶工建成。原料生产建设一般落后于加工业,使许多加工工厂经常吃不饱或技术太差,不能不停工,结果修制两误,职工也增加过多,不少工厂人有备份,工资总额直线上升,但原材料均无储备,一失平衡,不能马上调整,结果是资金积压,浪费很大,成本过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在我国现在物资基础这样薄弱时,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堵,这样做不仅不能多出口猪肉,反而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于发展养猪不利,也就会减少猪肉出口。

在全民办教育的口号下,入学人数成千万地增加,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大量改革,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人员脱离生产,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将会影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妨害大跃进,也就会真正妨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人售货也几乎成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在北京市区和郊区,是很普遍的。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所有采用无人售货者,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少则千元,多至万元。某些单位反映经营不错,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开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什么是特殊表现呢?因为它是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等美名誉词的掩饰下进行的,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众觉悟的大帽子,谁也就不敢提意见了。群众觉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无人售货那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风格有没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越多越好。现时这些先进分子,在绝对数字上是不少的,但是在相对数字上,所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只有这些先进分子占多数时,还要加上从经济发展状况去考虑,在这两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无人售货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能做得到的事。

抢先思想,争先恐后的放卫星,报捷报喜,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存在的。还有某些同志认为“左”比右奸,“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党内严重缺乏民主生活,这一问题在地委和县委两级也是值得注意的。还有任务繁重,什么都要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严肃认真负责者,忙乱不堪,疲倦已极;官僚主义者,置若罔闻,其结果都是办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纠正“左”的现象,克服歪风,还要用一把大力才行。

以上这些就是我7月14日写信给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动机。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有无参考价值,请主席斟酌。我没有想到主席会把此信印发到会同志,如果我当时想到写信会要印发的话,那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当时也看到有右倾萌芽,但认为“左”还是主要的。这封信印发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组会上做了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会已经决定要开中央全会。

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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