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歼7M型飞机诞生记：临阵磨枪 -- georgenine

与约旦的合同，1981年6月签字，8月付预定金后生效。

　　1981年7月，我们的一架飞机在外场发生一等事故，最高当局作了严厉的批示。才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复苏过来的我们厂，开始进行全面质量整顿，莫文祥部长率工作组来厂蹲点。飞机生产线上国产雷达出不来，发动机又常出问题，飞机出不了厂；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进展缓慢，工办很不满意。现在又加上一个出口合同，与引进工作交叉在一起。我们的确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好在谢明厂长一贯对我支持和鼓励，使我能沉着应付。

　　章克文同志的这个电话，断绝了我们歼7ⅡA型飞机为空军提供好装备的单相思，只能被迫把劲使在作好善后工作上去。咬紧牙关，不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失，不让部里赔冤枉钱，不让引进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最大的风险和担子都要担起来。

　　的确，我们的风险够大了。第一，全部引进生产线的7个专业厂和参加学技术的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这个项目了，领导机关的联合办公室也撤消了，全部专业技术工作只能由我们飞机厂自己来承担。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弹道参数，本来是有现成的，但兄弟单位退出后不给了，我们只好下决心自己搞，并且逼着我们自己学火控精度计算。我动员陈金琰同志从气动计算专业上转过来带人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约旦要改型的飞机，不仅进度急，而且改型项目多，没有技术鉴定定型的时间，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一次成功。比如他们坚持在机翼上不仅能装“玛特拉”R550型红外格斗导弹，而且要外加一对挂架增加一对机翼副油箱。5月份我在京参加对约谈判，他们非常明确地说，不加机翼副油箱，飞机就不要了，我们只好咬咬牙，答应他们。我说在技术上加副油箱重心配不过来，必须加配重，他们说宁可加配重也要改，就当场敲定了。我内心想的是进度太紧。

　　第三，进度问题更突出的是引进航电设备满足不了飞机出口的进度，研制批新设备试飞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及时处理好吗？指标精度能达到吗？新设备投入生产后没有我们先用一段时间的熟悉考验期，会出洋相吗？更何况合同订的飞机出口时间要早于引进合同的设备进口时间半年。但飞机出口时间晚了约旦就不要飞机了，这个风险，陈部长说就冒了，我们看也只能如此。我们飞机厂答应的话是简单的，但这是一付千斤重担。

　　两个合同如此复杂交叉，我们并不愿意，但又是自愿的，我们没有向部里讨价还价，我们甘冒风险。

　　1981年9月10日，陈少中副部长带工作组来厂，在我们招待所召开有20个厂所参加的歼7B型和M型飞机技术经济协调会，即有名的7819会议。

　　在此以前，9月1日莫文祥部长即对我们说“出口约旦的合同，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必须统一思想，打好这一硬仗。”

　　事实上的确如此。要救活引进合同，只能抓住唯一的出口机会，而要达成出口合同，又必须答应对方的进度和技术要求。三机部和我们厂都被逼上了梁山。

　　所以陈部长在7819会议上说：“歼7B型机和歼7M型机，要一次试成，要冒这个风险。总设计师要给下边承担责任，部长要给总设计师承担责任。无限风光在险峰。搞成了，工厂算闯了路子，要请国务院给你们半吨重的勋章。做好这篇文章，要打105分。”

　　挂半吨重的勋章，我们没有这个奢望，我们国家也不兴这个，但争取打105分，倒是有此雄心的。实际我们厂面临的这个工程，不是两个改型机型而是三个改型机型（还有歼7ⅡA）同时并进。要搞好它，不象放原子弹、放卫星那样一鸣惊人，但摆在一个厂的力量面前，是够掂量的。何况我们厂还有企业整顿、Ⅲ型研制、批生产等等任务。

　　出口合同的16个月内即1982年，就要交付20架歼7B型机。B型机要改进飞行员弹射救生性能，要提高飞机成附件寿命，并必须装上红外格斗导弹。当时我们国内没有“玛特拉”红外格斗导弹，处理设计交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出口的飞机即能装它，就应该试验验证，不能一挂了事。

　　试什么呢？导弹挂架是改型的，转接具是我们新设计的，悬挂后外形、气动性能、重量均起了变化，电源系统采用了静止变流器，这些，要进行风洞试验，系统功能试验、强度试验、地面共振试验、空中投放试验等。而更重要的，要进行防止空中停车和武器发射的一系列试验。格斗导弹采用丁羟复合炸药，总冲和比冲高，烟雾大，对我们泼辣性不好的涡喷7乙发动机易于引起空中停车，所以必需采取防止空中停车的措施，即飞机上有一套联锁点火装置，发动机改为煤油启动，以避免汽油在高空产生气塞。设计的联锁点火装置连同改装的发动机，由设计所副所长沈泳沅同志主管，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作了18次地面小火箭吞烟试验，24次空中吞烟试验，结果可行之后，再改装上飞机，由我们厂自己作实弹试飞。

　　1982年10月，歼7B型机由副总陶发宽同志带队转场至西昌试飞。不料，第一次发射火箭弹即发生了空中停车。幸而改型的发动机我们已进行4次空中停车后一次启动成功的试验，这次意外的停车，空中启动也成功了，飞机安全返航了。但如吞烟后会空中停车，打起仗来是不容许的。这事可大了，年底要交出20架飞机呀。我带着铅块似的心情，赶到了西昌。

　　试飞员李湘君大队长反映，发射导弹后，飞机被黑烟罩住约一秒钟，飞机颠簸似骑野马约10秒钟，并且风档一片模糊，影响进场着陆。我看了飞机：发射架、进气道、中锥、垂尾前部、风档玻璃有一片白色沉淀物，发射架前端有局部烧蚀痕迹。查看了仪器纪录后与大家分析停车原因，原来一是联锁点火时间稍晚于飞机吞烟时间，二是飞行员没有掌握好发射导弹后的飞行姿态，飞机大量地吞了烟。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改进再试，年底交飞机，来不及了。我们决定冒一次风险，飞机改进后先交出去再补做试验，于是把我们的技术分析报告给部里。经部批准，20架歼7B型飞机年底按合同交付装箱发运。以后在1983年8月，我们转场至一基地进行了5次空中实弹射击，都未发生空中停车，我们这才放了心。

　　两架改型的歼7ⅡA型飞机，除装备从马可尼等公司引进的7项航电设备以外，还装有7项国产新设备，飞机上作了上移空速管等11项改进。1979年10月三机部在我厂召开了有空军、四机部及其它厂所参加的方案论证会和成品协调会。1980年7月引进合同签订后，三机部于1980年10月向我厂下达了歼7ⅡA改型任务，并同意我厂上报歼7ⅡA型飞机总方案向总参转报。

　　引进工作中，合同签订后我们与英方进行了5轮技术协调，签署了接口控制文件，讨论和制订了设备试飞的大纲，向英方提供了各项武器的弹道参数，核算了系统精度；通过预研机的试飞，向英方提供了空速管激波修正量、改进传感器修正曲线，雷达高度表天线造型、电台天线配置方案；审签了马可尼起草的飞机安全试验程序等4类程序；派人参加了英方的各项试验及4套预生产型设备及地面系统试验台的验收，按英方技术要求在我厂建立了一个系统试验的工程试验室。所有这些，对我们厂来讲都是全新的业务，如果引进工作按原定计划进行，其中很多工作可以依靠各设备的引进厂和专业研究所，但现在不行了，逼着我们自己一边学一边干，在探索中一步一步前进。

　　1982年10月，两架全新的歼7ⅡA型飞机，经过工厂调整试飞后，转场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全面鉴定试飞。国内第一架装平视显示器的飞机首飞的飞行员是我们试飞大队副大队长余明文同志。在我厂及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共试飞212个起落，包括在大连的雷达精度试飞。事先有4名试飞员曾赴英接受培训。

　　试飞中，各项引进设备不断发现故障。这些从客观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平显显示重影、抖动、中断；雷达高度表低高度及高高度乱告警；照相枪卡片漏光；静止变流器三相不平衡；大气计算机输出达不到警告范围；电台发射时啸叫等等，特别是测距雷达截获进气道和截获地杂波两大难题，解决它们真是费了不少周折。解决这些引进设备故障主要要英方处理，但是有时扯皮扯得很厉害。他们往往要找飞机或飞行中的毛病，说你飞机有干扰呀，安装得不好呀！或者干脆说这不是问题，想蒙混过关。反正我们要卡住试飞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也得有技术上的说服力，客观上逼着我们的技术人员往技术深度钻。

　　1983年7月，我们飞机在大连试飞，我率人去大连与英方谈判，10月又去北戴河与英方谈判，1984年1月去英国催促验收，往往都是在几天的唇枪舌剑之后，才最后碰杯谈友谊了事的。在大连那次，英方善于扯皮的技术经理硬说雷达是好的，只是飞机在航路上遇到了山头或大树，所以截获了不应有的地杂波，而且逼着我们马上把数据从西安送来，可是我们分析飞行线路上没有那么高的山，决不是这个原因。后来他又说除非是脉冲多卜勒雷达，否则总会有地杂波，好象技术规范不对。我们分析后要他改进内部线路，他又说了可以改，但一要有足够时间，二要影响距离分辨率和试飞结果扯皮扯得没完没了。我们必须在卡住质量和保证进度之间作出最好的选择，因为飞机出口进度等着要合格的装机设备。改进，再试飞，再讨论，几次一反复，而且设备改进只能在英国，进度拖了。

　　向英方交待他们拖了进度，他们拿出日记说，你们试飞拖了进度，哪到哪天本来可以飞，你没有飞，使我们哭笑不得。英国佬的工作比我们细，习惯也好，他们出差在中国，每天都有详细的工作日记，而且每天要中方代表审定认可，日后可以作为正式依据。而我们往往忙了一天之后，就只想明天如何了，不严密。后来谈的过程中，他们又把开始执行合同时，我们国内动摇，与他们几次说退合同，我方推迟派人出国、谈接口拖后5个月等原因，认定导致合同拖进度是中方的过失，我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不好说。

　　在装机试验前，我们及时发现了飞机上的国产风档玻璃光学质量差，用平显较靶镜校靶不行，于是决定紧急从英国“三重”公司引进光学质量较好的风档防鸟撞玻璃，这就又增加了一项配套引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