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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迷信西方(特斯拉)的中国落入新能源产业陷阱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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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中国的组织力来自于马列,更来自儒家和法家共同形成的中央集权

组织力与历史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制度有关。

日本民族组织力比较强,与他们处于地震海啸高发地区,以及从正德太子时期接受的中国儒家文化,并且把儒家经典中的和为贵写入宪法,并且自称大和民族有关。

中国的组织力首先与马列,毛泽东思想有关,中国的土地的国有制,毛泽东奠定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等等对中国政府的组织力影响很大,例如由于土地国有化导致中国征地更容易得多,也因此导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遥遥领先。

其次,中国的组织力与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有关,在中央集权体制里面,政府官员主要向上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的提拔与政绩相关而不是选票相关。

这种官员的向上负责,或者说向决策中心负责,就导致一旦决策中心做了正确的部署,国家机器执行的统一性,同步性,协调性要强很多,这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多次抢险救灾过程中各级官员以及人民子弟兵的表现当中。

例如98抗洪,汶川地震等等事件中国,各级官员,公务员,以及子弟兵的表现远远强过其他国家,比日本都要好很多,比西方国家更要好很多这就是中国体制的组织力优势。

另外,组织力还体现在企业这个更加微观的组织中,根据我对造船业的观察,东亚造船厂能够比西方造船厂更容易的接纳首先由日本开创的一整套新模式(造船业的lean production,与汽车业丰田创造的模式差不多),原因在于东亚的中日韩文化详相近,都是儒家传统文化浸润的地区。

儒家传统文化浸润的地区,只要企业对职员好,职员就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因此可以更倾力的付出。

反之,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就开始的法治精神,个人自由的文化,使得西方人更多的从法律角度考察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而更没有从企业长远发展的利益而舍去自己短期权利的习惯,因此在更需要组织调整,工时调整(例如一种自动半自动机器的应用常常意味着原有工序工人的财务损失,他会因此丢失他原本有的工时收入,甚至办公室搬办公桌都必须由工人搬,否则工人会投诉)的大工业生产中,工人过多的计较自己的权利就导致企业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受到相当阻碍。

因此以造船厂而言,西方从70年代开始努力的学习日本造船方式,但总是学不通,中韩却学的快得多。

造船业形成中日韩三强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相对优势的体现。

当然西方文化,个人主义文化也有很多优点,西方人更善于条分缕析,更善于立法制定国内国际规则以及科学研究等等。

所谓科学即分科而学,这一点确实是西方人的优势,以后中国人能不能够更加普遍的深入的学会这样的逻辑思维还需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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