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第四章战役的物理环境和双方力量对比 -- 镐梓

已经提出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力量的定量比较表明，双方都具有产生强大战斗力的潜力，或者 FM 3-0 所定义的“战斗能力”。然而，除非在战场上需要时发挥这种潜力，否则拥有潜力就毫无意义。只有当可用的军事资产的潜在能力真正成为破坏性或破坏性力量时，这些资产才有价值。然后这些资产成为降低敌人战斗力的手段，最终达到敌人要么被摧毁，要么被迫投降的地步。

FM 3-0 描述了军事资产成为战斗力的过程，即组合和应用所谓的战斗力要素。这些要素是机动、火力、领导力、保护和信息。它们是指挥官用来产生预期效果的基石——发展破坏性力量并降低敌人的战斗能力。共产党和国民党力量的定量比较表明，国民党军队具有产生战斗力的巨大潜力，而共产党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这种定性比较着眼于双方在战斗力五要素，并为理解为什么随着淮海战役的发展，国民党未能做得更好而共产党如此成功提供了基础。

火力是战斗力的一个要素，国民党在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能力和应用方面都具有优势。在战役前夕对双方可用武器的定量比较表明，国民党具有产生破坏力的巨大潜力。他们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装甲、更多更重的迫击炮，以及一支空军。然而，可用的装甲数量不足以在如此广阔的战役区域内产生重大影响。分散坦克以支持步兵行动进一步减轻了它们的影响。作战现场缺乏整体联合指挥部阻碍了空军贡献火力的能力。如表 5 所示，徐州的国民党空中资产不在徐州剿总的指挥下，因此难以协调地面和空中行动。此外，飞机和地面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不佳以及缺乏近距离空中支援训练，使空军难以有效地为地面战斗做出贡献。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国民党能够利用他们在武器方面的优势来支配共产党军队。然而，由于战斗力的其他要素的弱点，这种主导地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随着战役的发展，因为共产党人能够操纵和集中他们较少的火炮，在每场重大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们都有火力优势。

火力和机动相辅相成。根据 FM 3-0 的说法，“火力通过摧毁敌军并限制他对抗友军行动的能力来增强机动的效果。机动为有效使用火力创造了条件。“在淮海战役期间，共产党人使用机动手段将他们的火力用于对付国民党。他们还使用机动来创造削弱国民党火炮效果的条件。

从战斗力的机动要素来看，国民党也拥有某些资产，这些资产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机动潜力。国民党可以利用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沿铁路快速将部队、装备和补给品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国民党军队也比解放军更摩托化、更机械化。此外，国民党空军有可能迅速远距离空运有限数量的部队和补给，并迅速向任何战场增加火力。

然而，实际上，这些潜在的机动优势领域意义不大。依靠铁路提供后勤支持造成了明显的脆弱区域，必须进行防御并限制了机动选择。在道路网络较差的地区移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很困难。缺乏机场限制了空中支援，无论是攻击共产党部队还是运送人员和物资。此外，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收集能力较弱，夜间战斗不佳，养成了防御心态；指挥结构过于集中，太多的事情必须提交给南京的总参谋部来决定，而且往往要等到蒋介石审查问题并作出判决后才采取行动。到那时，机动可能性的好处早已消失。

就共产党人而言，自 1927 年解放军成立以来，机动一直是他们作战学说的核心。解放军在规模和火力上不敌当时的国民党和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军队，解放军依靠机动来保护其部队并为其战斗设定有利条件。1928 年初，红军 （PLA） 采用了以下以机动为中心的游击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6 年 12 月，毛泽东提醒陕北红军大校的学生，红军需要“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注：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解放军于 1947 年 12 月制定的作战原则继续强调机动的重要性。

粟裕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动。通过在国民党部队之间插入部队，他试图实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他的许多纵队都在进行战术防御，即使他们为作战级别的进攻做出了贡献。通过机动，粟裕寻求达成意外，制造心理冲击，建立和保持势头，占据有利位置，并获得道德主导权。粟裕认为，快速、深入的机动很快就会在地面上形成一种局面，确保第七兵团被摧毁。火力并不是实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为了遵守孙子的告诫，避开敌人强的地方，向空虚的地方进攻，粟裕命令他的指挥官不要卷入会减慢他们前进速度的战斗，而是让他们的部队继续前进，直到所有第七兵团部队被包围。

为了实现粟裕的愿景，作战规划和准备工作密切关注将机动拼图的各个部分放在适当的位置。一个有效的情报收集网络提供了有关国民党军队部署和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详细信息。根据这些情报，粟裕悄悄地将他的纵队集中起来，并将它们向前移动到使解放军在战役开始前获得位置优势的位置。高级指挥官开会讨论在这种规模的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指挥、控制和通信问题。指挥链布置清晰，以促进协调。强调对大胆、灵活和速度的需求。也许最重要的是，创建了一个能够支持作战级机动的大型综合后勤系统。

除了动员起来为济南战役运送物资的 500,000 名平民外，还增加了 600,000 人。其中 142,000 名劳工被指派随部队移动。在战役开始并决定扩大作战规模后，该系统变得更大。最终，如表 6 所示，超过 500 万男性作为劳工将物资运送到前线。因为该系统主要依靠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运行，所以速度很慢，但也很灵活。无论战斗部队走到哪里，补给搬运工很快就紧随其后，使用运河、道路、河流、马车小径，甚至步道将补给品运送到前方。补给系统的步行机动性补充了解放军的步行机动性，并增强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机动能力。最后，共产党后勤系统能够长时间维持分布在广阔地区的庞大的部队的能力，在共产党的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表6

根据 FM 3-0 的说法，保护是“保留一支部队的战斗潜力，以便指挥官可以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最大的力量。“在战斗力的这一要素中，优势显然在于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保留军事能力以备将来使用一直是解放军信条的一部分。1936 年，毛泽东曾表示一个简单的武力保护公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48 年，解放军的作战原则仍然遵循这一策略，指挥官被指示在无法保证胜利或伤亡可能很高的情况下不要打仗。在淮海战役的规划、准备和执行过程中，保护部队是一个持续的考虑因素。

淮海战役的作战概念反映了粟裕对部队保护的关注。机动用于削弱第七兵团进行连贯防御的能力。被指派保持战场孤立任务的封锁部队是利用大运河加强防御。徐州东北和西北的纵队将进行机动，以制造这座城市是主要目标的印象，从而使国民党指挥官不愿派遣大部队解救第七兵团。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以隐藏华野向南移动，以躲避地面上的国民党特工。有效地利用隐蔽、掩护、分散移动和黑暗，使移动的部队及其补给不被国民党侦察机发现。

在战役期间，共产党人继续使用机动来对抗国民党的火力来保护他们的部队。他们致力于改进步兵突击战术和步炮协调。他们改进了野战防御工事。他们还实施了一项综合计划，以维持单兵的士气。

共产党人通过解决士兵的物质和心理需求来保持高昂的士气。首先，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至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其次，中野和华野内部的各级党委定期召开会议，解释对国民党的战争的重要性，以及每个人对战争的贡献的重要性。战斗中的英勇得到了认可，模范士兵被纳入中共。困难被公平地分担，士兵的意见在所谓的“军事民主”框架内受到欢迎。通过建立良好的士气，这项计划有助于在军队中促进和保持进攻精神。此外，通过创造优于国民党军队的条件，该计划使解放军更容易招募被俘的国民党战俘加入其队伍。

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在徐州-蚌埠地区的部署，在防护方面并不好。他们分散在他们赖以补给的单一铁路线上，这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华野-中野作战级别的机动和火力的影响。这种倾向也使他们处于一种机动劣势而他们没有很快纠正它。在战术层面，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了国民党战斗工兵快速构建强大野战防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共产党在战役期间摧毁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的努力变得非常复杂。然而，抵消这种能力的是国民党在越野机动、夜间战斗以及在移动时保持有效指挥和控制方面的缺点。这些弱点使共产党人能够孤立和包围从连队到集团军群的各个层面的国民党力量。一旦部队被包围并且救援显然是不可能时，野战防御工事无论多么好，都只能推迟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

保持士兵的健康和保持他们的战斗士气是国民党人表现不佳的另一个保护领域。他们提高士气的主要方法是举行集体宣誓仪式，官兵们发誓要为保卫国家而努力战斗，对抗共产党。然而，一再失败、食物不足、医疗条件差和其他困难的现实是如此，尽管发誓，士气仍然继续下降。一些指挥官仍然相信他们的优势火力会在阵地战中击败解放军，他们欢迎共产党的进攻，将大量解放军步兵带入他们的火炮射程内。但是，总的来说，军队的斗志是低落的。1948 年 10 月 5 日，美国陆军顾问小组 （AAG） 的 G2 部门为 AAG 总司令大卫·巴尔（巴大维）少将准备了一份情报摘要，抓住了局势的本质：

战斗力的信息要素也是共产党优势的一个领域。孙子指出，知己知彼是胜利的基础。FM 3-0 指出，信息“增强了领导力并放大了机动、火力和保护的效果”。共产党在其控制地区建立的严密组织结构使国民党难以获得有关共产党军队的位置和动向的信息。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不仅能够从侦察队或地面特工那里获得有关国民党人的那种信息，而且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地下共产党人提供了有关国民党意图的情报报告。后一类信息在共产党计划战役时具有重要价值，但一旦战役开始，它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决策速度的加快，传输此类信息所需的时间降低了其实用性。

国民党军官向共产党提供有关国民党计划和华东部队部署情报的两起最具破坏性的案件涉及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以及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何基沣与共产党的接触至少可以追溯到 1938 年春天秘密访问延安，当时他正在为冯玉祥的西北军与日本人交战中受伤而休养，张克侠的接触也是长期的。在淮海战役开始之前，何和张都已经成为中共党员数年，他们利用自己在第三绥靖区的重要地位，向解放军提供有关国民党在徐州周边的计划和部队部署的信息。华野特工定期访问何和张在贾汪的总部，收集有关国民党计划的最新报告，并让他们了解 华野的意图。

郭汝瑰也曾是中共的长期党员，于1920 年代后期在担任连长时加入中共。他在国防部的职位使他能够接触到最高战略和作战层面的国民党规划和部队调动。由于通过南京和上海的共产党特工传递信息需要时间，郭的报告可能需要长达三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解放军总部。这意味着他的报告在战术层面几乎没有价值，但它们确实为解放军最高指挥部提供了对国民党参谋人员思维的宝贵见解，并帮助解放军预测了大规模的国民党移动。对国民党来说更糟糕的是，郭汝瑰是作战厅负责人，因此他可以提出和倡导行动方案，这些行动方案虽然听起来很合理，但一旦实施，实际上会使国民党力量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共产党在情报的另外两个方面比国民党更有优势——军事欺骗（进攻性信息行动）和心理作战。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这两点。欺骗是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中的关键要素，在包围第十二兵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心理作战，或共产党人所说的“政治工作”，是共产主义努力削弱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并导致他们瓦解的一个组成部分。热食在晚上摆上，以此来诱使饥饿的国民党士兵投降。共产党心理作战小组会用扩音器大喊大叫几个小时，说那些很好的待遇正等着愿意投降的人。

战斗力的五个要素中，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要素是领导力。它是最重要的元素，因为它为使用其他元素提供了目的和方向。根据 FM 3-0，“自信、大胆和称职的领导专注于战斗力的其他元素，并成为为成功创造条件的催化剂。“

正如第一章关于淮海战役的历史背景所表明的那样，这场战役的解放军领导人确实自信、大胆、称职。通过多年的战斗指挥官实践经验和/或在军事学校的多年学习，他们已成为军事科学和艺术的熟练实践者。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彼此，相信他们指挥的部队。他们准备大胆行动，创造机会，然后利用它们。

淮海战役前夕的国民党军队领导人在专业军事教育方面即使不优于解放军领导人，也与解放军领导人相当。国民党政府建立的黄埔军校和后来建立的其他军事学校向大批国民党军官传授军事科学和战争艺术的理论。1928 年至 1937 年间，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军队合作，许多中国人都前往德国学习。例如，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曾于 1934 年就读于德国陆军工程学校，1935 年至 1937 年就读于柏林陆军学院。中美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友后，更多的军官在美国支持下建立的广泛教育和培训计划中接受了专业培训。因此，此时国民党军队中已经有了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国民党的作战经验也与共产党相当。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军队几乎一直在参与作战，要么与地区军阀军队、共产党人作战，要么与日本帝国军队作战。这些经验包括大规模的常规战役和小规模的平叛行动。军队在中国现存的各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作战。

尽管拥有如此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但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领导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国民党军队领导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悠久的派系斗争历史。基于共同的地区背景、在黄埔军校任务期间建立的关系和/或在该领域的共同经验，围绕几位高级领导人形成了小圈子。在分析情况和制定计划时，客观性经常成为派系和个人利益影响的牺牲品。相互冲突的忠诚和相互猜疑阻碍了实现统一努力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建立的过度集中的指挥结构是为了克服派系斗争的影响，但这带来了其他问题。它扼杀了现地指挥官的灵活性和敏捷性，浪费了时间，并且经常导致发布无用甚至有害的命令。蒋的严密控制导致对失败的恐惧增加，使国民党指挥官更加具有防御意识，并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多年后写道，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大部分归咎于派系斗争和过度集中的指挥结构。他对蒋介石的领导风格说了特别严厉的话：

除了受到派系斗争和过度集中的指挥结构的伤害外，国民党军队领导人还受到不忠诚军官行为的伤害。前面提到了何基沣、张克侠、郭汝瑰在情报和策划方面造成的损害。在战斗中也存在军官领导的部队叛逃的可能性。这样的发展将与良好的领导完全相反，并代表着国民党军队的三重负面负担。一系列领导失败已经使中国中东部的国民党军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为了获胜，甚至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生存下来，这些部队必须产生他们能够产生的所有战斗力。领导层的弱点，加上信息、保护和机动方面的其他相对薄弱，将使这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