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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革“五一六通知”全文

作者：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23-05-16 00:34:0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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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通知》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三家村”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有两个义项：一是“偏僻的小乡村”。二是“文革”用语（专指1966年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因之前在《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而被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事实上，“三家村”在唐代已出现，其最早出自唐代王季友《代贺若令誉赠沈千运》：“相逢问姓名亦存，别时无子今有孙。山上双松长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诗中“三家”与“百家”形成鲜明对比，当年百户的村落如今仅馀数家（“三家”为虚指，极言其少），苍凉之感跃然纸上。 [1]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从1949到1976（48）：文化大革命导火索为何是历史剧《海瑞罢官》|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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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四清运动”后期，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老人家认为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四清运动”已经走样，而修正主义也已经形成，因此有必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来纠正之前出现的问题。此时，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上，涉及到路线问题，并且很多重要部门的领导对吴晗的历史剧持支持态度，这让老人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文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达成了联盟。

当时五人小组中彭真是北京市长，陆定一是文化部部长，康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是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

他们这五个人从文化层面的领导，到输出，到传播，可谓是文化战线的钢铁长城。

然而，第一届文化革命小组却令老人家失望，具体是如何失望的，我们后面再讲。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是针对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的评论。

吴晗从1959年6月开始，写了许多诸如《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歌颂海瑞的文章。

吴晗写《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时，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

为什么当时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而之后的《海瑞罢官》历史剧却遭到了否定呢？

具体原因在于时事发生了变化。

肯定吴晗歌颂海瑞的文章时，正值我们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老人家已经退居二线，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反映到他这里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诸多问题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老人家为了鼓励大家反映问题，于是肯定了吴晗之前写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鼓励大家做海瑞，学习海瑞，敢于把问题反映到中央，他认为即使自己有缺点，也可以像海瑞那样，把问题向他提出来。

但是到了1961年，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时，历史还是那段历史，但内容变了，已经不是老人家所期待的那个敢于直谏的海瑞，经过吴晗的艺术加工之后，海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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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心里的“公”不是为天下百姓，而是为封建皇朝，海瑞心里的“私”不是指私有制，而是指地主土豪。

说得更直白一点，海瑞不反对私有制，而是反对私有制中的某个阶层。

海瑞所表现出来的为民做主，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朝统治，降低民众反抗，跟我们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两回事情，形式上看似相似，但本质完全不同。

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如果不清楚这一点，那么这样的历史水平就要大打问号。

如果明知道这一点，却要把海瑞塑造成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形象，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心理呢？我们不得而知。

老人家在此之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将它们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和阶级矛盾。

因为阶级的存在暴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承认阶级的存在，就等于承认了剥削的存在，这一点资产阶级显然不会同意。

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那么资本家占有的财富都将是被剥削者创造的，必然引发阶级斗争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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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提到了“退田”一事，而此前也发生过社员要求退社的事件，这就让人不免产生联想，吴晗写这部历史剧的目的何在呢？

这一点姚文元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做了分析，认为吴晗虚构海瑞给农民退田实际上是在影射就是应该“分田单干”。

“分田单干”的做法是为了应对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无法全面救助各地灾情而临时采取的方案，目的是在国家救助还未落实前让部分农民先自救。

1961年，安徽、广西等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的形式之一。

好处是农民个人在短期内暂时能够应对饥荒，坏处是长此以往将导致人民公社解体，而工业化也将难以为继，农民也很快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当时“分田单干”的做法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正好是这一年。

那么剧中海瑞“退田”的剧情，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是否在给“分田单干”的做法提供历史依据或理论支撑呢？

这一切是否让老人家认为，这背后的两种集团已经形成了某种关联呢？

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这其中的思考和心理没有任何文献记录，而我们只想告诉这背后存在的逻辑。

3个月后却风云突变。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对《武训传》提出了尖锐批评；5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社论中火药味十足地说：

社论中严厉指责一些赞扬、称颂《武训传》的人：“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党报的观点基本上为《武训传》的价值定了基调，一时间批评之声如狂风骤雨，席卷文艺天地，无论中央或地方，党内还是党外，莫不对《武训传》进行了否定。同年6月5日，《人民日报》推出《赵丹与武训》一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化名“李进”，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山东冠县、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从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指责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将《武训传》的讨论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均惶悚不安，报刊开始公开检讨过去的观点，一些肯定过《武训传》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夏衍等人，也被迫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在这种政治重压下，作为演员的赵丹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弄得“上街都不敢抬头”。

这在电影史上堪称“奇观”，不论是《武训传》的选题、决策，还是编剧、导演，都轮不到演职人员，反而让台前的演员陪“斩”，一同“下地狱”，可谓咄咄怪事，千古奇冤！而作为早已故去的“义丐”武训，其下场则更加悲惨。

1966年秋，“红卫兵”掘开武训墓，焚尸街头。

http://dag.taian.cn/art/2020/9/18/art_70238_98170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