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说《繁花》 -- 达闻奇

我对方平兄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就简单写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方平兄及河友指教。

1.

您说

您这句“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有着比除主席之外所有人更深的理解包括感情”话说的并不恰当，党内以农运起家的革命家难道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理解和感情会不如习吗？如李静安等人，更不用说“农运大王”彭湃这样的人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恰当的地方就是太过突出个人了（之前记不清在哪里看到过说习是党内读书数量仅次于毛主席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用在孩子们身上比一下考试名次尚可，用在一个党的领导人还是一个号称“我将无我”的最高领导人身上并不恰当。

至于习作为红二代这样的高干子弟，他本人和家庭在文革中“从天上到地下”的经历当然不是我这种“矿渣”可以体会的（再说有这样“从天上到地下”经历的也不止习一家，刘修养在文革还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但改开之后刘家对毛家甚至林家的帮助都是实打实的），但我想工人农民从一共时期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的地位跌落到二共的社会底层、三共的“人矿、矿渣”的地位也不是哪位公子小姐能够体会的。

如果如您所说习是因为个人境遇因文革而“从天上到地下”而影响到了对文革和毛主席的评价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政治胸怀和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因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评价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应夹带个人情感只从所代表的阶级政治利益得失来进行考量（并非说政治家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我认为，习对毛主席和文革的“严重错误”评价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站位来做出的评价（正如邓天尊、陈会计等在1980年的八千人大会上“维护”毛主席主要是出于法统性和合法继承性的原因而不是如一些保皇派所说的“对老人家的深厚情感”），而这和以无产阶级为主的被统治阶级的站位和利益是相矛盾的，想必这一点方平兄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您才会说是因为在文革期间的个人经历来为他找补。

2.

您说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并非从习才有这个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比较明显而已。

所谓“专家路线”并不是从习开始，而是从改开就有的，以邓天尊当时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为标志，就开启了具有浓厚“专家治国”色彩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以及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开启了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的议程，这就是我说的“并非从习才有这个问题”。但在2013年，

这就成为了“新时代”中新一轮“专家路线”建设的重要举措。

到此，直接选拔优秀专家学者进入决策层、决策咨询制度和智库建设就成为“新时代”以来“专家路线”的三大实践路径。

在“专家路线”的指引下，专家日益广泛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比较明显”。“专家路线”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它需要的不是再进行强化而是应该逐渐弱化。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说在今天“群众路线”意味着强调政策制定应当问计人民，从人民群众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和知识方法，那么“专家路线”就是强调政策制定应当加强所谓的“顶层设计”，从专家那里获得科学知识与信息方案，而人民群众只需要接受这个政策即可。😅

只是个人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还请指教，另望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