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在支持乌克兰 -- 燕人

菜馆的文化属性是社交，那妓院的文化属性是性交 ？

你那么激动的褒扬tiktok这么久，“tiktok上所有国家的用户数据都在自己服务器上啊” 就是你说的文化同化功能的体现 ？

所以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让自己更了解世界，以及更好的改造世界啊，这就是中国人的贡献啊

是你提出来所有商品都有文化属性的，那我之前问的那个计算机的例子，体现了哪个的文化属性了 ？

所以带文化属性和不带文化属性的商品跟国力会自动成一比一的关系吗？都没有，你的逻辑不是不攻自破吗？

然后，产品是分为带文化属性和不带文化属性的（其实完全没有文化属性的很少，汽车就算弱文化属性吧），你谈文化，当然先谈带文化属性的，你举出个缝纫机高压锅能证明什么呢？

然后你又举出缝纫机高压锅的例子，试图证明没有文化属性的产品也可以畅销世界。这是你想象中对我的观点的驳斥，我并没有认为“文化对于商品的行销有唯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

sony的随身听，你强调是用来听歌啥的，所以有文化属性，， 我用日本的随身听专门听英文歌，这个随身听是中国还是日本还是美国的文化属性 ？

索尼随身听不仅仅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它还有自己的特色,一系列与随身听相关的特色活动已经出现了。“随身听”这个词本身就会使人联想起这种设备的形象。我们把这个词(或者说是形象、画作、雕塑或其他)当成一种可以和其他人在不同的情景下谈论的话题一一即便我们从来没有用过随身听。随身听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为它建构了一个小的意义世界,并由此也把它建构成了文化产品。

随身听是具有文化性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建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实体,我们可以谈论、思考并想象它。它是具有文化性的,因为它与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例如,在坐火车或地铁的旅途中听音乐)相联系;它是具有文化性的,它和特定类型的人(例如,年轻人或者音乐发烧友)相关;因为它和特定的地点(例如,城市、户外、博物馆周围)相关,因为它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获取了一定的身份;它是具有文化性的,因为它作为代表经常在我们的可视化语言和媒体沟通中出现。确实,索尼随身听的形象一一精致的外形、高科技、功能性设计,小巧——已经成为后现代的技术性文化或者生活方式的代表。这些意义、活动、形象和身份让我们可以去定位、解读并研究随身听,并且把它看作一个文化产品进行研究。

随身听进入我们的文化后,代表着高科技、现代化、典型的“日本化”(Japaneseness),它同年轻人、娱乐以及唱片和声音世界联系起来了。

随身听的概念也承载了一系列的语义关联。它指代随身听是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而不是宁静悠闲的生活中出现的最新的休闲消费品，随身听“在公共场所私下听”引发了很多和一种后现代的独特生活方式相关的主题;在人群中孤独的人使用这一媒介排遣日常生活中令人烦恼的事情;强调移动性和可选择性;独自徘徊在城市的自给自足的人们,即城市流浪者,在广告中经常出现并使用随身听。

“日本的”不仅仅是民族文化印象的丰富话语之一(“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或者“中国的”,在每一种文化中随身听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日本的”也是一种把随身听作为特定的技术和特定企业的经典产品的代表性话语,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息息相关。它让人联想起日本在电子产业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及高效的、以最新科技生产出的高质量和高精密消费品的市场营销。这一名词会和索尼这样的大公司联系起来,索尼运营的基础就是高效而新颖的管理原则。这些话语可能是刻板印象(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有所讨论),但是它们建构了一个和英国的工业或者公司管理完全不同的随身听的形象。另一方面“年轻人”一词给随身听确定了特定的市场分层,即年轻人和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因此，随身听定位在年轻人主导的消费者,定位在时尚、街头、运动和流行音乐(尽管我们知道其实更广泛的人群也都喜欢使用随身听)。“娱乐”一词把随身听和休闲娱乐世界联系起来,因此随身听也和处在现代休闲中心地位的流行音乐与唱片工业联系起来。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随身听的意义都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并且与随身听相关的每一个话语都和其他的语义网络联系起来，从而加深了我们对随身听的理解。

这篇文章让你清楚地了解盛田绍夫是如何往返于欧美和日本各地以获取知识并意识到他的公司的国际前景的。其中特别提到盛田绍夫意识到英语在运营“全球的“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盛田绍夫采取了一项通过用新名称改变公司形象的重要举措。让我们再仔细看看索尼是如何通过采用一特定的公司名字来展现和传播自己的身份的。盛田绍夫和井深大对美国的多次访问使他们意识到,公司需要一个比东京电通信工程公司更加准确、更容易记忆且听上去不那么日本化的名称。索尼这个称呼最初是要用于半导体收音机的,但是他们最终决定将其用作公司的新名称。这名称被选中是有原因的，“索尼“(Sony)一词来自于拉了词 sonus,意思为声音,但是和另一个已经在日本成为国话的美讲短语“桑尼宝贝”(sonny boy)相似。“索尼”被中还有部分原因是它被认为是“没有地域性的”和“全球化的”;重要的是，“索尼”一前在不同语言中的发音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一个信号,表明索尼不仅仅满足于自己是个”日本的”公司。

大最有关随身听生产的报道表明,随身听是定位于年轻消费者的。它的目标落费者是那些在家、开车或走在街上时有听音乐习惯的人。不管在纽约或在东京年轻人似乎都需要音乐常相伴,盛田绍夫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随身听可以使入们有音乐相随，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会打扰其他人。

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部随身听面世了。

最后，产品的名称定为 Walkman(随身听),并且保留了行走的脚的设计,但已经不是两条腿，而是从“WALKMAN”的两个“A”下方伸出了四条腿。

但是,公司一些高层人士担心这个词的“语法”问题。上山舒(Ueyama,1982)把随身听称为“典型的日语制造的英语单词”。“全球英语”是盛田绍夫早就注意到的“国际语言”,掌握这门语言是在全球做生意的必要条件。

正如我们之前所阐述的,索尼的设计紧密结合目标消费群体的文化习俗和喜好,设计师在研发产品的功能与款式的同时,还注重解读“街道上的符号”。如上文黑本廉夫的评论所说,索尼的设计不仅仅是创造功能齐全且易于操作的产品,而目还负责格可见的产品的象征性主题和意义通过设计展现出来。

在全世界销售的随身听不止一种款式,索尼开始针对不同消费者市场的不同需求对随身听进行商品定制,换一种说法就是索尼开始对随身听进行风格化。

那么在这里，“风格化”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术语的基本意思是响应式的设计和视觉传播与市场细分技术的结合。与把同一种基本款式的产品销售给大众市场不同,风格化涉及的是量体裁衣或者产品定制,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缝隙市场或者细分市场。

索尼是一家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司。据称只有像索尼这样的日本公司才能创造出随身听这样的文化产品,因为索尼的设计在组织结构和公司文化中都被置于非常中心的位置(Morita et al.,1987;BBC,1991)。但是这只是有关随身听是“日本化”的观点的一部分,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的是随身听还将“日本的”国家文化特点包含在它的设计中。换言之,随身听不仅只能出自一家日本企业(你或许记得我们在2.3.2 节讨论过这一说法),同时也只能出自日本,因为随身听所蕴含的“文化”特征都是日本化的，比如它的小巧就是日本的特点。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探讨这一观点,去看看将随身听描述为本质上是“日本的”的合理性。我们可以从研究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日本人独有的特点及人们所说的随身听固有的特征人手探讨。我们将关注两个设计特点:最小化、简约化的美学特征以及对细节的关注。

紧凑、简约和精致的细节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日本设计的中心特点(见图3.5),这些细节植根于独特的传统习俗并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产品表达出来。例如,在茶道艺术、盆景栽培,或是禅宗修炼中,这些细节会提供一种参照标准或传统的框架，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在塑造日本文化的同时,也将日本文化与其他不同的但类似的文化区分开来。

我们提到过,随身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传统”日本设计美学在近代的体现单是它小巧而简约的外观都能让人联想到典型的日本特征(Morita et al.，1987;BBC,1991)。随身听表达了直古不变的日本传统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或者“精华”。索尼设计中心前负责人黑木康夫说,早期的随身听使用简单的颜色(尤其是黑色)和流线型外形就是遵照了日本的传统,这些设计元素的灵感来源于传统的日本榻榻米的直线条(BBC,1991)。

随身听和其他“现代”产品的形式展现了日本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也一直被西方评论家用来解释“日本经济奇迹”出现的原因。正如莫利和罗宾(Morley andRobin,1992)所阐述的,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自由文化为代表的既定文化特征相比,日本常常在西方媒体和流行文化中发展现为一种具备一致性。民族单一性和同质性的文化,而日本人则被精述为一丝不苟的、纪律严明的、近乎“固执”的人。评论家们认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因为日本人仍然非常传统，这是他们”获得成功“和“我”面临危险的根源。与此同时,类似的传统也被日本的评论家包括索尼高级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用来通过表达日本与“西方”的不同来梳理公司和国家的形象。

但是，这种封闭的、同质的传统概念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清晰和单纯。通过更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日本设计”所展现的清晰设计比一开始复杂得多,并展现出更多的混合文化的迹象。日本的设计类别已通过与西方的密切接触形成了历史性特点，其中最明显的原因是国家被侵略、占领,所以日本文化不是完全与别的文化相隔绝的类型。

例如，战后日本的工业设计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被美国占领的影响。正如很多的评论家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受到美国的影响,工业设计也不例外(Barnet and Cavanagh,1994)。日本工业设计协会就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工业设计是通过美国占领军植人日本人的头脑中的”Japanese Design Association,1983)战后重建时期的“日本设计”在美国设定的框架中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混乱与中折,但同时它也享有一定的特权。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像索尼这样的公司同时也被认为是日本设计的领导者,它们并没有将日本传统带入产品设计中。这一时期的日本设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已有的西方风格。例如,索尼制造的第一部品体管收在机就沿用了美国风格;类似地,第一部日本产的相机也是称了德国 35mm 菜卡相机(Aldersey-Williams,1992).

日本的工业设计受到战后经历的影响,不能将其简单地描述为“传统的”,它的形成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设计概念有关。换言之,日本的设计并不是种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从民族志借来的术语“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描述了“次级群体是如何对主流或者都市文化所传播的材料进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的”(Pratt,1992,p.7)。就像用不同的植物培育嫁接一种新的植物，文化嫁接过程有时又被称为“杂交”(hybridization)。

那么随身听呢? 它在多大程度上算是“日本的”产品? 我们之前提过,最经常被用来描述随身听的传统“日本化”的两个特点是它的体积和外形简约以及对细节的注重。但是,这些要素能清楚地说明随身听的设计日本化的这一说法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来自日本设计师本身。例如,工业设计师佐藤贡三(Koo Sato)认为，像随身听这种产品的设计特点与其说是日本人固有的工艺理念的具体体现。还不如说是认真的市场调查和以西方审美价值为中心的设计教育的产物。(Sato in Aldersey-Williams,1992 ,p.148)

佐藤贡三认为，当代日本工业设计的成功源于战后日本政府努力建立出口市场和将设计作为提高日本竞争力的武器。他将像随身听一样成功的日本设计更多地归因于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转换,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设计,他认为这一作用大过内在的传统主义。而这并不是否认索尼和别的日本公司具有独特设计美学或者独特的日本美学传统,他只是在表明，日本美学并不是“传统的”日本的,并不是那种封闭的、隔绝的、不受“外国”影响的文化,它应该被看成是文化嫁接与混合的产物。

因此，随身听或许更应该被看成是全球物质文化产品,而不是封闭的、纯粹的、国家传统的产物。正如佐藤贡三前面的评论所讲的,日本设计不是一种“纯粹的”类别,它没有恒久不变的“本质”。日本设计师已经并将继续利用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影响力来为“日本”产品创造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

索尼追求这个目标的时期正是全球化的概念在商业评论员和公司策略者中日益流行起来的时期,就像其他公司一样,索尼开始将这样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公司宣传中。高级主管们开始称专为“全球性的"公司。盛田绍夫在接受访谈时不断提及全球化，他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我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我不喜欢“跨国的"(multinational)...“如果这个词指的是拥有多国特征的公司,那这个公司一定不是索尼。索尼是一个全球化公司~(Ca.199.2,53)。这样的观点表明,盛田绍夫所说的“全球化"和索尼的组织变革没有太大关联,倡导这一理念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将索尼从“跨国公司”的负面含义中脱离出来。

“全球化"已经在众多不同的论述中获取了各种不同的意义。虽然最初它只是20 世纪 70 年代商业战略中的一个流行词,但是后来在辩论中它普遍被用于指代过程与条件。全球化的过程中,媒体(声音,图像、文字),资本,技术、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迁移速度及规模都比过去更快。而“全球化”的状态则被那些认为地球正在变成“世界”的学者们广泛使用着(Giddens,1990,p.77)。

但是,经由任何人和任何角度部不能完整地了解“这个世界”,也没有一家公司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只能部分实现。因此,任何力图采用全球化框念的个案研究都需要针对与个案相关的特定的全球化过程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在本书对随身听生产、销售进行解读的过得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全球化动态过程。我们着重探讨了在美日两国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索尼是如何成长以及索尼的技术是如何产生的。盛田绍夫和他的同事们的成长环境中充斥着美国的产品和各种美国文化,同时日本制造业的发展也受到美国的限制和监管。随着公司的成长，索尼的管理者们在不断访美的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也从美国获得了生产半导体的权利,并且发现北美洲为他们的影音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也探讨了在全球化品牌的目标下,索尼的标签以及随身听这个名字是如何被采纳的。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表明了索尼是如何积极地自我展并开始表现为一个”全球化”公司的。第一,公司以全球“所有”市场为目标,尽可能多地赢得潜在消费者。第二,公司对生产过程进行改革,以达到生产不受国界限制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特别担心日本公司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日元价值的限制。这就意味着日本生产的物品当出口到别的国家并与别国生产的物品进行竞争时,价格会变高。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索尼采了全球化战略,将生产和运营拓展到了世界不同的地方，并在不同国家建立了“本土化”的经营机构，这些举措与另一个全球化讨论中的概念,即全球——本土化的关系密切相关、这里全球化与“再定位”,是指凯罗宾所称的“新全球-地方连接”(Kevin Robin,1991)。罗宾用这个概念指出，国家和生产的关系对于那些建立特定的全球-本土关系的大公司的运营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而全球—地方连接对于那些试图在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办事点的公司而言已经变得很重要了。

盛田绍夫常常将全球-地方连接中的各种活动看成是“全球一本土化”过程中特定区域的政策制度中的一部分。他把这种全球一地方连接看成是一种良性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使公司保持对当地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的同时充分吸引当地的人才。

可以说,文业产业是“工业的”,工业的生产也是“文化的”。因此,对于索尼而言,其公司业务往往涉及各类展示活动一一公司的产品、公司的工作方式,等等。这也是我们这一章试图强调的要点之一。

但是,索尼还有另一种更加深入的将之前不相关的文化与工业进行融合的方通过媒体协同策略。协同的概念部分来自一种认知,即索尼随身听如果没有放人磁带是没有用处的,磁带没有音乐录音也是无用的。同样地,索尼的 CD没有艺术家的音乐是无用的,索尼的高密度记录式录影机(不管技术上有多智能)没有电影或音乐录影带也是无用的。

为了追求这样的协同作用,索尼决定通过设立唱片公司和者摄影棚来生产音乐和电影。这一策略将使公司具备一种打开未来的技术产品市场的文化综合实力,索尼不再需要与其他电影和唱片厂商进行长期协商并说服他们销售适用于案尼产品的声音和图像，这样,索尼一家公司就可以同时完成这两个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索尼决定建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和摄影棚。……这里强调叙述和技术、硬件和软件、生产和使用是如何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索尼不仅仅是一家硬件生产公司,它还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索尼既生产技术产品，也生产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是通过工业过程生产的,索尼也是个拥有独特文化的工业公司。

或许有人会认为，一旦随身听离开了生产工厂和办公区进入商店，就不用关注它的意义了。但是,就算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赋予产品文化意义一一不管是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的设计形式,还是我们在书的开始部分讨论过的那些表征性的“成像”形式一一对于随身听作为物质产品这一点难道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吗?

如果这是你的最初反应,那么你绝不会是唯一作出这样反应的人。很长段时间以来,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认为分析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是了解他们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关键。根据这个观点，“生产”主导了社会生活,以至于其他的领域--家庭、内部关系和教育等一都被归到了生产“基础”所决定的最终分析中。

人们对于生产和经济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文化分析的忽略,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生产领域之外的任何意义都处在更低层次中,因而并不值得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这样的立场看起来相当傲慢,因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正是从人们的学习过程中习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肤浅的、被否定的事物和不真实的替代品,因而是不值得研究的,那么这个人不可能从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样的观点带有对任何人类能动性观念的不相容性,它似乎不可能告诉我们人们能用文化产品做什么。就拿随身听来说,它们一旦离开工厂和办公区,也存在人类如何使用它的问题。人类的使用是否会改变这些意义呢?如果会改变,如何改变?为何改变?改变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生产决定消费，这个观点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在这一观点中,消费者的欲望与需求是由生产者和他们的“权利仆人"或“隐藏的说服者”——广告人——一起创造出来的，并通过相同的生产者使欲望与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者似乎是被生产者创造的，然后就像自动驾驶那样只要按照指令去做便可。

人类的需求不是“自然的”而是“文化的”。也就是说,需求是在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系统时被创造和定义出来的,因此是可以重新加工与改造的。和语言一样，消费以特殊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改变或反映物品的意义,在新的情况下它可能出现新的意义或反映(参见第一章)。从这种意义上说,物质文化产品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它们的使用方式,以及使用产生的意义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描述中是不会改变的。

索尼对消费者使用随身听的情况进行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些说法的论据，索尼把使用划分为两种特定的类型:“逃离”式使用和“增强”式使用。前者更为常见,例如,乘坐拥挤/吵闹的列车去上班的人们听着随身听,给自己创造一个私人空间。

在增强式使用方面,索尼也发现了大量“积极”收听的证据。例如,有声书磁带就可以明显地分为“逃离”和“增强”两个维度,当然,这取决于使用者是什么类型但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随身听使用的“增强”效果,指的是随身听使音乐变得可移动,并且允许使用者在周围的声音环境中添加他们自己特别选定的声音(Hosokwa,1984;Chambers,1990)。很多的随身听使用者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被动的和易造成疏远的,反而认为它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是可以增强而不是减弱他们与外在环境间联系的活动。

商品的文化属性是你提出来的，揪着你的商品的文化属性问，急眼了你又开始扯电影，，，我不知道电影是啥么 ？用得着你专门强调 ？

我是在问你缝纫机和高压锅好不好 ？

菜馆子和菜是哪个体现了文化属性的问题，你又往社交功能上扯。

就你这个辩论法，难怪你被人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