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7年1月25日，《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番号同时撤销，华东野战军统编为9个纵队，27万余人（无5纵，不含11纵队和12纵队），这使华东地区的两大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二为一，兵力更为集中，进而取得后来莱芜、孟良崮两大歼灭战的胜利。

但是，半年后的“7月分兵”却使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三，长达14个月的时间分兵作战，虽然取得诸如沙土集、豫东、胶东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却显得兵力部署捉襟见肘，不仅南麻、临朐、土山集等仗没有打好，而且使原可以乘胜扩大的战果失之交臂。直到1948年8月，为部署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才真正合兵一处。其后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夺取大城市、大量歼敌的大歼灭战展现在华东大地，实现了将敌主力滞留于长江以北予以歼灭的战略构想。

这一段由分到合的过程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难度。

7月分兵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全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虽然没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但是打掉敌人疯狂的进攻势头，敌人对鲁中山区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5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致电华野，明确指出：“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6、7个月时间（5月起），6、7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电文肯定了华野集中兵力，“不分兵”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乃至全国各战场“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对战争发展趋势的乐观估计也溢于言表。

5月28日至6月2日，华野在沂水西北的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孟良崮战役经验，传达中央军委指示。

饶漱石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报告，认为：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全面反攻的前夜，74师被歼是华东战场的转折点。只要我们再歼灭敌人一两个主力师或一个主力师加上两三个次要师，则华东战场即可取得主动，并可开始转向反攻。刘统认为：“饶漱石的语气显得非常乐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干部的轻敌速胜情绪。”

但是毛泽东的电文使我们不难看出，如果饶漱石的这些话是对战局的“乐观估计”，那么“轻敌速胜”的源头并不是饶漱石。

陈毅在会上指出：目前除山东及陕北外，我军均已转入反攻，国民党已面临崩溃的前夜。但就山东局部情况来看，我们还未取得主动，敌人正积极准备再次大举进攻，仍图寻我主力决战，我们还要准备进行恶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内部团结，坚决服从领导，执行命令，戒骄戒躁，集中兵力在山东战场分批歼敌主力，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争取战局转变，并为本身转入反攻创造条件。从这些讲话中能不能看出，相比之下陈毅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6月4日，毛泽东在给全国各战区首长的电报中称：“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6月14日又指出：“ 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4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8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从这些电文不难看出，自华野歼灭整编第74师之后，最高决策层对战局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并感染着各战区的军政主官。

坡庄会议上负责指挥作战的华野副司令粟裕有何看法，不见记载，只是会前5月20日在华野各纵队汇报会上，粟裕有一个发言称：“此系关键性的一仗（指孟良崮战役——笔者注），敌如不再增兵，敌之攻势已达饱和点，不可能再组织同前的攻势；我再能歼敌一个主力师或两个弱的师，即可停止敌之进攻。”但从会后华野的作战部署来看，粟裕仍然坚持“不性急，不分兵”、“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的作战思想。

坡庄会议之后，华野的作战部署几经修改。6月3日，以歼敌第5军、整75、85师，收复新泰、莱芜等产粮区。但我军调动后，敌立即收缩，第5军由莱芜南移，与整85、25师靠拢。遂改变计划，继续待机。23日，计划“以围攻桂系，吸引整9、57师增援而歼之”，后因敌军集中“5军、25、11、65、64第9等6个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留85师于莱芜，75师于新泰，57师于蒙阴担任守备，成第二线”，又以第45、8、54师向周村、临朐、高密推进，作为助攻方向，以“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的作战方针推进，并撤换前线指挥官，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赴鲁中统一指挥，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陈、粟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打桂系的计划，以第6纵队向临蒙公路出击，以第4纵队攻击费县，以第7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回援，主力集结沂水待机。28日，电告中央军委：“决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以4个师控制临蒙线，其余主力集结待机”。

6月29日，中央军委复电：“陈粟谭，并告刘邓：28电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6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4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3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军委29日12时”——这就是导致华野“7月分兵”的电文。

接电后，陈、粟、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研究决定，分兵三路：由叶飞、陶勇率第1、4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第3、8、10纵队经莱芜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陈、粟、谭直接指挥第2、6、7、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史称“7月分兵”。

中央关于分兵的指示完全改变了原定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指示，刘统说：“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不知有何资料佐证。毛泽东在6月14日的电报中还说：“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刚过了半个月，就作出如此大的调整，“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自然可以想见。从接到中央来电到决定分兵，只有一天时间。后人无从了解看到电文后的一天里，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的各自看法，无从了解他们是如何研究，如何决定。只能从接电到执行的一天时间里，部队没有充分准备，便开始了行动，得出仓促分兵的结论，也留下些许想象的空间。

既然“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为何还要坚决执行、迅速实施分兵指示？除了执行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组织纪律之外，毛泽东扯散分割敌军集团、寻求战机这一主张，应该说与华野领导不谋而合。

毛泽东为何作出这样的战略调整，原因大致如下：

从电文字里行间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这是给华野扯散敌人重兵密集推进，寻求战机的指示。

全面内战开始以来，关于内、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由来已久，从苏中“7战7捷”之后就束之高阁。但在194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并告刘邓的电文中再次提起：“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而后由于情况的变化，3月6日的电文中做了改变：“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5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而整编74师的歼灭，敌接受教训，重兵重叠缓缓推进，华野难以寻得战机分割歼敌，“出击其远后方”的外线作战方针可调动敌军，扯散敌集团滚进，寻求歼敌战机。——为华野调动敌军出谋划策，这应该是第一个理由。

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底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这将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在敌重点进攻的陕北和山东之间打开战略缺口。这一战略行动急需华野的配合，与华野分兵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强渡黄河，随后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配合刘邓大军，这应该是第二个理由。

自1947年3月主动放弃延安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离开陕北，继续指挥全国各个战区的作战。此时，西北野战军虽然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伏击战和蟠龙攻坚战“三战三捷”，但是陕北尚未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6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人员经过艰苦转移，到达靖边县小河村。在陕北的艰苦转战，毛泽东出于急于解决陕北问题的考虑，改变了既定的作战方针，重新提出外线作战，要华野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兵协同，出击中原；而且还要“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在后来的电文中还有“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颇大，粮食缺乏，又加天旱，人口减少至90万”等语。在7月21日至23日的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确立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方针。——急于改变陕北战局、军需粮秣供应困难的局面，这应该是第三个理由。

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做了解释：“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3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

转战鲁南、鲁西

毛泽东得知华野的分兵部署后，于7月2日复电：“布置甚好，惟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7天或10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7天或10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63页）”次日又指示：“你们西进、南进之5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

开始仗打得挺顺。

7月7日，叶飞和陶勇率第1、4纵队（又称叶陶、左路兵团）攻克费县，全歼整编第59师的38旅，并击溃敌援37旅一个团，共歼敌6000余人。9日，收复枣庄、峄县。

陈士榘和唐亮率第3、8、10纵队（又称陈唐、右路兵团）向津浦路万德至大汶口段发起进攻，7月8日攻占泰安，10日收复界首、万德、大汶口等地。

此时，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正由郓城向南扩大战果。13日奉华野电令，叶陶兵团乘胜向邹县、滕县挺进，进逼津浦路；陈唐兵团放弃围攻泗水、曲阜的计划，以一部回师泰安阻击敌第5军，主力迅速攻占汶上、济宁。

叶陶、陈唐两兵团的攻势严重威胁地后方基地兖州、徐州，7月12日，蒋介石下令从鲁中山区调回第5军、整85、75、57、65、48师及第7军，企图夹击华野外线5个纵队，在鲁中留下整11、25、64、9师。调动、扯散鲁中山区之敌的目的虽然已经达到，但敌7个整编师对叶陶、陈唐兵团的围攻却不容小视，敌以第7军、整48、65、85、57师向峄枣地区的叶陶兵团攻击；以第5军和整75师攻击泰安、大汶口地区的陈唐兵团，并隔绝华野两兵团的联系；以守备韩庄的整3师及布防于运河一线的33军及伞兵纵队向北兜阻叶陶兵团继续发展；以守备临沂、郯城、新安镇一线的整83、28、51师等部加强守备，防止叶陶兵团越过沂河北返鲁中。

7月14日22时，叶陶兵团之第1纵队冒雨攻击滕县，第4纵队围攻邹县。因兵力分散，弹药受潮，4天攻击未能奏效，经查滕县守敌除整20师师部外，尚有134旅旅部和两个团、整20师炮兵团、整74师留守处和炮兵团、保安第6团等。18日，叶飞调第4纵队南下与第1纵队合攻滕县。此时敌欧震兵团之整57、75、85师（整75师临时加入欧震兵团）已经迫近，20日叶陶撤出战斗，准备东返鲁中。

22日，敌查知叶陶兵团正由津浦线向枣庄运动，估计该兵团意图从枣庄东北之梁丘东渡沂河，返回鲁中，急令欧震兵团之3个整编师和整65、48师及第7军向梁丘地区推进；令整83师在沂河一线展开，堵击叶陶的渡河企图。

华野陈、粟、谭也为叶陶兵团的处境焦虑，22日，致电叶陶：“应以巧妙方法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分散敌人，加大敌人空隙，然后摆脱敌人乘机东回，必能顺利完成东返任务。”并设想了东返的几个方案供叶陶参考，又指出“靠你们机断处理，或两个纵队集结行动，或分两路行动，均请仔细考虑实施，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

叶飞回忆：“敌人也必然估计我军寻求时机东返，不能投其所好。我和陶勇同志考虑再三，决定向鲁西南突围，只要能突破敌军的包围，就能与我第3、8、10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回合。”“我决心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示形于东，造成敌人错觉，随后再以有力一部继续向东佯动，引敌东去，这样就可使我1、4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拉开距离，趁机西去，跳出敌人合围圈。”“他（指陶勇——笔者注）同意我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并主动提出由4纵的彭德清师担任佯动掩护任务。彭德清师即第10师，第4纵队的主力，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坚强部队。佯攻掩护需要这样一支坚强部队，但是此去是否能回归？这是个未知数！陶勇同志为了使两个纵队顺利突围，忍痛使用彭德清师，这种心情和气魄是可以想见的！”“由于该师只两个团（第28、29团——笔者注），兵力不足，我又以第1师参谋长余光茂同志率第3团加强该师。”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刘邓建议从华野抽出原中原皮定钧旅（已编为华野第1纵队独立师）速去中原，叶陶决定独立师随4纵10师匆匆上路。

7月25日，佯动部队东逼向城，与敌第7军、整48师激战终日，造成叶陶兵团向东突围的假象。26日，向沂河前进。同时，叶陶率第1、4纵队主力乘夜西行，28日在滕县以南冒雨越过津浦线，向独山湖方向前进，甩开敌人一天的路程。当敌发现上当，便丢下第10师掉头追赶叶陶兵团主力，彭德清乘机率佯动部队安全渡过沂河，返回鲁中山区。

叶陶主力于7月28日越过津浦线，强渡滕河；30日强渡战家河；31日越过水宽4公里的白马河洼地。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雨季山洪等艰难险阻，终于在8月1日到达济宁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唐兵团会师。这时的华野主力第1、4纵队，“已是疲劳不堪，大伤元气，非战斗减员（疑应为战斗与非战斗减员——笔者注）多达2万人，每个师实际上只剩下一两个团。”

关于我军伤亡数字还有一种说法：“我叶陶两纵伤亡及非战斗减员约万余”（粟裕1947年8月2日致军委电。《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7页）

陈唐兵团连克泰安、大汶口之后，于7月16日围攻济宁。由于一路顺风，接受攻占济宁任务的第3纵队“领导上未认真考虑敌情，部队干部中滋长了轻敌思想”，济宁守敌为整72师全部（被歼重建）整66师13旅和整70师各一个团（羊山集战斗逃回），炮兵5个营另2个连，第5军留守处，还有还乡团3000余人，共计兵力近2万人。第3纵队在第8纵22师配合下攻击济宁，8纵23、24师担任阻击打援任务。经5天攻击不克，至21日，因援敌第5军、整85、75师逼近，陈唐遂决定撤出战斗，此役毙伤俘敌569人，我军伤亡3235人，其中阵亡495人。战后撤销第7师19团、第9师26团建制，每师仅两个团，“故导致干部战士情绪消沉”，“各团轻敌，战术老套”，“部队拥挤城下，伤亡增多”。

7月14日，陈唐兵团的第10纵队奉命围攻汶上，战至21日不克，这时敌援第5军主力进至南峰附近，整75师进至邹县、曲阜一线，整85师已与我第8纵队战于宁阳西北之凤凰山。10纵奉命于21日黄昏撤出战斗。

7月27日，10纵奉命占领汶上东南一线，掩护叶陶1、4纵队向鲁西南转移。8月1日，也就是叶陶与陈唐在济宁附近会合的同一天，10纵参谋长赵俊接陈士榘电话：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命令10纵负责在梁山地区阻击敌第5军、整84师，并强调要克服一切困难，把这两个师特别是整5师紧紧拖在梁山地区。还特别强调屁股一定要朝北，不能朝南。

8月4日，第5军45旅以汶上城为依托，攻击我第10纵29师甸富、王家口阵地，击退敌10次攻击后，转移到汶河西岸。7日，5军渡过运河，29师在运河西岸阻击，黄昏转移。9日，整84师前锋到达三合寨、红船口，并加速向东北进击。10纵28师83团在前后孙庄至湾里孙一线防御。12日，西线兵团决定10纵渡黄河，由82团在“东平湖端至黄河的小河沟一线”断后，掩护全纵安全渡河。“由于时间仓促，船只准备不足，对渡口情况不了解等原因，13日渡至最后时，河面遭敌飞机火炮封锁，致侦察营一部、少数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部分伤员、4千多支前民工，及数百匹骡马、部分武器弹药，被敌截于黄河南岸。除侦察营等部分人员与敌周旋后归建外，其余大部失散或被俘。”

以上是叶陶和陈唐两外线兵团的大致情况。

南麻、临朐

分兵以后华野主力第2、6、7、9纵队和特纵的行动也几经变动：

7月3日，陈粟谭提出以3个纵队袭取新安镇、郯城、马头一线，歼击敌整51师，调动桂系及整28、48师增援。

4日，敌主力向东里店、沂水、坦埠前进，第8军由昌乐、潍县进逼临朐。因此变更上述计划，“以主力首歼顽8军一部，逼其后退，待敌主力进至东里店、坦埠时，我则攻占鲁村、莱芜之线。陈唐兵团亦可配合此一战役，尔后与刘邓兵团造成衔接之势。”

5日，敌8军166旅撤出临朐，华野准备攻击8军的部队停攻待命。

8日，华野陈粟谭致电军委，在报告了陈唐、叶陶两兵团出击和敌人的动态之后，提出“敌小部西援正面仍保持攻势，则我们拟以一个纵队与正面吸敌外，余3个纵队西去与榘唐会合，与歼灭敌人西援部队后，再行南下。因如此后方依托渤海，伤员较易处理；如敌大部西援，则我们拟于正面寻求歼敌机会，再行南下新安或西进。”——这是自分兵后华野领导层首次提出合兵。

10日，华野主力准备歼击东里店之敌整25师，后因欧震兵团进占沂水，与整25师靠拢，故未遂行。

当日，陈粟谭致电各纵并报华东局、中央军委电，提出：拟率主力西移，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会师，歼击西面之敌（经查《粟裕文选》中没有收录此电报全文——笔者注）。军委当日2时复电：“你们手里4个纵队不要轻动，待敌动态完全明了后再作决定。”——这是自分兵以来，华野领导层再次提出要合兵一处，集中兵力歼敌。

分兵刚10天，为何就提合兵？笔者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华野分兵之后，敌军也必然做出分兵部署，这在后来的敌我态势就可看出。因此华野领导层认为就应该集中华野兵力，歼灭西移之敌；二是此举估计应该是粟裕的想法，若如此，这应该是对分兵不同意见的首次表达。也说明粟裕在当初分兵时，可能就有不同意见，只不过当时没有表达出来。

当日17时，华野陈粟谭致电陈士榘、唐亮、王建安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又一次提出，如敌再不西援，拟西向与陈唐、叶陶会师夹攻敌人。同日21时，陈粟谭还有一电致中央军委，《粟裕年谱》称“暂缺”。

直到12日13时，毛泽东复电：“陈粟谭：你们手中各纵宜寻机歼击黄百韬部。东里店战斗后，你们是否向西移动须依情况决定：（一）如敌以一部西援，确有夹击歼敌机会，则你们可移至利于夹击之位置（不是与陈唐等会合），与陈唐等夹击该敌，自属有利。（二）如敌仍维持现状，则你们西移与陈唐会师，无仗可打，且敌将全军向西，迫你们处于背水地位。（三）如敌大部或全部西援，则你们西移亦不好打。总之，只有第一种情况方可考虑西移，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均不可西移，而以位于东面吸引敌人，并寻机多歼敌数部最为有利。东里店胜利后，望再找歼敌机会。陈唐、叶陶则放手歼击津浦线上各敌，愈多愈好。”（《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72页）这是中央军委在华野三次提出合兵以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仔细分析，毛泽东电文中的（二）（三）两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而第（一）种情况却是十分可能，但华野陈粟谭没有再三提出己见，而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决定。

合兵的想法不只是陈粟谭有，陈士榘、唐亮也有，11日，陈唐致电陈毅、粟裕、华东局，建议集中兵力放手打大歼灭战。而毛泽东则是要陈唐“迅歼72师等部，然后过湖西与刘邓会师。”

14日，华野判断敌开始局部西援，决定乘敌为全部后撤前，首先歼灭南麻之敌整11师5个团，切断整9、65、64师退路。次日发布作战命令。

18日，发起南麻战役，第2、6、9纵攻击南麻，第7纵于南麻以南阻援。攻击遭到整11师的顽强阻击，我军在敌人的子母堡以及密集的火力前进展缓慢。19日，敌援整25、46师到达南麻以南于家崮、牛心崮一线，受阻于第7纵队。整25师师长黄百韬曾因孟良崮战役受到处罚，此次作战拼力进攻。21日，整25师突破7纵20师60团阵地。而此时南麻战斗已成胶着，当夜粟裕命令撤出战斗。

22日，敌第8军进占临朐，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野后方，陈粟谭决定乘敌立足未稳，攻击8军。24日晨发布命令，黄昏发起战斗。以第2、9纵队攻城，第7纵阻援。因雨天潮湿，弹药受潮，攻城受阻。粟裕急调6纵参战，但因河水暴涨，6纵28日才抵达临朐城外。29日晚，第2、6、9纵发起总攻，因弹药受潮、器材不足、协同不力，不克。敌援整9、64师已经与7纵展开激战，突破三岔店阵地。粟裕于30日下令撤出战斗，部队向诸城地区转移。

南麻、临朐两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虽然歼敌整11师、第8军1万4千余人，但伤亡221586人。4个纵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2纵大伤元气。

（《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1、326页的注释中称：南麻歼敌1万1千余人，临朐歼敌7千余人。）

关于我军伤亡人数还有一种说法：粟裕在1947年8月2日给军委、刘邓的电文中称：“2、6、7、9纵队经过南麻、临朐两仗，伤亡1万6千人左右。”

“7月分兵”后作战仅一个月，华野的伤亡如下：

第1、4纵队：“我叶陶两纵伤亡及非战斗减员约万余”（粟裕1947年8月2日致军委电。《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7页）刘统说近2万人；

第3、8、10纵队：毛泽东8月5日电报称：“根据陈粟谭未（8月）支（4日）电，陈唐三个纵队此次行动中仅减员5千余”

第2、6、7、9纵队：粟裕电报称1万6千余人，刘统说2万余人。

合计下来我军伤亡应该在4万到5万余人。而我军歼敌除南麻临朐外，笔者尚未见资料统计。

战后，陈毅、谭震林提议由粟裕起草电文向中央军委报告经验教训，文稿中粟裕认为：

一、在战略指导上：

1、 对战局的“过分乐观而对蒋（介石）顾（祝同）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随之发生轻敌”；

2、“7月分兵，失去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战斗。”

3、全国各部队均有战绩，而华野两月无战绩，“轻敌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4、以前9个纵队集中使用，每战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与歼援敌一部。“此次分兵后，由于过分乐观与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自不能取胜。”

5、“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其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

6、敌人增援较前积极。

二、在战术上：

1、敌人普遍构筑子母堡，“我战术笨拙”；

2、我军“忽视部队战斗侦察”；

3、我军“协同尚欠密切”；

4、我军“对土工作业极忽视”；

5、“干部伤亡很大”；

6、我军“对防御钳制既少经验，亦缺乏信心”。

三、时逢雨季，部队无雨具，影响行军；弹药受潮，影响甚大，无粮无鞋，减员增加。（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8-331页）

陈毅和谭震林不同意粟裕的观点，认为战略指导上没有问题，而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于是粟裕就未发上述电文，而是另外起草一电，以个人的名义，于8月4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表示：“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详报。”

应该说粟裕这份没有发出的电文，对分兵以来华野作战失利的分析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电文中，两处提到因分兵使兵力不能集中（第2、4点），致使作战失利，明确提出了对分兵的不同意见。可以想见，陈谭之所以不能接受粟裕的说法，关键是不同意粟裕指出了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而这一失误是由于执行了中央军委关于分兵的指示。如果说7月分兵时，陈粟谭没有异议，没有争论，那么一个月过后，不同意见产生了，争论也产生了。说实话，这种不同意见在半个多月之前，至少粟裕就产生了，而且在电文中屡次提出，但被毛泽东否决。再退一步说，7月中旬，如果中央军委同意粟裕关于合兵的建议，至少第1、4两个纵队不会那么惨。遗憾的是，这份带有前线指挥员第一手经验教训、具有真知灼见的电报没有发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不同见解，因此粟裕才会有后来的“子养电”，乃至“斗胆直陈”的“卯巧电”——这是后话。

顺便说一下，上述未发之电文，《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31页落款的时间为8月4日；《粟裕传》第624页也称“8月4日，粟裕把电报稿交给陈谭审阅”，第627页还附有原文影印件，不过台头上的“（8月4日）”与电文笔迹明显不同。而在《粟裕年谱》第258页，粟裕起草该电的内容在“同日辰时”的小标题之下，而“同日辰时”是指7月30日。该电起草时间究竟为何时？——此事当存疑。

粟裕以个人名义的电报发出以后，“陈毅对此深感不安。他始终认为，几仗未打好，彼此有责，不能由粟裕一人承担责任。5日夜与粟裕长谈后，6日又写了一份‘指人译’的电稿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电文中称“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既肯定了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又提出了责任共担。

11日，毛泽东复电指出：“陈鱼午电悉，所见甚是，完全同意。7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陈粟率6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