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秦刚这事算是正式出锅了 -- 别看我矮

为了更好的感受红色精神带来的洗礼，学习弘扬小岗精神，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滁州学院赴凤阳县小岗村“红色理论政策宣讲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如今我们通过重走红色足迹、追随红色记忆，感受革命先辈们留下的历史余温，传承并弘扬小岗村敢为人先，不断创新的红色文化。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约28公里的地方，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出名的“三靠村”，即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以逃荒要饭“闻名”。生活的极端窘迫使村民们不得不冒着巨大风险探寻出路。

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岗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原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回忆：

没有人干，在家里一般是女同志，男同志要饭去了，她们在家弄小孩，吃不上饭，哪还有力气做活呢。

一九七九年秋收，小岗生产队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小岗人把他们的粮食产量由原来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12万斤。短短一年就取得了大丰收，原因在哪里？原凤阳县委书记王昌太一语道破。

根本问题在解放以后的三十年间，有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第一个禁区就是一个包字，一讲到包字就害怕。另一个禁区就是所有制。这两个禁区直到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才被冲破。

1978年，39岁的严宏昌被村民们选为队长，带头签下“生死状”。

在村民眼里，严宏昌是队上的能人，常年在外揽工干活，收入高。村民们眼红他，希望严宏昌带领队员们一起致富。

严宏昌对队长这个职务没有兴趣，他从1973年就利用农闲出外打工，在铁路上干活修路，搞建筑等，赚到的钱比当队长要高得多。在村上当队长，别说赚钱，吃饱饭都是问题，每年冬休季节，家家户户都要出门讨饭。

严宏昌知道出门讨饭不容易，自己当年也是讨饭过来的，也就是运气好找了个干建筑的活。他虽然不再回来干队上的农活，但要每年上交几十块钱。当村民一致要求他回来做队长的时候，他只有答应了。要不然，村民们说要开除他的村籍。

“宏昌啊，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每天两顿你能喝上稀饭，不用每年再出门讨饭，也就满足了！我就是想吃上一碗干饭，两年了我也没舍得吃。”60岁的老社员老关，在选严宏昌为队长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严宏昌对队上的情形还是相当了解的，能吃上干饭的，几乎没有。全村20户，一百多口人，都处于温饱未解决的状态。村里的粮仓，没有半颗余粮；牛圈里，只有几头瘦骨嶙峋的黄牛。

队上的记工员关正景回忆起当年讨饭的情景：“我到冬天就要出去讨饭。扒煤车到了上海，经常被人骂：“年纪轻轻，有手有脚，还出来讨饭，真不要脸。”不去不行啊，家里没米吃不上饭。”

毕竟是在外打工，见过世面，严宏昌想到了干建筑时包干的做法。他在建筑队时，都是说好一个活多少钱，如果提前超量完成，还有额外奖励。

但是，在农村这是不行的，当时全国都是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多干少干一个样。个人不能私自种植作物，也不能私自养殖家畜。凡是超出生产队集体劳动之外的东西，全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犯了错的人不但要被批斗，还极有可能当上“走资派”。

严宏昌决定先摸摸大家心里有什么想法。他先来到堂哥严学昌家中，了解严学昌的心思。

“如果分田到户单干，你愿不愿意？”

“这个好，这样大家有责任心。”严学昌说道。

严宏昌又对全村20户人一一做了摸底调查，结果是几乎都支持，但大家对其中的风险也心知肚明。

严学昌决定，全村十八户户主一起开个集体会议，商讨方案的可行性。

逃荒归来的小岗村村民

1978年12月冬天傍晚，严宏昌挨家挨户通知户主到村民严立华的家里开会。

“天黑了再去，要分开走，不要和家人讲。”

晚上，十八户村民集体来到了严立华的家里。但大家都不敢谈分田单干的事，只敢交流这个冬天到哪里讨饭比较好。有的人说要往东去上海，有的人说要往南边江西。

严宏昌等人来齐之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说道：“这个想法是我提出来的，我来担责任。想法很简单，就是把田地、生产工具平均分给每一个人，大家分开单干。目的很简单：完成国家的任务，留够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

分田到户的想法得到了大家一致拥护，十八位村民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由严宏昌代写。

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村给村民撑腰。

严宏昌意想不到陈庭元亲自来视察，他不敢承认是单干，只好回避这个字眼，说道：“也不是把地分了，而是让每户村民负责一块地。这样，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有信心肯定能弄好。干一年，保证下一年不吃国家粮食，不用国家救济。”

陈庭元看着这个淳朴的农民，说道：“你只要保证大家再也不用出门讨饭，就很了不起了。”他想起了村民因为吃不上饭，好些人饿死的景象。

他对公社干部说道：“小岗村这么干，也是想吃饱饭的问题嘛！就算错了，对全局没有多大影响。让他们先干再看一看。”

公社还是害怕，要求陈庭元下个文件表示同意。陈庭元哈哈一笑，说道：“这种事情，干就是了，怎么能下文呢！”

在县里的默认下，小岗村终于领到了化肥、农药、种子。

到了秋天，小岗村小麦、水稻一共打了13万斤粮食，还有3.5万斤花生，超过任务的80倍，第一次上交了国家6万斤粮食，还首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当年一算，人均收入达到了400元，一下子解决了温饱问题。

省委书记万里来视察，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邓公一锤定音。

为了老百姓，陈庭元认了，自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他要求县里不要报道，也不要宣传扩大。他和下面的人说道：“也不要怕，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有什么事情我先担责。”他为了保护村民的积极性，把分田到户称之为“大包干”，回避了“单干”的字眼。

在小岗村的带头下，旁边的村子看到小岗村尝到了甜头，纷纷按照小岗村的模式开始了“大包干”分田到户。

嗅觉灵敏的媒体闻到了气息，很快当地的“分田单干”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反对声音：“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刹住安徽的分田单干之风”；“这是陈旧落后的小农意识。”一时之间，两派不同的意见吵得不可开交。

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要求下，陈庭元提交了一个报告。万里一口气看完报告，对报告上写的“大包干”前后的变化很是惊诧。他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直奔小岗村。

“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万里听完陈庭元的汇报，很是满意。当他听到“吃陈粮、烧陈草，国家还要盖仓库”的时候，高兴得拍起手来说道：“好好，我批准你们搞个三五年”。

万里回到省里后，专门向邓公写了报告，详细汇报了小岗村的“大包干”。邓公听说后，很是高兴。针对大家担心的问题，邓公说道：“我看，大包干不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

在集市上，马建英有时会遇到一个绰号叫“张发财”的老人，他从外地到这里———安徽凤阳县大庙镇大庙村讨饭已经有四五年了。

曾经，宋广林夫妇也是流落他乡的讨饭者。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冬春挨饿时节，他们背领着几岁大的孩子，前往60公里外的五河县挨户乞讨。当地人管这叫“逃春荒”。

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提及“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时，曾回忆自己在凤阳插队和当大队支书的经历：当时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但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李家秀第一次逃荒时，肚里怀着7个月的女儿。那是1976年春节过后，家里还有5岁和3岁的儿子，两个老人，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她和丈夫商议着出去“逃春荒”。

马建英是李家秀的邻居，她成了李家秀逃荒的带路人。大庙大队有7个生产队，其中小卢生产队有二十几户人家，近200人，粮食不足的时候，也有人在附近村落乞讨，早出晚归，而真正跨县乞讨的可能只有马建英和李家秀两家了。马建英有一个舅舅在五河县农村，那里的境况比凤阳好很多，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她们的去向。

那年李家秀“逃春荒”回家之后，大庙大队来了新支书。新支书李克强21岁，是安徽定远县人。1974年3月他以知青身份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6年5月入党，而后被任命为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李克强到凤阳县插队之前，这个以花鼓表演闻名的地方，同样以逃荒著称。1972年4月26日，安徽省军区政委宋佩璋在凤阳视察时，曾特别就“逃春荒”问题发表指示：“外流人口一定要搞回来。定、凤、嘉生产搞不上去，每年外出，你们这个地方要饭是有办法的，到上海讲是定、凤、嘉的，影响不好。

1976年2月12日凤阳县革委会在《关于灾区口粮供应和退库粮指标的报告》中承认征收了“过头粮”，报告提供的数据是：1975年粮食总产32302万斤，比1974年减产941万斤，但征购却多出220万斤，加上农业人口比上年增加10445人，因而全年缺粮1556万斤。

距离大庙大队不远的燃灯公社大杨大队陶家生产队，有一个叫陶世良的逃荒社员，在1973年12月17日却如此被官方文件描述：“(他)带着怀孕临产的老婆外流，在淮南市，他老婆肚子疼了，硬拉她上街，结果小孩生在马路上。他苦苦向行人哀求，老婆孩子被接送医院。由于他假装可怜，医院工作人员送给他鸡蛋、挂面、红糖和小孩衣服等。3天后，医院捐款50多元，动员他们回家生产，但他换了地方，又以老婆刚生小孩才3天、生产发生困难等‘理由’，向工厂工人、机关干部要求救济。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继续撒谎，骗取同情，大捞油水，这样一直混了两三个月，所以外流中的同道者称他是‘老三天’。”

这份题为《关于燃灯公社大杨大队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官方文件称，外流的原因“不是因为家中缺粮，手中无钱”。根本原因是“阶级敌人的煽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领导班子路线不正”。

马建英有时秋收结束交完征购粮后，就立即出去讨饭，一年要在外面三四个月。她并不知道还有“逃春荒证明”可开———据说这可以抵御流入地的收容遣送。但1976年任大庙大队生产队长的孙桂雨认为，“开不开证明，逃荒都一样。(在流入地)报名是哪的之后，灾民所都会给你收容送回家。那时候制度比现在严。”

而在官方档案中，还有村干部———黄湾公社蒋集大队生产队会计王培义因“多次出具‘证明’，支持人口外流”，在1977年底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