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宿命难逃，命运玩笑 -- xx28

太爷爷走了，我们全家就是父亲表现出最强烈的悲痛，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那样的失声痛哭，泪流不止，身子都站不住了。我和母亲死死地搀着他，怕他出现什么意外。

按理说，蒙族人去世，他的家人是不该痛哭的，只该默默地啜泣，怕是惊动了死者的亡灵，会让他找不到重生的路。可是父亲实在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哀恸，无法控制住自己。

我和妈妈都理解：一个孤儿，突然有了家，有了自己的亲人，那是何等的欢喜。实际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当我孤守茅舍，见到父亲时顿时就变成了家长膝下的娃了，再也不愿离开自己的亲人；妈妈是长时间失去了自己的爱子，长达10年才回到身边，而那个儿子过得又是那么可怜，瘦瘦的，穿的是一身又脏又破的道袍，那样深的一种心痛，无法言语的心痛。

现在父亲如何不是如此的心痛呢？！

为太爷爷入殓，是我和三爷爷、父亲一起干的，而我只让他们二人在旁边看着，或是给我搭把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为太爷爷做送他离开人世的最后净身、穿衣、化妆。我要让他老人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精精神神地离去，这是我作为他的后代尽孝的责任。

对于去世的人我已经没有害怕的心理了，只是看着太爷爷骨瘦如柴的身体感到那么难过。我看过太爷爷中年时的照片，还是典型的蒙古大汉的架子，父亲很大程度上有太爷爷的特征。可是人真是禁不住岁月的侵蚀，从大汉型到骨架型，再老到枯萎型。

看到我是那么自然和熟练地为太爷爷换上新的寿衣，父亲和三爷爷从心底里为我难过，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有几个为死人入殓过的？而自己的儿子、侄孙子已经麻木了，无所谓了，他得见过多少死人，为多少死去的人穿过衣服！

当我为太爷爷做完这一切，他老人家安详地躺在纸棺中，身下垫了绸缎的褥子，毛料中山装笔挺挺的。下葬的服装，是太爷爷自己选的，他的革命领路人去世时穿的就是这款服装，我的太爷爷同样效之，死也要跟随自己的老领导兼师长。

三爷爷、父亲、我站在太爷爷的遗体旁，默哀、鞠躬，泪流不止，然后父亲在自己爷爷的灵堂里按照蒙族人的传统焚香，祷告，或许他嘴里的小声嘟囔是诵经。他没为自己父亲的离世尽孝子之责，现在为自己的亲爷爷代父尽孝孙之道，是那样的虔诚。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认真做事，诚恳为人，大气坦荡，孝顺守礼，对自己的长辈在他们身前身后都不惜力气，恭敬相陪。

我拉了他的衣服，“爸，请节哀。”

三爷爷也说：“大侄子，你对爷爷的孝顺，家里的人都清楚，人死不能复生，别哀痛伤了身。”又说：“你爷爷也是高寿了，我们应该为他老人家庆幸。”

父亲在送爷爷火化时，悄悄对我说：“骨灰出来，你分出一半，我要带回草原。”后来我知道了蒙古族人死后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草原，把草原当作自己重生的地方。太爷爷最后说的话，其实是让父亲把他的骨灰带回草原，不是叶落归根，而是希望能够重生在草原，自己祖祖辈辈亲人出生成长的家乡。

太爷爷的遗体告别仪式规格还挺高的，这是上面为照顾民族工作特意安排的。

太爷爷去世后，京城向各地的少数民族上层和西部地区宗教上层各类人士都发出了讣告。家里都没想到太爷爷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讣告发出，太爷爷生前走动过、做过工作的内蒙、西疆、藏蕃、青省、宁夏、滇南等地的统战部发来请示，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多有提出出席或派代表出席太爷爷的追悼会或是什么丧葬仪式。

出现这样的情况，太爷爷的领导很重视，立刻重新安排了丧葬仪式，专为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到京推迟了追悼会召开的时间，以示对他们心意的尊重，统战部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接待前来出席太爷爷追悼会的少数民族各界人士。

这事上面也对家里人说了，做家属的工作，希望古家配合，家中长辈大都做这方面的工作，很理解。要我说，领导层的工作意识好，反应及时。

玛居尔大毛拉的孙子艾买尔代表自己的爷爷来到京城，参加太爷爷的葬礼。他先来到太爷爷在西单的居所，带来大毛拉爷爷的慰问。我为二奶奶、三爷爷等和父亲介绍了玛居尔大毛拉和艾买尔。

三爷爷拉了他的手说：“父亲生前对我说，你要来京城，要来看望他老人家，要我好好招待你。这次遇到他的丧事，实在对不起了，不能带你在京城尽兴。”

父亲也说：“下回我去乌鲁木齐，一定要拜会大毛拉长辈，请你帮我代个话吧。”

我们一家对艾买尔的热情和诚恳相待，让他感动地说：“是我对不起古爷爷，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探望，有违真主的教诲。”

对于他这句话，三爷爷知道父亲不好接话，便说：“老弟，你不要自己自责，他们老人家都老了，风烛残年，会随时随风归去。”

太爷爷去世七天后，在西郊革命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在仪式之前，因有少数民族及宗教上层人士到场，父亲和我都被要求不要在这样的场合下穿军装。对于这个要求我们都没异议，穿便装更好和他们相见的。

至于我们穿什么衣服，父亲请二奶奶代为询问能够穿蒙古族服装么？上级考虑太爷爷是蒙族人，他的后代穿蒙族服装没有什么出格的问题；又因为是国家干部做事先请示，也是该表扬的，遂批准了我们家属所请。

父亲赶制了蒙古族的服装，我考虑是否效法，犹豫到最后，觉得为太爷爷尽最后一次孝吧，遂在临出发时穿上了蒙古族的衣服。这套衣服还是我在乌兰乌德买的呢，最终带回了北京。显然，我的蒙古服装和父亲的蒙古族服装是有些不同的；有款式的，也有新旧对比的，父亲的看上去很新，我的则不是那么新了；让内蒙的蒙族人看了又有些不伦不类，或许也让他们困惑。

告别仪式上，奶奶、爷爷他们都没有穿蒙古族服装的；有，他们也不会穿。排在他们后面的父亲和我则穿了民族服装见人，不过妈妈和妹妹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是和其她女眷一起。

那一天，在悼念大厅里，挂了太爷爷的遗像，两边摆了花圈，是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以庙宇活佛的名义献的。似乎这样的情况很少见，尤其在革命公墓。

来的人一拨一拨的，有些乱？只是与我参加过的葬仪相比，规格实在太高，或许这就是在京城吧。

太爷爷的遗体告别仪式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主持，统战、民委、宗教事务等单位都安排了领导出席，规格很高，是我们家里人没有料到的，家里人流着泪与他们握手，接受领导们的慰问。

前来吊唁的穿着各种少数民族服装和宗教服装的十几位人士，按照各自民族和宗教的礼仪献上各种祭祀礼品。

有意思的是，过来和我们握手表示慰问的有头有脸的人，是少数民族的就用自己本民族或蒙语和我们说话，用他们自己的礼仪和我们见礼。父亲和我都用蒙语做答，用蒙族礼仪回拜，自然我是模仿父亲的，没敢用在外面学的那套，其实区别不大吧。

有藏蕃、青省的大喇嘛，还是活佛的，抚摸我的头顶，喃喃地念经，然后在离开时赠我由他们开过光的藏传佛教的物件，表达他们的哀思及对后辈的提携。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说不清楚，父亲也是说不清。

收到的佛器有一串塔尔寺活佛却藏传我的佛珠手串，亦是由他开光并加持过的佩珠，是一种不知名的石珠，表面极为光洁，色暗却有一层光晕。活佛本人亲手套在了我的右手腕，用蒙语说道：“戒杀！”当时我吃惊地看了活佛，我们双目互视，大师的眼中是一片祥和、温暖，仿佛从头上到脚下都沐浴在圣光之下。我双掌合什，口中用蒙语念叨着：“感谢大师指教，希望大师为我引导。”听到我虔诚的语言，活佛点了点头。

显然，这些少数民族上层和西部宗教上层对我和父亲所做的，也让人大和统战部的领导注意到了，问询了解太爷爷家亲属的那几位干部，“老古家属中有两个穿民族服装的是什么人啊？”

人大的同志和民委的领导汇报说，“那二人是古嘉云同志的大孙子和大重孙子，是九十年代找回来的。”“父子两个都是军人；父亲是个大校呢。”

秘书长纳闷地说：“他们怎么不穿军装，穿起了民族服装？”

民委的领导说：“因为有少数民族代表和宗教界代表参加，我们建议他们不要穿军装了，他们请示可不可以穿民族服装，考虑到他们长期在内蒙生活，刚到北京不久，就同意了他们提出的穿民族服装的要求。”

“这样啊！看那些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对他们挺重视的，我还想把他们调到民族工作的岗位上，今后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事会更多、更复杂。如果他们合适的话，利用他们在那些人士心目中的好感，也会让民族和宗教工作好开展些。”这个首长的语气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