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特务村记事 -- 万年看客

中苏友好，江两岸的人来去自如，互通有无。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

19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两岸关系变得紧张。村里曾经有人去河对岸做生意、探亲，但边境在一夜之间被封锁，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村里。徐维义说后来没等到很好很好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1966年的一天，他接到通知，不能去江边打渔了。

【徐维义：打渔，别人可以，我就不行，不让我打，人不都是一样的人，那时候没有考虑这个苏联怎么怎么的，没有考虑文化大革命，后来我把网，冬天下网有这串绳，串绳搁里头了，搁里头了，后来就下去把那个网穿上了，那也不让你随便到那去遛网去，你不能乱说乱动，能让你随便走吗，完了晚间偷着去遛网去，那家伙鱼也多，都弄到大的鲤子、螯，净好鱼，得好几百斤，我忙活了一宿，自己。】

年轻的徐维义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其时整个宏疆村三十来户人家，只有四户属于纯正的中国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四个混血家族，即徐维义家、张运山家、徐英杰家和袁吉先家，都没能逃过这一劫。

文革时期，车陆公社(今车陆乡)制造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徐氏家族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有7人：大哥徐维义、二哥徐维新、小弟徐维祥、大姐夫张运山、二姐徐桂贤和二姐夫王海丰，还有“傻大爷”。当年葛金丽娜将自己带来的儿子改名徐维刚，“户籍证明”上小男孩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长大成人之后，村里人都称他“傻大爷”。因为没有国籍，“傻大爷”反而因祸得福，没怎么吃苦头。“只是拿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没怎么打他。”徐福胜回忆。他的父亲徐维义则被关进了牛马棚达5个月。

　　当年徐维义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在徐福胜眼里，父亲特别能干。闲暇时，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开得最好的。我爸常问我们：想吃水獭吗？想吃他就去打。”打来的野味也可拿去卖钱。一只黄鼠狼是九块二毛一。而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来个工分，只够买支冰棍。

　　徐维义被关牛棚后，徐福胜负责给父亲送饭。那时他13岁，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饭，一日三次。造反派们逼徐维义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为自己发明了一条罪名——“上山搞资本主义”。

【徐维义：就是变相体罚你，撅着，脑瓜子快拄地了，我撅了七天七宿，差不点儿没撅死，眼珠子都要控出来了，换着班，七天七宿，什么人能架得住呀，眼看就要行凶。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抡，打趴下三个两个还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让我歇下来。我就那什么了，寻短见了，后来又一寻思，这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他们不就完了，寻思寻思拉倒了，别那啥了。还有几回，整得严重了，走、跑，大江，水，凫水，我水性挺好，我寻思干脆走了，你走，走也是不行，还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呢，那不更麻烦了吗，挺着吧，爱咋的咋的吧。】

【徐维义：就后院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行振，问他电台是什么样的，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样的，完了说是，就像茶壶似的，说是就是一样，就是没有嘴，那不就告诉你了吗，根本就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嘴说话呀。】

【徐维义：叫我交代在苏联那边整的枪，说把枪弄哪去了，说整下道杆村去了，整下道杆弄哪去了，给我哥哥了，就往自己家的人身上整，你还能整到别人身上，根本没有的玩意儿，那家伙，让我去对证去，那是我二哥，这家伙，我哥哥急了，两个人对证，那玩意儿没有的事儿，那是胡说八道，他急眼了，摸起老板凳就……】

徐英杰今年74岁，同徐维义一样，是村里所剩无几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儿。他记得，妻子张凤云被关进牛马棚时是夏天，天气闷热，整个村子也极沉闷。　　“在路上碰见熟人都不敢聊天，小心又小心，生怕‘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每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就被抓进去了。”妻子被抓时，小女儿才刚刚满月，大女儿徐月娥每天抱着妹妹去牛马棚，让母亲喂奶，再抱回来。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马棚里关了许多人，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徐英杰：问跟谁联系，怎么联系的，咱上哪说呢，咱根本没联系，你不瞎说吗，你还就得瞎说，你不瞎说不行，不瞎说他揍你。他给你安排说是，他不知道从拿调出来的，他说，联系的时候，说这个电棒，手电筒打三下，完了过去，到那块怎么怎么说，没有的事，根本没有这个事，你怎么安排呢。】

【徐维义：有一个姓潘的，是一个老跑腿子，那边有个河，在那河那地方放牛，完了说他是个特务，说特务你怎么联系的呢，说是，我实在什么玩意，搁那个火柴，一划火柴，那边就过来人了，那个火柴，那江那么宽，拿个火柴他能看见吗。】

【徐英杰：当时栽一颗树，给他砍了吧，特务家的树，给他砍了不要。特务家的孩子，小孩跟小孩那么说，小孩也不懂，揍他，他说特务家的孩子。劳动吧，生产队不是评单位分吗，评分，你干得再好，你也没人家那个好人评分多，你政治上不去，政治不好，劳动好，政治不好，应该评十分，我给你评八分，你就少两分。】

　　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里，徐维义的大姐徐桂芝躺在炕上听人聊天。她蜷缩在那里，脸上木无表情，嘴角耷拉着。听到记者与他人聊天，提及文革，她从炕上起身，一言未发地离开了。“她本来话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后，她的话就更少了。来了就往这儿一躺，不说话。”小卖部的掌柜、徐桂芝的大儿媳说。

　　徐桂芝的丈夫张运山是文革后县里唯一一个专门为之开了平反会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儿子张玉福的眼里，父亲能干，有见识，人缘好。“每天家里总有南来北往的客人，母亲炒菜，父亲和他们喝酒。”

年轻的张运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当时村与村、村与县之间没有公路，为人热心、喜欢结交朋友的张运山自告奋勇承担起给供销社跑运输的任务。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妻子生病时，他能把逊克县唯一一台北京吉普车借来，带着妻子去医院看病。运动开始之后，张运山第一个被卷了进来，罪名是“苏修特务集团大头目”。据1979年县里给张运山平反的材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张玉福：最开始从社教开始，就说他有点历史问题，到文化大革命了，就把他揪起来了，就说“苏特”，“苏修特务”，那时候直接一个定论，就说“苏修特务”，觉得自己家哪能是“苏修特务”呢，是跟别长得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突然一个晚上好像是，就把我父亲叫去了，叫去搁那以后，第二天拿了一套行李，就在那就圈起来了，就给关押了，关押之后陆陆续续一家一家一家都有这个情况，就都给圈起来了。】

　　“我父亲被关在供销社大院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每天给他送饭，但见不到他。我就整天骑自行车在那儿一圈一圈地转，只想看看他。”张玉福回忆说。

　　张运山被关进牛棚后，每天晚上都有造反派来光顾张家，房前屋后，掘地三尺。“若是情报员，家里必定藏了电台和坦克、枪支之类的武器吧，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找到。”最后全家人被驱逐到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张炕。

　　“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开二哥的批斗会。我就在台下看着，我不想看都不行，必须得看。”张运山的妹妹张淑娟说。一提起文革，这个76岁的和善老太太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调门：“拿鞋底子、皮鞭、皮带抽他，完了让他爬回牛马棚。我实在不忍心看，又帮不了他。”后来，张淑娟自己也被关进牛马棚，落下严重的妇科病。

　　张玉福记得，父亲被打后，托人带话回来说口苦想吃糖。母亲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块英国表卖了十几块钱，给父亲买了糖块。张玉福对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齿。批斗会结束后，他埋伏在路边，待造反派经过时，拿弹弓打他们，结果是自己被追打。

张运山作为“特务”头子，受到了最严酷的对待。当时只有10岁的张玉福获准给他送饭，见到了接受审查的父亲。

【张玉福：打嘛，打得受不了。那时候我记事，我给他送饭，送饭我就记得，身上都是血，满身都是血迹，那时候我小，也不敢吱声，送完饭就走了，他也不让看，大人去了不让，偶尔我送饭就能看看，打得受不了，自己可能是嘴里都挺苦，要糖块，我记得要糖块，我回去跟我妈说，我妈说没钱啊，我爸说实在没钱，把表卖了吧，有时候有那个鹦哥表什么的，他喜欢穿白的衣服，都是血，都是檩子，说起来跟渣滓洞出来审完了差不多，基本上都那样子，我听说他们都说身上打完不沾到衣服上了吗，完了就给撕下来，那你说那是不是酷刑嘛，他能受不得了吗。】

终于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里干活，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张运山跳井身亡。

【张玉福：身体不行，打得走路都走不动了。

记者：就是你们看到？

张玉福：我们看到的时候，走路非常慢，走不动。他就是路过厕所，他想上厕所，他就是存心的，路过厕所，趁他不注意就跳下去了。捞起来，就这么草草地换衣服，我们也小，也靠不上前，草草地就做了个棺材，村里面出了个棺材好像是，很薄的一种木板钉一钉就埋了。】

那是1968年8月，张玉福12岁。他一直认为父亲个性刚强，之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张运山投井而亡，宏疆村“苏修特务集团”大案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