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1969年9月12日，柳福禄离开了学校，重新回去种地去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和平大队革委会领导人决心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他们责令柳福禄立即作出深刻检查。还要柳长年写出罪行交代材料。

9月13日，柳长年写了认罪“交代书”，递交给大队革委会。

9月13日、16日、27日，柳福禄向大队革委会接连交上了三份检查材料。

1969年9月13日，柳福禄写了第一份检查。检查说：自己备课不认真，默写出了政治事故。大队革委会认为：太轻描淡写了。检查没有通过。

1969年9月16日，柳福禄写了第二份检查：检查说：自己在回到学校仅仅20天，就犯了错误。他的错误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背着家庭包袱，贯彻了封、资、修的教育路线，课堂教学粗心大意，默写生词时，把“恩维尔·霍查”和“叛徒”连在了一起，在课堂上造成极坏影响。检查还是没有通过。

1969年9月27日，柳福禄又写了第三份检查。检查说：（1）没有和地主家庭出身划清界限；（2）违反党的政策（开小片荒）等；（3）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在学校中默写的情况）；（4）自由主义（说背后说过蒋德春连一个党员资格都不够，不会劳动）；另外还有邻居徐家的孩子到他家撕毁毛主席像的事情。他请求对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他一条生路。

与此同时，大队革委会开始在师生中广泛调查，多方收集柳福禄的“罪证”。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亲自把几名和平小学五年级学生找到家里，让他们写了柳福禄在课堂“放毒”事情经过的证明材料。和平小学五年级学生崔常富、乔素芳等人写了材料，时间是9月18日。2

大队革委会找到柳福禄在建设小学教过的学生，要他们证明柳福禄在建设小学教学时，烧毛主席语录、打骂贫下中农子弟。学生王青生、包乘进、韩长和等人写了材料，时间是1969年9月22日。大队革委会还找了动手打柳长年的当事人李常征，要他提供证明说：柳福禄对打他父亲不服气，当场对贫下中农示威。9月22日，和平小学负责人吕风阁给大队革委会写了关于柳福禄上课情况的证明材料，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根据和平大队革委会的布置，和平小学的教师专门开了两次斗争会，对柳福禄进行揭发批判。揭发批判的内容有三条：一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好，不请假办私事，劳动挑轻躲重：二是看到别的教师接受再教育后都回校了，对没让他回校表示不满；三是借砍柴之机把小树棵给砍了，生产队罚他款，他始终没交。这三条所讲的事情都与学校工作无关，很明显，这完全是按照大队革委会交代的口径讲的。

1969年10月16日，和平大队革委会做出《关于柳福录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给柳福禄罗列了如下罪状：

1．该人出身地主分子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仇视广大贫下中农，在教学期间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体罚、打骂贫下中农子女；

2．大搞反（翻）案妖风，公开支持其父地主分子柳长年反（翻）土改的案；

3．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撕毁毛主席画像，用主席语录升（生）炉子；

4．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

5．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经常不参加劳动，以割柴火为名进行乱砍盗伐；

6．破坏整建党运动，在群众中散布说×××（注：指大队书记蒋德春）党员不够，有问题，现在表现很不好。

经大队党支部和大队革命委员会研究，根据本人表现，同意给予该人清除教育界，戴帽管制生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但是，大队革委会感到，要把柳福禄的这些罪状坐实，先前收集的材料分量不够，于是又赶紧找当事人，紧急补充了材料。还责令柳福禄写出一份更完整的检查材料。1969年10月22日，和平小学教师吕风阁、学生梁素芬、朱桂花、官桂琴、柏永刚、崔常富、王喜庆又提供了新写的调查证实材料。王喜庆就是在课堂上当场给老师柳福禄发难的学生。在这份材料上，他的叛徒的“叛”字，还是不会写。打人者李常征再次提供了调查证实材料。在这份调查材料上，代笔人为了强调李常征的政治身份，写的是：贫农，党员，红旗煤矿工人（在其他材料上，李常征的身份是：贫农，团员，社员）。为了加重材料的分量，调查材料还增加了两个年纪大的人的证明材料。一个是63岁的贫农王双喜，证明柳福禄砍柴时割了小松树的材料；另一个是50岁的李成江，证明柳福禄替地主父亲翻案的材料。

10月24日，柳福禄再次写了检查材料交上。这份检查共写了7页纸，是最长的一份。和平大队革委会将这些证明材料盖上公章，连同柳福禄的检查材料，与大队的处理意见一并送到公社。请公社革委会审批。

1969年10月25日，海龙县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委会做出了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柳福禄确系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已不适应做教育工作。清除教育队伍，下放农村参加集体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以继续观察。”

起先，大队革委会还想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逮捕柳福禄，送交公安机关处理。但公社把柳福禄的材料报到县里以后，经海龙县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审查，认为该案件的事实部分不清，没有批准。按说，这个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但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和平大队革委会又“发动群众”，根据邻居两个小孩子的“揭发”，搞出了一个柳福禄在家里针扎毛主席像的“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