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2023 - 中国房地产政策彻底转向的元年 -- chuchong

重庆公租房的资金来源1/3靠政府投入，2/3为银行、保险、基金等渠道的融资。通过公租房和与之配套的商业店面的租金来逐年偿还融资的本金和利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公租房系统完全能实现保值增值。另外，承租人可在租满3-5年后以成本价购买有限产权，但在退出环节只能以购房价加同期银行利息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避免了权力寻租。

从2010-2012年，3年间重庆建了4000万平米的公租房，户型主要有35-38平方米的单间配套、46-47平方米的两室配套和65-72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目前，重庆公租房有超过4成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居住，其他主要为大中专新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及本市住房困难户。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总结重庆公租房经验时表示：“大量建公租房，不但能够保证弱势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而且大量的公租房也会改善重庆投资环境，对当地经济产生推动作用。通过公租房降低生活成本，吸引人才和企业的进入，带活重庆经济发展，这远比高房价下的土地财政更有意义。”

以很低的价格出租给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我在重庆的时候问过一个餐厅服务员，她就租了一套小小的两室一厅，70平米不到，每个月租金500！还可以看到江景！

薄当时在位的时候还承诺将来把公租房卖给长期租赁的住户，前5年的租金就是首付，以后的分期付款就是现在的房租。薄的政策赢得了整个重庆人民的欢迎，我去了成都，成都人民也非常羡慕。

为人民服务的精髓在于把社会生产的大部分利益分给劳动人民，薄这么做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如果说薄不是为人民服务，今天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人物一个都没有。

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职住平衡要求，推动雄安新区居民实现住有所居。针对多层次住房需求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个人产权住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严禁大规模开发商业房地产，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制定与住房制度相配套、与开发建设方式相适应的土地供应政策，完善土地出让、租赁、租让结合、混合空间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等多元化土地利用和供应模式。探索不同供地方式下的不动产登记模式，创新购房与住房租赁积分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各类社会主体参与雄安新区住房开发建设，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支持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房地产金融创新产品，明确管理制度和运行方式，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支持在雄安新区设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探索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

（三）租购并举。

　　1．实物供应。

　　——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40%左右，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各类居民供应，租售结合。

　　——人才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20%左右，重点面向符合条件的企事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高技能、社会工作、党政等方面人才供应，可租可售，建筑面积以小于90平方米为主，租金、售价分别为届时同地段市场商品住房租金、售价的60%左右。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

　　——安居型商品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20%左右，重点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标准等条件的户籍居民供应，可租可售、以售为主，建筑面积以小于70平方米为主，租金、售价分别为届时同地段市场商品住房租金、售价的50%左右。

　　——公共租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20%左右，面向符合条件的户籍中低收入居民、为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行业人员、先进制造业职工等群体供应，建筑面积以30—60平方米为主，只租不售，租金为届时同地段市场商品住房租金的30%左右，特困人员、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租金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10%。

考虑深圳人口持续净流入对住房的需求，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深圳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的补助，加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对深圳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力度，推动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一、适用范围

　　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指将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酒店）、厂房、研发用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行为。

　　工业用地或者物流仓储用地上厂房、研发用房、仓储等既有非居住房屋应当在保障产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进行改建。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扰、污染或者安全隐患的工业用地和存放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仓储用地上的厂房、研发用房、仓储等既有非居住房屋，不得实施改建。

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

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长期、有效的基础性机制。但截至目前，只是采取了调控手段，如限购或调整对二套房、三套房的信贷政策，这并非治本之策。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的“根”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控制土地，通过卖地或开发来获得收入。

从土地财政来看，李稻葵认为，地方政府一方面控制了土地财政，另一方面却不持有和管理自己的房产，因此房地产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重庆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但它只做了一部分，政府只是在土地供给方面“随行就市”，用土地供给的多寡来控制土地价格。这还不够，地方政府还必须再持有相当一部分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