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读书笔记之《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 -- 俺是老胡

19世纪西方对中华帝国残余的省份的控制比对奥斯曼帝国参与省份的控制要直接和广泛得多。欧洲人虽然在奥斯曼帝国中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但是他们对土耳其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个租界，特别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对中国主权侵犯的程度，西方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也从未享有他们在中国那样自由行动的权利，第313页。

中华文明能够成为没有间断的最古老文明原因之一，是中国与人类其他文明的空前的隔绝程度，主要是地理因素。这些差别表现在建筑风格独特的宗教体系和宗教态度，表意文字，使用筷子不吃牛奶及奶制品等方面，（这里的宗教体系和宗教态度大概应该是说中国对宗教有实用主义的态度，没有宗教狂热，没有决定论、没有历史线性发展的假定，没有彼岸和此岸的截然两分，表义文字呢是对于西方来讲很难接受的一种表述体系，不吃牛奶和奶制品，实际上是降低了中国人生存对能源输入的高需求。）由于中国人的文化特点，使得他对于外部资源、外部能量的输入需求比较低，所以中国有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种人口的优势使得能够同化或驱逐入侵者。

另一个有助于文明持久性的因素是独一无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是使国家保持统一和历史连续不断的重要力量，即使是各个地方的方言不相同，但是各个地区的中国人都能够理解书面语言（所以如果要打倒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独有文明特征，可以首先从中国的语言的消亡入手）第316页。

科举制度由于向所有的才智之士敞开，虽然是对那些拥有财富的阶级更加有好处，但是它也吸收了那些穷苦而聪明的子弟进入所谓的上层社会，这样就吸收掉了平民中最精英和优秀的人群进入统治阶层，而不是成为一个对立阶层的领导者，在士大夫文化为中国提供一个有效率且稳定的政府方面，赢得了欧洲人的尊重和赞赏，但是这也是一个抑制独创性培养顺从性的制度，（由于要保持士大夫的特权，因此必然要维护虚伪的神圣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把现在的西方统治阶层当成中国原来的贵族，那么如果能平等吸收中国的精英加入，就会成为全球规模下的中国式士大夫社会，即实际上的文化精英和资本精英统治的社会，在没有外星文明进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长久地复制中国式的稳定体系呢？这里关键在于自我约束与西方精英的文化不相容，这也是地球文明得以继续繁衍的唯一希望）

孔子之所以具有影响，是因为他建立了遵循儒家伦理而非法治来实现社会治理治理有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衡量。地主，儒生和官吏三位一体的权威和特权使士绅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地主能够让其子弟上学中举，从而成为官员，一旦成为官员，他们就设法增进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利用灌溉工程来提高土地的价值，根据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在每项帝国工程背后都有一个有势力的大臣，而在每个大臣背后又有一批有势力的地主。由于缺乏一个能像居于统治地位的士绅的优越全市进行挑战的独立的中产阶级，也使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得到加强（中国至今的商人依然是依附于官员而存在，他们感到不稳定不安全，自己的财富随时可以被冻结。因所依附的某个官员的倒台而失去，或者因为新的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失去经商上的特权或者优势。）政府官员严格约束商人的方法，还有控制其行会，管制其贸易活动并征税，中国的商人根本不可能像伦敦的商人那样当上市长，商人是官员的附属品。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才打破了这个传统的社会，从而也打断了传统的有造反而无革命的过程。第1次失败是1839到1842年被英国人打败，第2次是1856~1858年被英法联军打败，第3次是在1895年被日本人打败。

第1次鸦片战争的起源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典型案例。印度公司在与中国做贸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筹措支付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款项，英国人很不愿意输出金条，而中国人对西方的产品又不感兴趣。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是用三种商品来支付向中国购买的商品的款项的：英国白银、英国货物和印度货物。东印度公司的发言人认为，如果不把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就得用白银偿付，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狡辩，因为英国和印度体系对中国可以出口大量的印度棉花，以抵偿中国向英国出口货物的价值。（几乎从来没有中国的某位官方历史学家讲到这一点）东印度公司为毒品贸易所做的掩护极为虚伪，将一箱箱鸦片公然伪装成带有硝石标志的普通货物。毒品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利益，并且通过刺激英国对印度的纺织品出口还增加了间接利润，因此当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进口时，就引起了曼彻斯特工业家的恐慌，这些工业家热心的支持了此后的鸦片战争。

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明令禁止鸦片进口，但非法的走私活动在19世纪又迅速增多，这说明在清朝南方存在庞大的走私网络。这不仅导致清帝国的财力耗竭，私下和走私者互相勾结的官员们也进一步腐化。

在根据战后的南京条约，英国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控制了中国的国家税务，将关税统一固定为进口货物价值的5%，只有经过双方同意才能改变。在第2年所缔结的补充条约中，许可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但是由于条约所承诺的开放，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他们所预期的贸易大发展，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就是从中国取得更多的让权。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重新规定并扩大了治外法权的范围许可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并在全国建立基督教教堂宣传教育。与此同一个时段，日本人始终能使西方的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并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些屈辱和灾难削弱了满族朝廷的地位。在过去这样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必须有人负责，很可能各种民众的起义将推翻满族的朝廷，但是这一次由于各个外部大国的介入，延续了满族朝廷的寿命。

1851到1868年，中国北方的捻军造反，1855年到1873年的西北和西南的穆斯林叛乱，1855到1872年的南方苗族暴动都缺少思想觉悟和政治组织，但是1850到1864年间的太平军起义，在其范围和特点上都与以前的判断有区别，确立了许多政治和社会改革目标，这种改革运动遇到了强有力的西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果对旧秩序进行实质性的改造，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丧失很多，因此一时几乎要胜过满清的太平军起义，最终却被镇压了下去。部分原因是清朝受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支持。

太平军的思想代表了古代中国思想中的乌托邦，力求实现平均主义社会废除，士大夫家家有田，但又不独占土地，多余的粮食归入公仓，同时要求推翻满清，禁止鸦片，禁止烟酒，反对设祖宗牌位和儒释道三教偶像，最惊人的是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缠足，一夫多妻，卖淫以及包办婚姻，坚持妇女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利，担任领导职务。最初西方人赞成太平军，认为洪秀全的基督教方针将引导他与基督教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外交和商务关系。1853年5月，海军准将佩里报告，说太平军象摩门教徒一样很守纪律，并赞扬太平军是一只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为争取更自由更开明的宗教和政治地位而勇猛战斗。

但是这种态度转变了，原因是欧洲商人和外交家断定维护清朝镇压太平军的起义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因为太平军禁止鸦片，又疏远了英国人。作者提出另一个重大原因是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贸易额急剧减少（如果能够尽快推翻满清，贸易将会很快恢复，因此这并非一个有力的西方支持清朝朝廷的理由。）西方各国政府转变了态度之后，使得清帝国政府有海关的税收可用，又向它提供武器轮船和技术人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雇佣兵的人员和武器均由外国大使馆提供。在这个过程里面，从民间崛起的湘淮私军获得的收入并不上缴国库，而是用来向西方购买武器，维持他们的私人军队，帝国政府向地方首领发生了基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转移。因此西方列强能够比过去更加干涉中国的事物。美国历史学家小steven乌哈利指出，对太平军的解释上西方存在明显的偏见和否定的态度，他说这是因为太平军事实上没有受到认真而公平的对待，历史学家所信赖的主要是伪造的、或者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太平军的文献，信赖的是清政府的密探的报告以及由支持清政府的外国人编撰的反太平军的宣传资料。太平军主要是在西方的纵容下被扼杀了，因为太平军威胁了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还因为清政府已经表明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他很愿意恭顺从命。戈登在中国服役将近4年，充分认识到双方都是同样的腐败，但是应该承认在太平军这一边至少还有些改革，蔑视清朝的很多繁琐无聊和崇拜偶像的习俗，具有很多帝制派从未显示过的，富有希望的特点。

3.33亿美元的庚子赔款要求按年度分期付款，几乎吸进了清朝政府的全部收入。西方公司不仅在企业中剥削中国工人，还从事恶毒的猪仔贸易，与早期的非洲奴隶贸易非常相似。

关税的限制的确妨碍了清朝政府的税收，未能保护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工业，但是中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和销售系统一直颇有抵抗能力，使西方用机器制造的产品无法像在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其他地区那样完全占领市场。

在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明非常尊崇，因为它有儒家伦理道德，它有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他推崇学问而不是崇尚武力，他生产的手工艺品十分精巧，等到了19世纪中国人军事上失败以后，又不愿接受西方的产品和西方的基督教，西方人的态度就由尊崇变为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