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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到乾隆前期，绝大部分文字狱是政治案件。像曾静案根本就是谋反，和文字狱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世把曾静案说成是文字狱，主要还是因为两点：

一是牵出了吕留良案。吕留良本人反清，但他这个反清其实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样。大势已去后就只好发发牢骚，本人“不食周粟”。但儿子吕葆中依然入仕满清。曾静用吕的学说，当时给吕氏辩护的人说：

雍正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是赦免主犯曾静，却严惩早就死掉的吕留良父子。而吕留良本人却早就被康熙赦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吕留良父子算是因言获罪。

第二个原因则是乾隆的骚操作。乾隆上台后处死本已赦免的曾静也就罢了。偏偏还把他老爹写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出尔反尔，此地无银三百两。

文字狱本身来说，都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具体到乾隆，完全同意你的君主个人意志起了很大作用的分析。曾静案像这样翻烙饼，基本就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加君主的一时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