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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共产党历史》读后感 -- 给我打钱8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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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西行漫记》节选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象稍为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浯,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接着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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