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宋代理学 -- 回车

在高岗的问题上，教员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仅高岗本人没有料到胡服辖制下的高干们，和几年前大不一样。就是教员自己，也是没有准确及时对高岗问题做出判断。而文革，可以看出教员从此事汲取了教训。不过在101问题上，教员又得到了一次教训。这些算是教员留给后人的历史题目。

唐德刚是齐名黄仁宇的历史学家，他关于汪精卫，曾有一段评价：是说如果汪精卫没有从河内去日本，那么他一生之前犯过多少错误（罪行），在历史上他仍然还会是个正面为主的政治人物。那么，我们从教员处学习，是否也应该是摆脱程朱理学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还是以公知/国学家面目出现）——以这个政治人物的历史作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什么“德”和曾经的污点为依据。

从历史作为/结果来看，我现在认为达雅兄是对的，我们应该肯定稻公。而不是继续对老大所为（典型如19年十一游行的毛邓江胡习的语录牌）嘀嘀咕咕。

谈论复兴理学，我们更应该分析批判胡服皇帝的《修养》。对稻公，则应该“拨乱反正”，把腐败官员/二代们将稻公理论解释为“为似”的实用主义，拨回到教员赏识稻公的“为公”而不计个人毁誉。

不知红兄、达雅兄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