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拜登与《毛选》 -- 夜如何其

我头次看到徐永英这个名字，放狗找了一下，发现如下几条：

１.反右期间，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朱起贤被群众批斗，找留美老同学徐永英诉苦，徐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据朱自称，徐告诫他“不要在群众中乱讲话，有话只可和党委讲”。－《反右绝密文件》

２.林棠（1907～1996）原名林树棠，号举远，台山市水步镇长塘草坪村人。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美国共产党员。

1921年小学毕业后，赴加拿大随父生活，并入读英文小学，课余在餐馆打工。1923年又随父转赴美国波士顿。。。于1928年春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美共与在美的中共领导人的饶漱石、唐明照、徐永英领导下工作。。。－雷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３.徐永英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陕甘宁边区调查》，向美国民众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概况。该书成为后来研究者经常使用的资料性著作。徐永英是清华大学毕业后的赴美留学生，曾担任美国《先锋报》主编，是美国《华侨日报》创办者，也曾担任中共纽约支部书记。－《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４.

【1960年初，我还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时，被中央委员会借调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把《毛泽东选集》的第四册翻译成英文，同时还要重新翻译在50年代已经翻译过的前三册。

《毛泽东选集》新版本的印行，在当时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身为这个精英翻译组里的一员，我也觉得是极其光荣的事。

翻译小组第一次开会，是在前法国大使馆。我们这群人都是精锐，有中国最杰出的学者、经济学家和英语人才。小组一共14个人，9个中国人，5个外国人，小组领导是孟用潜（编者注：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的首席美国经济专家，排名第二的是唐明照（编者注：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前是纽约地区的左派积极政治分子，后来负责中央委员会联络办公室的英语工作。再者是冀朝鼎，是学者，也是收藏家、书法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外交部最好的英文翻译冀朝铸（编者注：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1991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其他中国成员包括徐永英，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小组的组长；吴文寿，外语新闻主任；钱钟书，这个大家都知道；裘克安，外交部翻译组组长；陈翰笙，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以及来自外语学院的程振求，他担任整个小组的秘书及处理所有杂务。

除了我之外，小组里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的法兰克·柯（FrankCoe），是个马克思经济学者，在罗斯福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后来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为了反抗麦卡锡主义，流亡中国。另一个是他的密友艾德勒（SolAdler），他在英国出生，也是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美国财政部工作，加入了美国籍。

英国人是沙皮诺（Michael Shapiro），新华社的外国专家，负责润饰英语新闻稿，还有一位是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左派的中国史专家，他出生在波兰，年轻时被带到中国，在天津的美国学校里长大。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两年，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八个小时，共翻译出近500页的《毛泽东选集》，包括1951到1956年间曾在英国印刷发行的第一册到第三册，内容包括对日战争结束前的所有毛泽东著作。新的第四册是包含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间的重要文件，比如毛泽东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他对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问题白皮书的讨论，还有一些重要的军事文章。

毛泽东急着想发表这些作品，所以我们日夜赶工。他已经看过全部中文稿，中央委员会也都认可。但我们不是原始译者，负责翻译初稿的，是另一个中国人小组，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宾馆工作，不和我们在一起，他们都是从外交部、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调来的一流好手。但我们的层级高过他们，我们正式的名称是“定稿小组”，负责润饰，对译稿的风格、准确性、清晰度及是否忠于原著，有最后决定权，可以质疑并改正任何有疑问的地方。

程振求每隔几天就开车到郊区拿中国人小组刚刚完成的翻译。他们的进度永远在我们之前。他们奉命直译毛泽东的原著，表现很称职，但文体及措辞往往有不恰当的地方，要不就是翻译得不够准确。

我们的工作方式，所有人围坐在长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很浓的茶，组长坐在桌子的一端，先跟大家公布当天的工作计划，然后开始讨论，其间常常陷入激烈的口角。

我在组里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人。我主张直译，对自己在两种语言的政治性和精准运用上很有信心，因此对自己认为绝对能正确表达毛泽东本意及风格的翻译，绝不轻易退让，有时候别人的译法也相当正确，而且文体较佳，但我认为不够精准，会不惜长篇大论的争论。

有时候我们会问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请老孟（编者注：指孟用潜）代为转达，他就通过中央当局往上呈报，但他给我们的回答不是每次都有用。

有一次，我们问毛泽东一段有关土地改革的文字，大意是不要杀太多人，且不要毫无目标的乱杀，那么多少人算是太多？他的回答是—如果多杀了一个人，那就是太多了。

有时我们为无足轻重的事吵得最凶。我们在重新翻译毛泽东的《矛盾论》时，就为了如何表达“矛盾”这个词大吵了一顿。一个矛（spear）和一个盾（shield）才合成了矛盾（contradiction）这个词，由于中国没有复数的表达，那到底是“矛盾”（contradiction）？还是“许多矛盾”（contradictions）呢？

包括我在内的一派认为“矛盾”隐含的意思是“处在矛盾状态中”，或是“矛盾的一般观念”。文章主旨是在阐述充满宇宙的许多矛盾，并非阐明矛盾状况的本质。因此，文章的题目要用单数，但不能同意内文全部使用单数。另一派则认为，“矛盾的观念”是毛泽东文章中的重点，因此单数形式是唯一的选择。在争论好几天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决定根据文章中这个字的每个个别用法，来决定是用单数还是复数。

有时候毛泽东也会引用一些俚语，这把我们搞得更加天翻地覆。比如，他在一次演讲中呼吁所有干部，讲话不要太冗长，太琐碎，用了句湖南话“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绝大部分组员同意用slut来代表“懒婆娘”，我却认为这个词在美国代表着“娼妓”或者“荡妇”，改变了毛泽东的原意，所以不能接受。如果毛泽东的原意是指英文中的“slut”，他就会用更加中国化的表达，比如“破鞋”，或者“野鸡”，所以我认为更合适的词是“slattern”（举止随便的女人）。

牛津字典支持用“slut”，而韦氏大辞典支持我的观点，大家都很激动，争得面红耳赤。为赢得这场辩论，我不仅用“程序发言”阻挠会议，还游说了一群在北京的美国人。

还有一件事，我曾翻译过毛泽东最有名的一段文字，他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像遵守纪律般服从领导，以及像奉行原则般的追求真理”。在翻译这段文字时，我特别用了“obedience”这个词，就是“服从”。

唐明照激烈反对。他认为，我根本就不了解毛泽东理论的最基本教义。他解释，所有党员都必须服从党的决定，即使个人认为是错的也不得公开反对，但每个党员依然必须坚守己见，并且一有机会，就应该不停在党内向上级反映力争。所以，唐明照觉得“obedience”这个词过于被动、悲观，而且这个词无法兼顾个别马克思信徒对原则的奉献，以及领导者及被领导者间应有互动的双重意义。所以，他建议用“compliance”（较积极，有承诺意味的服从）来代替。唐明照的意见获胜。

整个翻译小组虽然争辩不断，但是在如此紧密的空间下一起工作，有时必须结合起来以支持共同的想法，有时又要彼此辩论。大家经常一起吃饭，这些都使我们很自然而然变得亲密起来。有时我们也一起休闲，比如结伴去看平剧（京剧）或是歌舞表演。】－《我翻译了《毛泽东选集》》李敦白，原文链接在此

５.

【过了一个多月，记得是在 1947 年 5 月 1 日，叶剑英、王炳南把我们这些人找在一起，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和领导成员名单。外事组主任就由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是王炳南。王炳南是 20 世纪 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协助周恩来搞统战工作，“西安事变”时，曾为我党统战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外事组设顾问一人，是马海德。下面设三个处，即研究处、编译处和新闻处。研究处处长是柯柏年。当时没有副处长，1948 年，张香山来任副处长。编译处处长是徐大年（解放后名徐永英）。徐大年是20 世纪 20 年代入党的老同志，也是唯一长期在美国工作，直至 1947 年延安撤退前才回国的党内有留美经验的同志。编译处副处长是章文晋。章文晋是周恩来同马歇尔谈判时的翻译和助手，英文好，工作作风细致认真。新闻处处长是董越千，他在晋察冀军区时曾给白求恩当过英文翻译。】－《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原文链接在此

看来徐永英资格很老，行政地位也不低，然而隐藏极好。网上竟然没有关于他的直接材料，连文革中的批斗记载都没有看到。

从李敦白回忆看来，似乎徐永英不是主持毛选英译的人。钱钟书在翻译组中的地位也并非如你所说。王老同志有啥内幕消息，分享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