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束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国很广的大辩论。

　　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

　　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岁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言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讲一些道理。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的安全。

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副主任雷英夫(作战部副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部长)、于桑(公安部副部长)，其他人员来自北京各大单位，办公地点设在三座门。

5月16日深夜24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两个师来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要调两个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而且紧急。廖汉生立即按照杨成武的指令，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副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等人，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

北京军区提出的是一个十分便捷、合理的解决方案。

5月17日下午，廖汉生将北京军区领导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做了汇报。杨表示：同意63军调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可以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当晚，廖汉生将杨的意见转告了杨勇司令员。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5月19日下午，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再次讨论，21日晚，又正式上报了方案。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据廖汉生回忆，周恩来当场确定调第189师和第70师进京，担负首都警卫任务。

5月27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司令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189师番号不变。5月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6月3日，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有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简称六三会议，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

据傅崇碧回忆：六三会议决定北京卫戍区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注：原有驻北京市内的首都警卫师和卫戍区独立团）增加到3个师1个团，“当时决定将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70师调来，成立警卫第3师；把63军189师调来，归北京卫戍区建制。”但傅崇碧的回忆似乎有矛盾，应该是增加到4个师1个团。

北京市军事志记载：1966年3月成立卫戍区独立团，6月1日，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6月3日陆军第70师改隶北京卫戍区。况且70、189师改番号为警卫第3、第4师是1969年底的事了。

傅的回忆录接着也说：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师辖6个团，外加1个独立团，1个军乐团，1个干部大队，级别为兵团级。5月31日至6月6日，189师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地区。6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七十师调属北京卫成区建制。从6月20日开始，至24日，全部交接完毕。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至此，卫戍区扩编完毕。

“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二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事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国务院）事务，共和国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的，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它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这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绝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方法。

1967年武汉的“七二○”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

“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是：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3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

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这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彼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吴德写道：“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

毛泽东于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没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16页） 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座者，均为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毛泽东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刘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静，当场带着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少奇年谱》下册第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在中共历来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北京卫戍部队，不是按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办，而是按周恩来、叶剑英和这个“首都工作组”的指示办。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的同时，在叶剑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组”当即提出了对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及一系列整编安排方案。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卫北京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卫戍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级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也就在6月3日当天，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以上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80页）

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江青本人）经常直接对北京卫戍区（？），对谢富治掌握的公安部发号施令（这个确实有，是谢富治支持文革小组），直接下达指示。

据傅崇碧回忆，当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在卫戍区所属部队当兵时，就给傅崇碧下令，要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不愿这样干，就派人事先通知他们离开。

到了1968年3月，一天，谢富治突然又找他布置说（谢富治已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已决定逮捕叶剑英的子女叶选宁和叶向真，以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谢富治要傅崇碧带人去执行。 傅崇碧当然不干，说：“这得先给叶帅打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说：“一打电话不都跑逑了，还抓什么？”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谢富治没办法，只好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谢富治另外派人去抓，自然一个也没抓到，因为傅崇碧也派人暗中通了消息。（《傅崇碧回忆录》第185页）

毛泽东的十次检阅红卫兵，首都工作组及其办公室都是不遗余力恪尽职守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于1966年8月25日正式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其骨干是北京西城八中、四中等学校的高中红卫兵倡议，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和东城区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成，俗称“西纠”。周恩来发现了“西纠”，并予以大力支持，“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为了表彰和鼓励“西纠”，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西纠”成立之后，不断发布“呼吁书”与“通令”，积极介入文革。周恩来多次接见“西纠”总部主要成员，“西纠”紧密配合周恩来，不可避免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激烈对抗，“西纠”总部主要人物之一孔丹有一《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有“西纠及其通令”、“西纠的活动”、“母亲与西纠”、“西纠祸及父母”等章节，详细叙述了西纠在文革中的种种作为，其中有他去给毛泽东戴西纠袖章被周恩来阻止、叶剑英为西纠解决具体问题、西纠配合首都工作组等细节，当然也说到了他的母亲许明的自杀并且留下遗书：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总理无涉。戚本禹也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许明自杀前还与他通电话的细节。说“西纠”是首都工作组的倚重力量，应该是事实。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态，“西纠”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强里面而强令解散寿终正寝了。至于“联动”，比西纠成立要晚，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附中、101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商议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和行动委员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牛皖平是主要负责人。联动成立，矛头所向，就是中央文革，但联动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尚不得而知。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忙碌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红卫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

　　但针对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的“监护”，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据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但也有例外：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西郊一处部队驻地的小院，基本上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除了每天反省之外，还要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人带出去到各种不同的场合接受批斗，批斗会当中还多次被殴伤。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15分钟放风，身旁有军人随时监视。彭德怀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死。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

（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

（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

（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