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戚本禹）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是“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

此话当时被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周对他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1966年8月初，有人从杭州发匿名信给朱德，策动他起来发动政变。曾参与侦察此案的浙江省公安厅原侦察干部杨宪澄回忆了事件经过：

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公安部谢富治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在此期间他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他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他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他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同年12月，杨在时任该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杨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了杨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千万别在外面乱说。”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不久戚本禹又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出面阻止，亲自表态“朱德是红司令”，也许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起了作用。

据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响应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五月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

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毛泽东补充说：“我的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有许多话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从毛泽东讲话的口气推测，这应该是事后回顾，但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已经对刘少奇强烈不满了。至于戚本禹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刘少奇在河北搞土改之时，当时可能只是属于工作性质的分歧，而此后的高饶事件，毛对刘不满意，但还不至于立即要走马换将。但毛也的确说过有人要整死高岗，令举座惊愕的话。

毛泽东在又一次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

5月5日，毛泽东对在上海的周恩来说：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你回北京去，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

1966年5月14日，周恩来送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之后，立即约叶剑英到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两人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要害部门警卫问题，并决定把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领导班子作为工作重点。周恩来说，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

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与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提交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

关于首都工作组正副组长，雷英夫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周恩来为组长，邓小平、叶剑英为副组长，而参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的张民回忆：周恩来说过，如果他不在北京，这方面的工作请示邓小平。

但文革很快全面展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始终没有与邓小平有过工作上的联系。

从这个成员名单来看，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苏谦益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这意味着，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政。

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

1966年5月19日，周恩来约见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向他们布置任务：

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再在组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

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

1966年5月20日上午，确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人选：除王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张民共四人，此外还有一保密员、打字员，共计九人。当天下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即进驻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楼梯口布设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该楼层，这九人单独就餐，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

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

据相关当事人回忆，周、叶二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简而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1966年5月21日，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名义，在京西宾馆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明确该办公室是常设办公机构，立即开始工作，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

会议特别强调，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有上报文件，都是属于绝密级，只打印两份，派参谋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份由他转呈毛主席，不能打电话，更不能派通信员送文件。

雷英夫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了一个代号为“编写组”。

北京卫戍区几经变革，其前身是平津卫戍司令部，于1949年2月3日成立，华北军区司令部兼管，聂荣臻兼任司令，薄一波兼任政委，下辖两个独立师，此后不久改称京津卫戍区；1959年1月22日，撤销京津卫戍区，组建北京卫戍区，归属北京军区建制；1963年，北京卫戍区缩编，司令员是曾美；1966年2月24日，中央军委调25军参谋长李家益任司令员，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1966年5月18日，确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这一天，正是林彪五•一八讲话之时，扩建北京卫戍区，防范“政变”的意图昭然若揭。也就是说，组建首都工作组，林彪应该是知情人之一。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此后又由新华社全文转发后，传遍全国，文革急剧升温。为了在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前，完成选调警卫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使首都安全得到保障，让毛泽东放心，周恩来领导首都工作组，很快拟定了北京卫戍部队的组织结构与扩编方案，以四个师组成北京卫戍部队，

原中央警卫师改称警卫第一师，

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这两个师以执行城区和近郊区重点保护目标的警卫任务为主，以部分兵力执行机动任务；

选调24军的第70师为警卫3师，仍驻怀柔地区，

调63军的第189师为警卫4师，部署在南苑、长辛店和北郊的清河地区。

1966年5月26日下午3点半，首都工作组会议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但临时改在一茶炉房召开。与会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谭旌樵等。在会议上，叶剑英说：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部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周恩来说：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1966年5月2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首都工作组的有关报告。

此后不久，叶剑英指示：位于高碑店的第112师，位于天津的第196师和位于宣化的第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

1966年5月31日，周恩来指示：6月3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要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

1966年6月3日上午，北京卫戍区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主持，杨成武宣读命令，傅崇碧代表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

而杨成武还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

1966年6月6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搬到三座门办公，原住在三座门的临时性单位全部搬出。三座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活动中心，看似普通庭园，有一镶嵌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红字照壁，警卫森严，异常神秘。神秘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搬进之后，它就更加神秘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进驻三座门之后，工作全面展开，范围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办公室下设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

张民说到社会人口清查清理工作，的确伤害了不少人，但他也说，“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在红卫兵的冲击下，没有什么政策可言，原来首都工作组按周恩来部署的一套方针政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红卫兵所作所为又该谁来负责？而邱会作的回忆中，则提到有一个勘察小组：“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

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

关于首都工作组，后来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的吴德曾有回忆。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时，被选中调来北京，任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中共“十大”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德近年有一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据吴德回忆，“首都工作组”不仅主持改组北京卫戍区，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这个“首都工作组”在具体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见当年这个“首都工作组”确实非同寻常。

吴德写道：“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逮捕。“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这种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

而据邱会作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的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为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

在周恩来主持和指挥的“首都工作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乘专列回到北京。

1965年11月12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

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势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自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文革运动到底怎么搞法，心中全然无数，多次请毛回京坐镇，毛泽东执意不回。事后看，毛泽东及江青等，是担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担心遭到刘或其它人的“暗算”。

毛泽东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来曾专机飞临武汉。在当天及第二天，周恩来连续单独去见毛泽东。周为何赴武汉？是毛泽东召他去还是他自己决定去？《周恩来年谱》仅简单记载：“7月11日 飞武汉。”“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至于谈话内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给周看了几天前写给江青的信。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上下卷《毛泽东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

反而如此写道：“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

也许是毛因为打算返京，独召周恩来赴武汉，详细了解首都现状及高层动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卫及局势控制方面是否万无一失，以决定是否返京及何时返京。

周恩来也一定会向毛泽东全面汇报“首都工作组”组建运作详情，以及卫戍区部署、部队调动等等，让毛对北京安全以及对整个局势控制心中有数。其后，周恩来又专飞上海见江青。名义上是将毛7月8日那封信转交江青。实际上，也是将北京高层动态，及北京安全防范情况包括部队部署告诉江青，让其彻底放心。因为此前江青说过：“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正是如此，才有了7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半年多之后的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线亲自主政。

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返京，曾想登门汇报，却被毛因为劳累婉言拒绝，而毛泽东却接见了陈伯达、张春桥等。

7月19日深夜，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才在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返京后在10天之内，毛泽东采取了两大动作。

其一，宣布撤销文革初期派往各学校和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并以此为由，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

其二，决定紧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机构（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进行全面改组。

中共八大党章规定，每年或至少两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自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再未开－次中央全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仅有74名中委、67名候补中委与会，却另有47名非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人“列席”。

这些列席者，包括江靑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还有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在内的十多名“革命师生代表”，有的人不是党员。全会议程和时间也多有变化。原定开5天，后来开了12天。

原定议程，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以总书记名义向与会者宣布说明，主要有：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议确定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议等。

会议中途，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于8月7日临时作会议文件散发。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结局，也由此大变。

列席这次全会闭幕式的吴法宪谈及当时自已所经历的一些内情：

8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它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吴法宪还说，当时在场的那20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长们，听后全部都沉默不语，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8月12日，全会闭幕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机构，重选了政治局常委（本来选举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应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

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他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它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刘少奇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

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和当天，叶群两次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刘少奇的材料。

8月14日，林彪将这两份材料通过江青交到了毛泽东那里。

9月10日左右，刘少奇写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呈报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于9月14日复函刘少奇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刘少奇有所不知，就在他给周恩来写信两天后的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以薄一波等61人出狱事为题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当时没表态，将之存档留下材料。而江青等人已在秘密建立针对王光美（实为整刘）的专案组。

11月12日，刘少奇在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后，就再没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直处于软禁中。

在1966年的8月12日前后，叶剑英向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传达周恩来指示，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游行大会，大会之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

叶剑英要求，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要协同北京卫戍区做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

8月15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接到通知“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已决定于8月18日上午举行，规模100万人，广场安排30万人，70万人游行通过天安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除留一人看家外，全部到天安门城楼值班和参加现场工作。

此后毛泽东的十次检阅红卫兵，首都工作组及其办公室都是不遗余力恪尽职守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