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曾祺小识 -- 燕人

从１９４９年参加革命，到１９７９年被摘去“右派”帽子，三十年间，汪曾祺的个人际遇有那麽点喜剧色彩。

从武汉回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联做《北京文艺》、《说说唱唱》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与老舍，赵树理等著名作家成了同事。他工作态度极为认真，多次抢救被其他编辑淘汰的稿件。后来离开北京文联，去了另一个刊物《民间文学》做编辑，工资被提了两级，成为准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联大同学朱德熙毕业后即兢兢业业服务于不同机构，也才提为副教授，与汪曾祺一个收入水平。据他的子女回忆，汪曾祺在《民间文学》时期相当于主任编辑的工作，有一定权力臧否稿件。这不免得罪了本社的老同志。５７年反右的时候，他受到一般性的思想批判，批判者态度是“温和”甚至“亲切”的。出差的时候还可以坐卧铺，这使他明白自己竟然已享受“高干”待遇了。但是５８年夏天，他被“补课”了，还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后来他在９１年发表的散文《随遇而安》中貌似庄重地提出：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他大概不理解，当他成为运动的对象时，他已经不再是人民，所以卫生部如果发这末个文件，也与他无关。

现在看来，从事实角度，批斗者的理由都是可笑的。比如一位诗人质问汪曾祺的一句诗“远树绿色的呼吸”是攻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样的质问使得汪曾祺目瞪口呆，同时留下深刻记忆，以至于其他批判言论都无影无踪了，这个质问还在脑海中。在《随遇而安》中，汪曾祺对此表现出敦厚的人性，他写道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

汪曾祺最终得到一顶“一般右派”的帽子。罪证是他写的鸣放小字报中的话

【“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对各级领导来说，这种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味道是最令人讨厌的。他不是自己人。

汪曾祺比较幸运，被下放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做体力劳动。工资被减去几级，还有每月１０８元，仍然远高于普通城市工人。农科所的领导和员工并没有歧视他。在那里他获得很好的体力锻炼，从一个文弱书生变身为能够干力气活的农业工人。一年后所里给他下评语“干活不藏奸。”６０年农科所宣布摘掉汪曾祺的右派帽子，结束（体力）劳动。单位鉴定写作

【（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

但是北京的原单位不接受他回去。他只好呆在张家口，献身农业科研。他的主要贡献是画了一部马铃薯图谱，可惜文革中被破坏了。

１９６２年他终于通过联大同学，北京京剧团的编导杨毓珉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从沪剧主笔改编的京剧《芦荡火种》引起江青对他的注意。据说江青查了他的档案，指示说：此人控制使用。有个段子。空军的阎肃写的歌剧《江姐》大受欢迎。江青想改编成京剧。她和阎肃说，从京剧团找了个人与他合作。阎肃表态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芦荡火种》在１９６４年的文艺汇演中受到欢迎。后来谭震林首先提出剧名不妥。他是新四军的老首长，意见有分量。在毛主席建议下，剧名改为《沙家浜》。剧情也做了修改。对此汪曾祺是认同的。文革前《沙家浜》剧本出版了。在江青的要求下，剧本只有两个署名作者：汪曾祺和杨毓珉。据说江青对也参与创作的剧团党委书记，１９３９年就入党的老兵薛恩厚说，“你一个党委书记，也没干多少事，挂这个名干什么。要像这样，多少出戏我都该署名。”如果这话属实，江青确有大快人心的地方。

为了创作京剧《江姐》，北京京剧团的几个主创人员，阎肃，还是《红岩》原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回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真的在监狱旧址里住了一周，上了背拷，饿饭，还有模拟枪毙。汪曾祺后来在回忆中斥之为“儿戏。”我觉得也是。

从６４年冬天到６６年春节前，京剧《红岩》一直被紧张创作中。春节前两天，汪曾祺他们被要求在上海与江青见面，被告知《红岩》不搞了，因为“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谢富治受命到渣滓洞考察，得出结论是那个环境下不可能有人能够跑出去。所以《红岩》作者一伙是叛徒。江青要求汪曾祺和阎肃搞个新剧，讲一个女党员自己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的事儿。这就是抛开党组织闹革命。汪曾祺很为难，因为他的创作比较依赖个人生活实践。编故事不是他的长项。好在阎肃比较机灵，两天内就搞了个故事梗概给江青，定了剧名《山城旭日》。两人获批回北京继续创作。这期间也有一个段子。江青在上海张春桥的办公室里接见北京这几人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场。江青反复踱步不已，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这是向北京市委摊牌。汪曾祺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脸通红，汗出如浆。江青反过来劝薛恩厚，“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确实有战士的勇气。但是她的口头禅让汪曾祺感到不解。

回到北京后，一伙人加紧工作，６月份做完彩排，只等江青过目，但是她已经忙于开始文革，无心过问。

文革开始了。北京京剧团的党委书记薛恩厚自然是首要被斗者。汪曾祺和薛恩厚曾合作了一部改自《聊斋》的京剧《小翠》，所以是薛一条线上的，给他的大字报标题写着：老右派，新表演。汪曾祺在剧团靠边站，直到６７年４月（一说为６８年四月）。江青派人邀请汪曾祺和阎肃观看《山城旭日》的预演。江青对汪曾祺评论该剧说，”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她知道编造的戏不好，但是要坚持自许的文化路线。汪曾祺对江青的艺术鉴赏力还是很钦佩的。

汪曾祺被”解放“后，主要工作内容除了写新剧本，就是改写《沙家浜》。７０年５月是个高潮。江青要赶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日同期发表《沙家浜》的最后定稿。５月１５日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姚文元，叶群都参加了。每个演员一句一句说自己的台词，领导们满意就继续，否则汪曾祺们要马上改写，直到领导们满意为止。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汪曾祺回忆说江青熬的够呛，后期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权作休息。江青对汪曾祺的表现很满意。５月１９日，汪曾祺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抗美斗争大会。汪曾祺的老朋友林斤澜在报纸上看到汪曾祺的名字，非常高兴。文革后和汪曾祺说笑话，说当时就等他来解放了。

汪曾祺在文革中还有另外一个传世之作，京剧《杜鹃山》。这是从同名话剧改编的。江青此时已经提拔了艺术观念和她一致的于会泳做文化部长，所以汪曾祺和于会泳打了不少交道。汪曾祺敬佩于会泳改革京剧的艺术才能。这也是他自己多年的愿望。于会泳能够把民间和西方的音乐手法融汇到京剧中。但是于会泳对艺术过于政治化，是汪曾祺所不能接受的。于会泳首先提出创作中”主题先行“的观念，说出江青所未能表达的意见。后来又提出样板戏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即

【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还可以争论，那只关系创作者的思路。但是”三突出“写作手法的确束缚了创作者。如果按照“三突出”原则写作，那反面人物的形象无法描写，戏剧的矛盾冲突则无从谈起。没有故事，戏剧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后来江青都说，她只要求一突出－突出英雄人物。汪曾祺对此很得意，因为江青同意他的意见。他的子女回忆中写文革后家人谈论样板戏的未来，汪曾祺断言只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能传下去，因为有故事有人物形象。孩子们问《沙家浜》不行吗？汪曾祺回答说前半部阿庆嫂的行，后半部郭建光的不行。现在还能听到的样板戏唱段，大概也就是从这几部戏中选的。汪曾祺对于会咏的才能确实佩服，但也不满他到处指手画脚的，因为江青对汪曾祺都挺客气。有一次于会咏说汪曾祺写的一句唱词“仅防隔山烟尘涨”的“涨”字不通。汪曾祺回家拿了一部《杜工部集》，指出一首诗让于自己看。汪曾祺后来说给子女们听时很得意。

江青等四人被逮捕后，于会泳自杀殉道。汪曾祺认为自己受到江青一伙迫害，被利用，所以写了大字报批判“四人帮”。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

汪曾祺是个天真的人，竟然在这个时候还想为江青辩护。他作为传统性知识分子，必然对江青怀有知遇之恩。尽管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他在文革中受到重用，却是人人看到的。在运动中整人从而达到个人目的，他还未能理解。１９７７年４月，汪曾祺被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新任文化部长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直到１９７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