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玛丽.比尔德：论罗马、帝国与帝国主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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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希腊——我们一般指的是古雅典——与古罗马在古代文化领域往往以两极对立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就像一对一善一恶的双胞胎，尽管哪个善哪个恶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从文艺复兴到革命政治兴起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期，在此之间的几百年里，罗马都是人们效仿的文化。早期罗马的英雄人物，例如名画《荷拉斯兄弟之誓》里的荷拉斯三兄弟，又比如在卢克蕾提亚守贞自尽之后推翻荒淫君主的英雄们，他们的形象影响了美国革命者与法国新古典主义者。这些后来者们认为罗马英雄象征了法制、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原则，在某些时候还象征了反对君主制，而罗马共和国则支持这一切原则。

直到十九世纪，局面才得到了扭转。雅典式民主在十九世纪之前一直被视作失败得一塌糊涂的暴民统治实验，之后则一跃成为了值得效仿的政治模式。希腊文化——包括剧作、艺术与哲学——也被当成了西方文化的源泉。随着希腊日渐得到追捧，人们对于罗马政治体系的评价也一路走低，不再将其视为共和主义的典范，而是当成了腐败政权的典型，尤其是在凯撒遇刺导致帝制取代了共和制之后。罗马文化就整体而言至少在许多人的想象当中也遭到了贬低。人们认为罗马文化无非是小人乍富，其中一切有价值的内容都是抄袭古希腊的结果，罗马人的原创文化就只有奢侈过度、驴奶洗澡、军*国主*义、角斗取乐以及其他各种糟粕。基本上罗马与希腊一直是红白脸套路里的搭档。甚至就连面向儿童的古典世界科普读物也能反映这一点。比方说《糟糕历史》里介绍希腊与罗马的标题就分别是《爽利的希腊》与《糟烂的罗马》。

我希望在此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二分法非常愚蠢。从正面来说——我希望这几天的讲座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古代世界的居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全都不算什么好人。从反面来说，如果有人认为维吉尔与奥维德只是抄袭希腊文化的暴发户，没资格与荷马或者欧里庇得斯相提并论，那么显然这四位诗人的作品一位他都没看过。正如我昨天提到的那样，同时存在于两种文化当中的特质就只有奴隶制与军*国主*义。我们眼中的暴力压迫与残忍报复行径其实是当年希腊-罗马世界当中国际关系的标准做法。无论这些文明在其内部发明了多么精巧的司法体系，古代世界的国际法都非常原始。许多时候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唯一途径就是大打出手，权力要通过军事力量来体现。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个杀人如麻的青年暴徒——我着实不理解他因何当得起“大帝”二字，我主张今后就将他称作“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我们还可以看看暴力程度低于亚历山大征服的事件。雅典也会凭借骇人的铁杖统治周边其他城邦国家。要不是又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表决，雅典公民差点就集体决定严厉惩戒试图脱离雅典控制的米蒂利尼，杀死城里全部成年男性。

但是如果要问希腊世界与罗马世界之间究竟有什么显著不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关于疆域帝国的理念与实践。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我坚持这样称呼他——征服了大片土地，但却并未加以统治，而且可喜的是征服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打下的疆域随即四分五裂。正如我刚才暗示的那样，雅典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曾建立过存续时间略长且极富争议的帝国，但是以帝国的标准衡量相对并不算大。罗马的特异之处在于罗马帝国不仅疆域广大——北至苏格兰、南到撒哈拉——而且存续时间极长。实际上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一直坚持到了十五世纪。我们将后期帝国称作东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但是他们却以罗马正统自居。同样重要的是，至少在西方，罗马帝国一直是用来定义与刻画帝国统治的关键参照物，从神圣罗马帝国到英帝国无不如此。我想用全新的视角先看看罗马帝国对于古人的影响，再看看这一帝国为现代世界留下的遗产，这份遗产怎样影响了我们，以及我们究竟在这份遗产的阴影下生活了多久。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有时候要比看上去更加令人费解。所有人——或者说至少自从吉本以来的所有人——都大惑不解的难题在于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许多现代人都曾经做过半吊子式的尝试，试图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当中找到可以用于今天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一大堆可能导致帝国衰落的原因。时至今日，吉本的问题“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依然在网络空间以及其他场域占据着人们的想象。但是在我看来，远远更加有趣且更难以解答的问题在于罗马帝国一开始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或多或少以政治手段控制了在西方世界空前绝后的广大疆域的帝国。用最基本最简单的历史术语来说，一个二流小村——公元前四世纪的罗马城——凭什么只用了三百年时间就统治了一个如此广大的帝国。为了给大家一点直观印象，可以看看这张地图，上面的灰白部分都是罗马帝国的疆域，从苏格兰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叙利亚。实际上，这张地图是一份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彰显罗马强权的的图像，因为下令绘制此图的人是墨索里尼。当年墨索里尼制作了一系列此类地图，张贴在罗马市的街道两旁，以时间顺序追踪了罗马帝国由小到大的地理发展。墨索里尼此举自然不是出于单纯的历史兴趣，而是要投射他本人对于新时代罗马帝国在他的领导下振奋复兴的希望。

这里我要插入一条说明。在审视罗马帝国的历史时，我们绝对必须抓住一点，既罗马在获取绝大部分帝国疆土时都是一个共和制民主国家，直到帝国基本成型之后才出现了罗马皇帝。换句话说，罗马早在产生任何可以称之为皇帝的东西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帝国。这一点在许多人的写作与想象当中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我们有必要牢记这一事实。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罗马怎样首先控制了意大利然后又进一步扩张？尽管以下主张很难站住脚，但是人们经常说原因在于罗马人要比周边其他人更加凶狠好战。毋庸置疑，罗马精英阶层的威望与军事胜利密切相关。每一位罗马精英最嫉妒的荣誉就是所谓的凯旋仪式：杀敌数量足够多的获胜将领可以率领仪仗队乘车穿过罗马街道，将领本人还可以装扮成主神朱庇特的模样。十五世纪后期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名画《凯撒的胜利》就重新想象了朱利叶斯.凯撒乘坐华美的战车凯旋进城的景象。显然，自从凯撒遇刺帝制兴起之后，每一位罗马皇帝都需要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连最缺乏武功的克劳狄乌斯也必须去“征服”不列颠群岛，只为证明自己配得上皇帝宝座，结果让罗马人背负了持续几百年的麻烦。人们常说不列颠群岛就是罗马的阿富汗。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罗马确实是战士国家，军功与威望高度相关，这个帝国既掌握军事强权也享有军事胜利。但是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认为罗马比起当时的其他国家更倾向军事化。偶尔有些过分乐观的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试图发明热爱和平的古代文明，例如米诺斯文明就是几乎完全由阿瑟.埃文斯在史前克里特文明的遗址上发明出来的。埃文斯将这一文明的成员描绘成了采草药跳牛背的纯洁族群。但这仅仅只是幻想而已。米诺斯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藏红花采集者》壁画其实是高度加工过后的复原产物，为的是让这个幻想看上去更加真实。事实上，凡是在找到了确凿证据的地方——无论这些证据是堡垒的遗迹还是作为陪葬品的武器——我们都可以断定古代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男性主导的军*国主*义。

罗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奉行军*国主*义，而是在于奉行军*国主*义并且总能取胜。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罗马是否比其他国家更加好战，而是在于罗马为什么能一直取胜？罗马的军事胜利的根本何在？我接下来的意见想必会招致军事发烧友们的激烈反对，但是我并不认为罗马的胜利与更加高明的战术之间存在哪怕一毛钱的关系。千百年来关于凯撒的军事天才始终存在着巨大的迷思。出于某些疯狂的原因，例如西点军校这样的现代军事院校至今还会教授凯撒的战例，就好像凯撒是什么古往今来第一战术大师一样。尽管我的观点为我惹过不小的麻烦，但我依然坚持己见：我也查阅过许多古代战例文献，在我看来古人打仗只有一招必杀技，就是攻其后路。（笑声）战场上的各种操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绕到敌方战阵的后侧。我并不认为古代世界有哪位将领施行过更加高明的战略。所以说关键并不在于策略。同样也并不在于更致命的武器。罗马人的确偶尔发明过敌人没有的武器，但是古代的武器没有一样是敌人不能仿造的。如果你向敌人投掷标枪，那么敌人如果不去自行制作标枪就是犯傻，因为你已经提供了效仿典范。

在我看来，要想回答罗马为什么总能获胜的问题，唯一可信的答案就是罗马拥有压倒性的人力资源。因为罗马人的政策是与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结盟，有时还会将其纳入公民体系。古代战争的常见模式是将敌人痛殴一顿，抢走几头牛羊，推倒敌人的城墙，然后说一声“明年开战季节再见”。显然，罗马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征服临近土地以及更远方的土地当成了与当地民族之间建立长期关系的手段之一。这些被征服的民族不得不为罗马提供士兵。这样一来罗马人就有了显著的人数优势。换句话说，罗马人虽然经常输掉战斗——远比我们能容忍的限度更频繁——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输掉战争。他们总能将更多的军队调往前线。古代战争的根本就在于拥有超过对方的人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打算对于被征服的土地施加系统化的帝国控制。我们绝不能臆想一群公元前三世纪的参议员围坐在一张二战风格的大地图周围——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地图——调兵遣将指点江山。罗马人并没有下大棋的意识。就连现代人观念当中配备总督与中心执政机构的罗马行省体系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也不存在。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在罗马四处征服的最初二百年间，罗马人的目标似乎都很实际：确保自己能够为所欲为。他们起初并不打算事必躬亲地控制被征服的土地，这一做法出现得相对较晚。拉丁语当中的“行省”一词Provincia一开始仅仅意味着工作或者职责。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人如果被派往“行省”，实际意思是被派出去完成任务，任务内容可能是镇压西班牙什么的，但依然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现代社会看待罗马的一般方式以及我们对于罗马帝国的理解当中都存在许多悖论与盲点。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依然在偷偷地仰慕着罗马帝国的成就。我们将罗马帝国称作当代全球化的祖先，有人甚至将罗马帝国奉为欧盟的先驱。我们将北非与哈德良长城两地的相似物质文化当成了原始的可口可乐式全球文化，而我们对于全球化或多或少总还有些感情。我们总会无休止地讨论帝国境内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也就是罗马的道路系统。此外只要你看过任何关于罗马的教科书或者电视节目就会意识到，“伟大”二字总会时常在字里行间冒头，什么最伟大的将军或者最伟大的征服者。不过这些被捧成英雄的人们或许更应该被称作种族屠杀狂人。每次你看到“最伟大的征服者”字样时，都应该用“种族屠杀狂人”这行小字来替换，十有八九准没错。朱利叶斯.凯撒在高卢地区的杀戮人数大约有一百万，这个数字还是比我更克制的观察者们得出来的。甚至就连有些罗马人——这些人自然是凯撒的政敌——都觉得凯撒犯下了反人类罪。

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该认为高卢人就是天性热爱和平的无辜受害者。漫画《高卢英雄传》里疯疯癫癫熬制魔药的德鲁伊形象虽然浪漫，但却完全错误。如果你想更准确地体会一下被凯撒歼灭殆尽的高卢文化，倒也有一份存世文献。一位希腊观察家曾在凯撒发兵之前不久造访过高卢地区，如此记录的自己的所见所闻：“第一次看到敌人的头颅插在他们的草棚门口，确实令人惊骇不已；但是多看几次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仅仅因为一群古人被另一群古人打败了，并不意味着前者就比后者更善良。

目前我们对于罗马帝国主义的看法往往过度倾向于步步为营百年大计的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往往惯于贬低与淡化罗马人自己对于罗马帝国的消极看法。罗马人就算不会直接反对帝国，至少也经常因为帝国而焦虑不已。我刚才确实说过罗马诗歌战士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罗马人严肃审视帝国的后果时，他们不仅能看到好处，也能意识到坏处。我想下面这条原则大抵不会错：在任何历史时期，针对帝国的最尖锐批评都不仅只会来自外部，不仅只会来自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同时也会来自内部，来自那些熟悉帝国意图的帝国上层侵略者集团。至少罗马的情况确实如此。许多罗马作者都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自从帝国建立之初就开始了，尤其关键的节点是公元前146年，这一年罗马军队不仅歼灭了希腊城邦柯林斯，还倾覆了汉尼拔的家乡迦太基——也就是今天的突尼斯。在许多罗马作者看来，正是这个罗马大获全胜的年份标志着罗马衰落的开端。此时距离吉本开始思考罗马衰亡的问题还有好几百年，距离凯撒遇刺也还有一百多年。这些作家认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罗马建立了不容挑战的霸权，然后日渐猖獗的骄奢淫逸之风就吸干了罗马的精气神。

在可怖而又野蛮的迦太基城毁灭现场，罗马统帅西庇阿眼看着城里的熊熊火光不由得哭了出来。身边人问他悲从何来？他答道：“早晚有一天这一切都要降临在罗马头上。”我本人觉得这个故事很肉麻。高尚的西庇阿刚刚践踏了一座城市，然后突然良心发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故事表明罗马人关于帝国的焦虑自从帝国最成功的巅峰时期就开始了。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文字则毫无肉麻之处。塔西佗的岳父曾任不列颠尼亚行省的总督，他在岳父的传记当中记录了一位喀里多尼亚自由战士卡尔加库斯的言论，借此机会讨论了罗马帝国主义的本质。卡尔加库斯质问罗马人干得都是什么事？“他们制造一片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人们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真有一位喀里多尼亚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恐怕我可以99.9%地肯定卡尔加库斯不会说拉丁语，事实上这个人甚至很可能并不存在，而是是罗马人想象出来的虚构人物。“他们制造一片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实际上是罗马人自己对于帝国的分析，借由一名野蛮人之口说了出来。这句话或许是古往今来针对帝国最尖锐的批判。当然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该知道，当代的帝国依然惯于制造一片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不过当代恐怕却没有足够多的塔西佗来揭露它们。

我希望以上内容多少捕捉到了一点围绕罗马帝国的暧昧态度。有时我们自己的语言似乎会将我们与古罗马人摆在同一边，而罗马帝国文化内部也不缺乏对于帝国主义的批评与焦虑。可惜今天时间不够，不然我还想讲讲罗马人如何描述与讨论在当时非常频繁的凯旋仪式——之所以非常频繁是因为罗马总是打胜仗。《凯撒的胜利》描绘了凯撒最光彩的时刻，这是每一位罗马将领都心心念念的时刻。同时这一刻也是巧妙伪装的毒酒杯——参加凯旋仪式的将领不久后乐极生悲的频率也高得令人不舒服。对于大胜而归的将领们来说，灾难往往潜伏在下一个拐角处，反正凯撒很快就遇刺了。有时罗马作家们会注意到，本应是凯旋仪式主角的将领们会失去公众的关注，当他在民众面前经过时，人们会为他的战俘流泪，却不会为他鼓掌。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下面我想进一步谈谈罗马帝国的形象如何在现代人的想象与政治当中得到了重现，尤其是后世各种帝国主义政权如何利用这一形象为自己张目。古典文化研究、罗马史学研究以及罗马考古研究经常要遭受的一项指责就是这些研究为后世各种帝国政权的存续提供了正当理由，尤其为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帝国做出了有力辩护。这当然不是说这些理论研究为英帝国提供了驱动引擎，英国人也不是在读完罗马史之后才想要建立帝国。但是这些研究的确从历史与象征两个层面上为英帝国提供了法理依据，相当于认下了一位象征层面的祖先。一定程度上这话没说错。英帝国扩张的领导人物的雕塑造像经常仿照罗马人的穿着打扮，例如查尔斯.康沃利斯侯爵的这尊造像就穿了一身罗马甲胄。英帝国新建的地区首府城市也效仿了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比方说新德里的总督府。罗马帝国以及总体而言的古代世界还为英国人提供了谈论自己的帝国大业所需的语言。比方说英国军舰就经常采用罗马神祇与英雄的名号。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派出了HMS阿伽门农号、HMS埃阿斯号以及HMS尼普顿号。并肩作战但是名声不那么响亮的姐妹舰船则包括HMS爱丁堡号与HMS詹姆斯.瓦特号，于是瓦特就与阿伽门农并肩走上了克里米亚战场。

人们还在古典历史与英帝国的成败案例之间建立了大量的对比。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惯于将布尔战争与雅典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入侵西西里的惨败相提并论。除了像这样简单的类比之外，当时的学术界领头人们都坚定相信，罗马统治的原则与实践可以为英帝国统治提供有益的借鉴，反之亦然。古罗马能帮助人们理解英帝国，英帝国也能帮助人们理解古罗马。1856年，哈德良长城考古研究的领头人之一John Collingwood Bruce就将罗马总督阿古利可拉——也就是塔西佗的岳父——在苏格兰镇压喀里多尼亚人的作战与英国在克里米亚的战争相提并论。他批判英国领导层没能从阿古利可拉那里学到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与运输领域。他的文章典型地模糊了英国与罗马之间的界限，我给大家选读几句他的观点：“不幸的是，我们的首相一味效仿古人却不得要领。直到我军遭受重创之后，巴拉克拉瓦与后方军营之间才修建了一条道路。我们真应该带他来到哈德良长城上的兵营看一看，让他看看罗马军队得到了怎样周到的照料，哪怕仅仅宿营一夜。”换言之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之所以打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不像罗马人那样重视基础设施。

半个世纪后的1911年，牛津大学罗马史教授、全国罗马研究促进协会创始人Francis Haverfield也发表过类似主题的言论，这段话刊登在了第一期《罗马研究期刊》上：“罗马帝国体系与我们的帝国的异同之处很有借鉴意义。罗马帝国同化吸收了超过一半的属民，还成功且彻底地——尽管或许也是无意地——将希腊-罗马文化扩散到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与一部分非洲地区。他们的方法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今天的帝国时代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罗马帝国为英帝国提供了借鉴。

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在罗马帝国与英帝国之间看出了这么多联系，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院长的Benjamin Jowett才会主张英帝国应该由古典主义学者来管理，尤其是来自牛津贝列尔学院的古典主义者们。（笑声）从他的肖像画与漫画形象可以看出，此人一方面极度自信，同时又难以摆脱自我怀疑。无论是自信还是自疑，此人都构建了一个能量极大的小圈子，其中成员都是既了解罗马帝国又参与英帝国管理工作的人们。这样一来古典主义者就真的成了“天然的”英帝国管理者。这种思路曾经以较为搞笑的方式得到过呈现。比方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儿童漫画《怎样做第一》（How to Be Topp），故事里的反英雄主角是一位名叫Nigel Molesworth的坏小子。他是上层阶级出身，被家里人送进了昂贵的私立预科学校。但是他却拒绝被塑造成为合乎规矩的精英阶层一份子，无论肚子里被硬塞进去多少拉丁文。

有一幅漫画讽刺了Molesworth的拉丁语课程，主人公正在竭力应付拉丁语法当中最棘手的概念，也就是动名词。英语里也有动名词，只要在动词后面加ing就行，不过拉丁语的动名词规则则要复杂一点。漫画画面上降服动名词怪兽的主人公是英国最著名的拉丁语语法教材《肯尼迪拉丁语法入门》（Kennedy's Latin Primer）的作者本杰明.霍尔.肯尼迪，这本教材最早出版于十九世纪末期，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然盛行一时。画面上的肯尼迪一身帝国探险家——或者说帝国扩张家——的装束，将可怜的动名词抓回了伦敦语法动物园。尽管这幅画面面向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岁小孩，但是依然表明了英帝国扩张——由探险家装束体现——与罗马文化——由拉丁语教学体现——之间的关系。顺便多说一句，尽管《肯尼迪拉丁语法入门》的扉页上印的作者名字是本杰明.霍尔.肯尼迪，但是这本书的实际捉刀人却是他的女儿玛丽安与茱莉亚。

显然，古代帝国主义与现代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英帝国一方面对外扩张剥削，另一方面又将自身行为与古罗马帝国的扩张剥削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如果单纯认为英国人仅仅只是在象征或者现实层面上为自己的帝国野心重新披上了托加长袍，一队队学者纷纷奋笔疾书维护这片海市蜃楼，那也未免失之偏颇，过于简化。一方面这种看法将一幅过于粗陋罗马帝国形象摆在舞台正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看法忽视了十九世纪围绕罗马帝国与当代英帝国的激烈辩论与异见。如果你仔细审视一下英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看似显而易见的联系，就会发现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无论他们如何费力，都无法将英帝国与罗马帝国完全对接起来。十九世纪英国的最大议题并非如何将罗马装扮成为英帝国的先祖，而是如何应对罗马无法成为英帝国的先祖这一事实。

画面上这尊雕像就是支持我的论点的关键证人之一，生动地表明了古代帝国与当代帝国之间方枘圆凿无法对接的局面。这是在二十世纪初树立的布狄卡女王塑像。布狄卡或者说波阿狄西亚是公元一世纪六十年代尼禄当政时期领导不列颠人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领袖。如今这尊雕像依然矗立在泰晤士河岸边，与议会隔河相望。当年布狄卡的丈夫死后，罗马人撕毁了他们在她丈夫生前签署的协议——她丈夫基本上算是罗马人在当地扶植的代理人。罗马人与布狄卡的反抗军之间发生了短暂交火，罗马作家添油加醋地描写了战斗经过。据说布狄卡赢得了几场极其残忍的胜利。由于只有罗马人的单方面记录，我们也不敢说她究竟有多么残忍。最终并不意外的是，起义遭到了镇压，布狄卡与她的女儿们被俘之后被折辱而死。十分醒目的是，这尊彰显不列颠人反抗罗马统治的青铜雕像同时也是伦敦城里彰显英国帝国主义的最咄咄逼人的象征，纳尔逊雕像立柱大概紧随其后。之所以如此咄咄逼人，部分原因在于雕像基座上的铭文：“凯撒从未知晓的土地/将由你的后裔来执掌。”换句话说就是“安息吧布狄卡，你的后裔将会征服与统治远超罗马人的疆域。”

这句话在两方面打乱了罗马帝国与“我们的帝国”之间的简单等同。首先，在审视罗马统治时期的英国历史时，十九世纪晚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的观察家与读者们难免感到尴尬，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是罗马那一边，还是英国这一边；布狄卡究竟是颠覆罗马帝国合法权威的叛乱分子，还是卡尔加库斯那样英勇的自由战士。这个问题远不仅仅局限在布狄卡身上。许多最鼓吹军*国主*义的十九世纪文学作品对待罗马帝国主义的态度都十分暧昧，尤其是涉及到罗马帝国主义在英国的所作所为时。十九世纪末期著名童书作家G.A.Henty是宣传英帝国主义的急先锋。看看他的书名，例如《大破喀土穆》，或者《征服的权利：科尔特斯的墨西哥大冒险》。毋庸置疑我们并不站在喀土穆的苏丹人那边或者墨西哥当地人那边。但是当Henty写到英国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历史时，书名就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不列颠人贝里克：一个关于罗马入侵的故事》。作者悲叹道，罗马统治败坏了英国当地人的真正英国精神，直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这一精神才得以恢复。鉴于他的政治立场，读者们可能会以为Henty一定非常亲罗马，但是在Henty看来，英帝国权力的根源在于诺曼法国人而不是罗马人。

再来看看第二个棘手问题。在许多忧心忡忡的评论家看来，罗马帝国与英帝国在地理与地缘政治层面上都很不方便地对不上茬。正如铭文所说：“凯撒从未知晓的土地将由英国人来统治。”有趣的是，在瓜分奥斯曼帝国之前，英帝国与罗马帝国的重合部分就只有塞浦路斯与直布罗陀。二十世纪初期某历史学家为了应和这句诗歌，曾经试图比较大英帝国与大罗马帝国的疆域，最后不得不总结道：“整个大英帝国所占据的这部分世界不仅是罗马从未知晓的，而且这部分世界也从未知晓过罗马。”换句话说英国的胜利并不在于延续了罗马帝国代表的世界秩序，而在于颠覆了这一秩序。整个罗马帝国最偏远的行省——罗马的阿富汗——如今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可以从维多利亚时代最流行且最俗套的图像作品当中窥见这一理念，这就是Gustave Dore在1872年创作的版画《新西兰人》。这幅画取材于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关于伦敦在千百年后也会沦为废墟的感慨。麦考莱描述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旅行者穿过无边的孤寂，坐在伦敦塔桥的残茬上绘制圣保罗大教堂的遗迹。这幅画与古典主义有何关联？首先它指涉了西庇阿在迦太基毁灭之际流泪的典故——罗马将会毁灭，伦敦也将会毁灭。另一方面，它也指代了当时的托利党年轻游客前往罗马绘制罗马废墟素描的风气，只不过改换成了另一套帝国语境。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这幅画还指出了古今两大帝国之间在疆域层面的脱节。画面上的旅人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新西兰绝非偶然。

由此可见，想要征召罗马文化为英帝国大业效劳，免不了遭遇若干象征层面的问题。但是争端并非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上。上文中我提到了Benjamin Jowett，他是主张古典主义者应当领导公共生活并且成为帝国行政人员的主要倡导者，还认为关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知识应当成为帝国政府官员资质考核的一部分。Jowett尤其关注印度民政公务员选拔考试——当时有笑话说这些职位既不印度也不民政更非公务。现在我们通常认为Jowett如此不遗余力地鼓吹古典文化与帝国的联系是在为官方意识形态捧场，旨在利用古代历史为帝国扩张提供法理依据。但是我们必须小心。Jowett固然代表了一派人的意见，当时的确有很多人试图让牛剑大学成为全球帝国的核心，Jowett是这些人当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但是不要忘了，每当有人像Jowett那样大喊大叫时，原因往往在于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意见，而并不在于他讲得是无可辩驳的大道理。显然在十九世纪有过一场大辩论，很多人都坚定认为Jowett是错的。实际上，印度民政公务员选拔考试成为了两派人马交锋的战场。考试要求不断变化，有时会迎合牛剑大学的古典主义者们，有时又将他们排除在外。

不仅如此，论战双方都征召了一批古典主义者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讽刺的是，正当Jowett招募牛剑大学古典主义者为帝国大业服务时，另一位牛津大学古典主义者C.P.Scott却成为了当时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反帝国主义报纸《曼城卫报》的主编。Scott也试图拉拢同一批古典主义者们为《曼城卫报》效力，抨击英帝国。因为这些人都读过塔西佗，知道那句“和平与沙漠”的名言，所以他才希望这些人加入自己的报社。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否定古典主义在法理层面支持英帝国主义或者其他任何西方帝国主义的能力，而是为了强调古典主义的影响力永远来自辩论、争执与相互否定。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股可怕的偏执倾向，希望古典传统仅仅传达单一的价值观，仅仅支持单一立场——通常还是反动立场。但是实际上，古典传统的真正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讨论工具。古典主义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帝国主义，但是的确会影响围绕帝国主义的辩论与争执。就算职业古典主义者也需要牢记这条教训。

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刚才我引用了John Collingwood Bruce的文章，文中辩称了罗马帝国的经验对于克里米亚战争有多么重要。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论通过考古研究积累起来的实践优势》，被誉为帝国主义考古学的典型样本。有一本书这样总结道：“Collingwood Bruce明确主张，罗马时代的军事规划与组织对于今天的英军具有直接的重大意义。”我看台下有些听众已经忍不住笑出来了，大家确实该笑。事实上，Collingwood Bruce的文章仅仅是一篇游戏文字而已。从中提取出关于阿古利可拉以及巴拉克拉瓦与后方军营之间的道路的语句固然很有趣，但是如果你读完这篇文章的余下部分——我不得不勉强得出结论：绝大多数谈论这篇文章的人们都没有通读过文章内容——就一定会意识到作者是在开玩笑的。在同一篇文章里，Collingwood Bruce主张在克里米亚的军营里采用罗马式地暖，他主张罗马配方的砂浆可以将达勒姆监狱修筑得更坚固，他还主张罗马的厨房用具远比今天的器物更加好用。

他尤其赞扬了一柄来自庞贝古城的肉汁滤勺，这件古物是诺桑伯兰公爵的藏品。鉴于罗马人根本没有食用肉汁的习俗，显然作者的态度并不正经。他讲了一个非常扯淡的故事，说是公爵的厨师长试用过这柄罗马漏勺并且“声称这把漏勺要比他以前用过的任何漏勺更加优越。罗马漏勺的特别之处在于勺子外缘稍稍收紧，因此就算手腕略微抖动一下也不必担心不受约束的肉汁洒出来。”任何人读到这里都必须承认作者并不打算鼓吹什么帝国主义考古学，除非他们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显然这篇文章是为了抵制某种思想而存在的，但是我想公爵的漏勺可以很好地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对罗马遗产时需要多么小心。当读者们纷纷煞有介事之际，作者却很有可能已经笑破了肚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