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兵临城下—西方对华战争的舆论准备（一）：彭斯讲话 -- CHS1

【导读】

2020年7月16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发表了美国“新冷战”系列讲话的倒数第二篇。这篇讲话有两个看点：第一、对美国跨国公司实质上发出了威胁警告——“美国的企业领导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游说者。比如，你可能认为建立互惠关系只是与中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关系’（即影响力社交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你应该警惕：你可能被利用了，而且你代表外国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会累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第二、对美国公司和大学发出了站队的要求——“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公司和大学可能会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而非美国机构。但他们应该记住，让他们成功的首要条件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法治和美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感”。巴尔的这篇讲话让笔者想起了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著名的演讲《全面战争》。美国社会已经被动员起来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了，幻想跪下就可活的国人，可参见美国在二战后意图将德国变为纯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

原文链接见美国司法部网站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remarks-china-policy-gerald-r-ford-presidential

【译文】

感谢安德鲁非常友好的介绍，也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在保护密歇根州西部地区人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我要感谢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博物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馆长伊莱恩·迪迪埃（Elaine Didier）举办了今天的活动。我还要特别感谢福特总统基金会及其执行董事乔·卡尔瓦鲁索（Joe Calvaruso）。即使在平时，举办活动也可能成为一个挑战，而在这些日子里，我知道这更是尤其具有挑战性。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招待。我也感谢诸位广大来宾，感谢你们今天的光临。

我要谈到的内容将被证明是21世纪我国和全世界最重要的议题——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全球野心的回应。这让我深感荣幸。中共以铁腕统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古老文明之一。它企图利用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生产力和创造力来推翻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体系，让独裁主义安然存在于世间。美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具有历史意义，并将决定是由美国和它自由民主的盟友们继续把握自己的命运，还是由中共及其独裁附庸们控制未来。

几星期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谈到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他宣布：“美国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显得被动而天真的时代结束了。” [1]我对此完全同意。上星期，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讲述了中共是如何通过邪恶的甚至非法的手段追求其野心的，这些手段包括工业间谍活动、盗窃、勒索、网络攻击和恶意干涉等[2]。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还将听到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讲话，他将总结美国和自由世界面临的威胁。我希望这些讲话能够激励美国人民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只要后者仍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今天我们齐聚福特总统博物馆真是应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新接触始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杰拉尔德·福特已经在我国政府的最高层级中工作。三年后的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中国，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峰会。

中国会在冷战后崛起，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便在当时也有迹象表明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1972年，当时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海尔·博格斯（Hale Boggs）和少数派领袖福特在他们的中国之行联合报告中写道：“如果她能设法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中国在下半个世纪可以作为十亿人民的一股自足的力量出现在世界上。……这一最后印象——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的这个事实——或许是我们的旅行留下的最生动的印象。当我们的小团队在那片无边无垠的土地上旅行时，这种巨龙苏醒万物皆惊的感觉让我们有了许多思考。”[3]已经快过去五十年了，这两位国会议员极富先见之明的思考已经成真。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显著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他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隐藏力量，等待时机。”[4]中国正是这么做的。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悄然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2%增长到了今天的近20%。按照一些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估计，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我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他把权力集中到了毛泽东独裁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现在公开地讲中国正在“接近中心舞台”，“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并用“中国解决方案”取代了“美国梦”[5]。中国不再隐藏实力，也不再等待时机。从共产党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闪电战，这是一项极富侵略性的运动，经由精心策划，整个政府（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全体参加，目的是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出类拔萃的超级大国。这项运动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该政策提出中国要在机器人、信息技术创新、航空航天和电动汽车等高科技产业中取得统治地位。该计划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支持，并对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禁止国内产品配额，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仍为机器人和电信等行业的核心组件和基础材料设定了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有时高达70%）。显然，中国不仅想要加入其他先进工业经济体的行列，还想要彻底取代它们。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型的最新版本。对全球市场中的美国公司而言，与中国进行自由而公平的竞争一直都是幻想。为了让竞争环境倾向于自己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政府完善了一系列掠夺性的、常常是不合法的策略：汇率操纵、关税、配额、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和收购、盗窃和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国家补贴、倾销、网络攻击、间谍活动。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诉讼中，约有80%的指控涉嫌有利于中国的行为，而在所有的商业秘密窃案中，约60%和中国有关。

中国还想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路线和基础设施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在南中国海（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会经过它），中国对几乎整个水域提出了扩张性的而且从历史来看可疑的主权宣称，他们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在南海修建了人工岛屿，部署了军事力量作为前哨站，并骚扰邻国的船只和渔船。

另一个将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广为传播的野心勃勃的项目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尽管被宣称为“外国援助”，但事实上这些投资看起来是设计得用于满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内经济需求。比如说，中国被批评为增加穷国债务，拒绝重新谈判条款，然后控制基础设施本身，就像他们2017年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做的。这已经无异于一种现代殖民主义了。

与之相伴的是中国计划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计划主导全世界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之前也曾详细谈到过让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建立下一代全球电信网络（5G）的巨大风险。而或许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其他前沿领域超越美国的努力。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等创新，人工智能让机器能够模仿人类行为，如人脸识别、口语解释、车辆驾驶、下国际象棋甚至更为复杂的中国战略游戏——围棋等。人工智能早就超过了国际象棋世界大师。但2016年，谷歌子公司开发的程序AlphaGo在韩国举行的一场比赛中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增加了。次年，北京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一份到2030年时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蓝图。无论哪个国家崛起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者，都不仅能释放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还将释放出巨大的军事潜力，例如用计算机视觉来收集情报。

中国对技术领先地位的追求还包括其垄断稀土材料的计划，稀土材料在电子消费品、电动汽车、医疗设备和军事硬件等行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数据，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在稀土生产方面都居世界首位[6]。“在那以后，生产几乎全部转移到了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宽松的环境法规[7]。

美国现在这些材料完全依赖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总体而言，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供应国，约占美国进口量的80%。这种依赖的风险真实存在。比如在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后，北京削减了对日本的稀土材料出口。他们同样可以对我们这么做。

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进步表明，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正在取得成功。一百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这让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民主军火库”。而在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了美国，他们现在成了全世界的“独裁军火库”。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的才智和勤奋。同时，任何人都不应怀疑是美国使中国迅速的崛起成为可能。中国从美国援助和贸易的自由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1980年，美国国会授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1990年代，美国公司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贸易关系永久正常化。今天，美中的贸易总额约为7000亿美元。

去年，《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最大的公司如何让中国再次伟大》的封面故事[8]。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如何以市场准入承诺吸引美国企业，在从美国的投资和专有技术中获利后又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敌对的。中国利用关税和配额向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放弃技术并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监管机构随后便会用持有许可证之类的策略歧视美国公司。但很少有公司——哪怕是《财富》 500强企业——愿意提出正式的贸易投诉，他们都担心激怒北京。

就像美国公司已经依赖于中国市场一样，整个美国现在也依赖中国提供许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敦促人们看清了这种依赖性。举个例子，中国是某些防护设备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比如口罩和防护服。三月，病毒蔓延到了全世界，中国却自己囤积着口罩，阻止制造商——包括美国制造商——将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国家。随后它便尝试将这种短缺用于宣传目的：发送数量有限的——常常是有缺陷的——防护设备，并要求外国领导人公开对北京致谢。

中国在世界医疗品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不仅限于口罩和防护服。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供应商，同时还歧视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医疗公司。中国政府将外国公司作为目标，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审查，指示中国医院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并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中国建厂，以便更容易地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美国的医疗设备制造商正在有效地“给自己制造竞争对手”[9]。

美国在其他重要部门也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尤其是医药行业。美国在制药领域仍然全球领先，但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简称API）制造商。正如一名国防卫生局的官员指出的：“如果中国决定限制（向美国）出口原料药，”“可能会导致美国民用和军用药品的严重短缺。” [10]

为了在制药业占据领导地位，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战术手册和损害其他美国产业所用的一般无二。2008年，中国将制药业定为“高附加值产额”，并通过补贴和出口退税推动了中国公司的发展[11]，同时系统性地掠夺美国公司。众所周知，美国公司在中国医疗保健市场上面临的障碍包括药品审批延迟、不公平的价格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和假冒药等。在制药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在美中两国都曾被抓住盗窃商业机密。而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针对美国的学术医疗中心和医疗保健公司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和黑客攻击。

实际上，中国黑客已经将美国大学和公司作为攻击目标，以窃取与冠状病毒治疗和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有时甚至会扰乱我们研究人员的工作。北京已经被发现掩盖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来一场公关大逆转，希望可以宣称医学突破的荣誉。

所有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中国统治者的最终野心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而是掠夺美国。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商业领袖，那么对中国绥靖让步可能会带来短期回报，但他们的目标最终是取代你。正如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所述：“外国公司相信，大量的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共享和关键技术转让会让中国市场不断开放，但这种信念正在被董事会所谓‘在中国，双赢意味着中国赢两次’的玩笑所取代。”[12]

尽管美国人希望贸易和投资能够让中国的政治体系逐渐自由化，但该政权的基本特征从未改变。他们对香港的残酷镇压再次表明，今天的中国并不比1989年的中国更接近民主——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坦克直接面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中国仍是一党专制的集权国家，共产党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受民众选举、法治或独立司法机构的约束。中共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监视，为他们分配社会信用分数，雇用大量政府审查员，对持不同政见者施加酷刑，迫害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一百万被拘禁在洗脑劳教营中的维吾尔人。

如果中国发生的一切仅限于中国，那已经十分糟糕了。但美国没能改变中国，相反，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改变美国。正如本届政府的中国战略所承认的：“中共强迫意识形态服从的运动并没有止于中国国境。” [13]相反，中共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美国——扩大其影响力。

为了获得短期利润，美国公司常常屈服于这种影响——甚至以牺牲美国的自由和开放为代价。可悲的是，美国公司屈服于北京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好莱坞为例。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和导演都以歌颂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美国人民都会听到关于我国不符合好莱坞的社会正义理想的演讲。但现在好莱坞会定期审查自己的电影，来讨好全世界最强大的人权侵犯者——中国共产党。这种审查不仅限于在中国发行的电影版本，还包括许多在美国影院向美国观众放映的电影。

比如，热门电影《僵尸世界大战》描述的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僵尸末日。据称该电影的原始版本中有一个场景，其中的人物推测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在原著小说中，零号病人是一个重庆男孩。）但据称，派拉蒙影业公司通知制片人删除电影中对中国的提法，以期与中国达成发行协议。但这一协议从未达成。

在漫威大片《奇异博士》中，制片人将漫画中的重要人物——藏族僧侣“古一大师”的国籍从藏族改为了凯尔特族。当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时，一位编剧解释说：“如果你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他是西藏人，就要冒险得罪十亿人口。” [14]他随后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说：“因为你们决定涉及政治，我们决定不放映你们的电影。” [15]

以上只是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为了适应中共宣传而进行各种修改的例子当中的两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在讲话中给出了更多的例子。但还有更多脚本可能从未得见天日，因为剧作家和制作人懂得甚至不要去测试极限。中国政府的审查员无需多说，好莱坞便会为他们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宣传成果。

电影业顺从于中共的故事听来并不陌生。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着这个利润巨大的市场的准入渠道——一方面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这违反了中国的入世义务），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好莱坞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的资金进行运营。2018年，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电影占到了美国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这一数字仅为3.8%。

但从长远来看，与其他美国行业一样，中国对与好莱坞合作的兴趣不大，他们更多是选择好莱坞，并最终以本土作品取代好莱坞。要做到这一点，中共采取的还是其一贯的作案手法：通过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向好莱坞施压，要求它们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这样中国公司就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正如一位中国电影业高管最近所说的：“我们学到的一切都是从好莱坞学到的。” [16]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票房最高的10部电影中有8部是在中国制作的。

好莱坞绝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唯命是从的行业，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也纷纷屈服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下。

2000年美中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时，克林顿总统称新世纪将是“通过手机和电缆调制解调器传播自由的世纪” [17]。实际上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思科等美国公司帮助共产党建立了“防火长城（GFW）”——全世界最复杂的互联网监视和审查系统。

这些年间，谷歌、微软、雅虎、苹果等公司均已表明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比如最近，在中国政府抱怨对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报道后，苹果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新闻应用Quartz。它还删除了可以让用户绕过防火长城的虚拟专用网络（VPN）应用程序，并从其中国音乐商店里删除了歌颂民主的歌曲。同时，该公司宣布会将部分云端数据转移到在中国的服务器上，而不管人们担心此举可能会让中共更轻松地访问存储在云端的电子邮件、文本消息和其他用户信息。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利用公开报复威胁和市场禁入等手段来施加影响，而最近还加强了幕后手段，以培养和胁迫美国企业高管进一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些手段贻害更深，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公众视野。

随着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失去信誉，我国司法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及其代理人与我国公司领导人接触，诱使他们拥护中共所偏好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思路却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国有着经济利益，他们对中国要求的回应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或更糟）。私下对美国公司领导人施压或求助以推动某些政策（或某些政客）的做法对我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躲在美国人的声音背后可以让中国政府增加影响力，并在亲政权政策上摆出一副“友好的面孔”。比起从外国人口里听到的，立法者或政策制定者显然更倾向于从美国同胞选民口里听到的话。中国掩盖了他们对我们政治进程的参与，从而避免了万一其游说活动被曝光将导致承担的公众抗议的责任。

美国的企业领导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游说者。比如，你可能认为建立互惠关系只是与中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关系”（即影响力社交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你应该警惕：你可能被利用了，而且你代表外国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会累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简称FARA）。FARA并不禁止任何言论或行为，但它确实要求充当外国委托人“代理人”的人在司法部注册，以公开披露这种关系及其政治或其他活动，这样听众在评价其演讲可信程度时就可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18]。

这些要求的设立并不是为了扼杀自由表达权，这一权利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它们的设立是为了确保美国公众及立法者能够辨别公众关注的言论的真正来源。

当然，我谈到中国关注美国商业领袖并不意味着这些领袖是中国影响力行动的唯一目标。中国共产党还企图渗透、审查和选择美国的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比如说，有几十所美国大学开设了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它们被指控强迫主办大学对北京认为有争议的话题压制讨论或取消活动。大学必须彼此相互支持，必须拒绝让中共决定其研究方向或压制异议，必须支持想要发表意见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必须考虑以牺牲学术诚信或学术自由为代价来满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公司和大学可能会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而非美国机构。但他们应该记住，让他们成功的首要条件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法治和美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感。

全球化并不总是指向更自由的方向。一个按照共产主义中国的鼓声节奏行进的世界，对于依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思想交流的机构并不友好。

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公司明白这一点。他们把自己看作美国人，并自豪地捍卫了美国的价值观。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标志性的美国公司迪士尼为政府制作了几十部公共宣传片，包括教美国水手航行策略的教学视频。在二战期间，迪士尼超过90%的员工都致力于制作培训视频和公共宣传片。为了提高美军士气，迪士尼还设计了用于美军和盟军的飞机、卡车、飞行夹克和其他军事装备上的徽章。

我怀疑沃尔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建立的公司是如何应对当今的外国独裁统治时，会深感失望。迪士尼曾在1997年拍摄了电影《活佛传》（英文名Kundun），讲述中国对达赖喇嘛的压迫，中共反对该项目，向迪士尼施压要求放弃它。但最终迪士尼认定他们不能让外国势力决定自己能否在美国发行电影。

但那一刻的勇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共禁止在中国发行所有迪士尼电影后，迪士尼极力游说以重获发行权。公司首席执行官为《活佛传》道歉，称它是个“愚蠢的错误”[19]。随后，迪斯尼为了对中国献殷勤，在上海开设了价值55亿美元的主题公园。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迪斯尼同意让中国政府官员担任乐园的管理职务。公园的11000名全职员工中有300名共产党员。据称，他们会在办公桌上摆放镰刀锤子的党徽，并在工作时间参加党的报告活动。

迪士尼和其他美国公司一样，最终可能会从亲身教训中学到损害原则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在上海开设主题乐园后不久，几百英里外突然就冒出了一个中国人的主题公园，据新闻报道称，公园中的人物形象看起来很像白雪公主和其他的迪斯尼标志人物。

美国公司必须了解这些风险。中国共产党是以数十年、数百年为时间单位进行思考的，而我们总是关注下季度的收益报告。但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国公司继续屈从于北京，他们面临的风险就不仅包括失去自己未来的竞争力和繁荣发展，还可能失去让它们蓬勃发展的古典自由主义秩序。

冷战期间，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后来的鲍威尔大法官）向美国商会发送过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指出自由企业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并敦促美国公司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它。“时机已到。”他这样写道，“事实上，时机早就到了——美国企业的智慧、独创性和才智应该列起队来，反对那些将要毁灭它的人。” [20]

今天也是一样。美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不仅针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针对我们的生命本身和谋生手段。而他们还将继续不断地呼吁我们的企业绥靖。

如果少数公司害怕站出来，那团结就是力量。正如鲍威尔大法官所说：“力量在于组织，在于认真的长期计划和实施，在于在无限长的时间里的行动一致性，在于只能通过共同努力获得的资金规模，在于只能通过共同努力和全国组织获得的政治权力。” [21] 尽管美国科技公司多年来一直默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他们的侵害，但他们最终可能会通过集体行动找到勇气。据报道，继中国最近在在香港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后，包括脸书、谷歌、推特、Zoom和领英在内的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宣布将暂停服从政府对用户数据的要求。一如既往，共产党官员威胁要监禁不服从的公司员工。我们将看看这些公司是否能保持坚定。我希望他们能做到。如果他们团结奋战，就将为其他美国公司抵抗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榜样。

中共在遍及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诸多触角上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以便利用我们机构的开放性来摧毁它们。为了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自由繁荣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自己版本的全社会性方法，其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保持它们本质上的隔离，但会共同努力，抵抗统治，赢得争夺全球经济制高点的竞争。美国曾做到过这一点。如果我们重燃对国家、对彼此的爱与奉献，我相信我们——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通过共同努力——会再次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自由取决于它。

[1] Robert C. O’Bri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s,” June 24,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chinese-communist-partys-ideology-global-ambitions.

[2] Christopher A. Wray, Director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7, 2020, https://www.fbi.gov/news/speeches/the-threat-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n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to-the-economic-and-national-security-of-the-united-states.

[3] Hale Boggs & Gerald R. Ford, “Impressions of the New China,” H.R. Doc. No. 92-337, at 3 (1972), https://www.fordlibrarymuseum.gov/library/document/0358/035800376.pdf.

[4] Evan Osnos,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January 1,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1/08/making-china-great-again.

[5] Id.;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P. Barr Deliver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keynote-address-department-justices-china.

[6] Valerie Bailey Grasso, “Rare Earth Elements in National Defense: Background, Oversight Issues,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at 1 (2013), https://fas.org/sgp/crs/natsec/R41744.pdf.

[7] Id.

[8] Bill Powell, “How America’s Biggest Companies Made China Great Again,” June 24, 2019, https://www.newsweek.com/how-americas-biggest-companies-made-china-great-again-1445325.

[9] Rosemary Gibson et al., “China Rx: Exposing the Risks of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Medicine,” at 124 (2018).

[10] Hearing Exploring the Growing U.S. Reliance on China’s Biotech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 116 Cong., at 25 (2019) (written testimony of Christopher Priest, Principal Deputy,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 Healthcare Operations Defense Health Agency),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0/July%2031,%202019%20Hearing%20Transcript.pdf.

[11]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 “2019 Report to Congress,” 116 Cong., at 253 (2019),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1/2019%20Annual%20Report%20to%20Congress.pdf.

[12] James McGregor, “China’s Drive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A Web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t 6 (2010),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iles/100728chinareport_0_0.pdf.

[13]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14] Edward Wong, “‘Doctor Strange’ Writer Explains Casting of Tilda Swinton as Tibetan,” April 26,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27/world/asia/china-doctor-strange-tibet.html.

[15] Id.

[16] Sean O’Connor & Nicholas Armstrong, Esq., “Directed by Hollywood, Edited by China: How China’s Censorship and Influence Affect Films Worldwide,” at 6 (2015),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irected%20by%20Hollywood%20Edited%20by%20China.pdf.

[17] James Griffiths,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How to Build and Control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at 42 (2019).

[18]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Scope of Agency Under FARA,” May 2020, https://www.justice.gov/nsd-fara/page/file/1279836/download.

[19] David Barboza & Brooks Barnes, “How China Won the Keys to Disney’s Magic Kingdom,” June 14,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6/15/business/international/china-disney.html.

[20] Lewis F. Powell, Jr., “Attack on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System,” at 9 (August 23, 1971),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assets/usa-courts-secrecy-lobbyist/powell-memo.pdf.

[21] Id. at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