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大游行之后几个月，各家报纸依然在底版跟踪报道着美国各地的种族新闻，例如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死刑事件。8月份，四名非学委义工在阿梅里克斯参加街头自由集会的时候拒绝遵照警方命令停止歌唱并且被捕，接下来当地公诉方搬出了一套尘封几十年的种族叛乱法案来起诉他们犯有煽动罪，一旦定罪将会判处死刑。当地公诉方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示威活动，这次就要杀一儆百。不过如此大动干戈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遭受死刑指控的嫌疑人要在开庭之前遭受无限期监禁且不得保释。不久后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全国学联年度大会上——阿尔.洛温斯坦在这次大会上招募了一批学生前往密西西比州参加自由投票运动——有人宣读了关于阿梅里克斯监狱恶劣环境的电话交谈记录，“致使全场一片愕然。”佐治亚州官员不依不饶地将四名非学委义工从8月一直关押到了11月，律师们——包括最近刚刚从教会投奔到民权阵营的麻烦解决人杰克.普拉特——接连发动了好几场司法攻势，最终将四位囚犯保释了出来。

7月中旬，圣奥古斯丁的罗伯特.赫凌将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成员们派到种族隔离午餐柜台门外，布设了几条规模不大的纠察线。当地法官查尔斯.马西斯（Charles Mathis）下令将七名尚不满十七周岁的示威者关押金了县监狱，因为该地区没有青少年拘留设施。五天后——在这五天里赫凌一直在监狱门外举行集会抗议监狱内部的残忍待遇——马西斯法官向七名囚犯的父母开出了条件：只要他们签署不让子女在二十一岁之前参加种族抗议的保证书，他就释放这七个孩子。四户家庭拒绝签字，于是马西斯法官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无限期关押了起来，等待着将他们移交给工读改造学校。赫凌不顾一切地想要引起人们对于此案的注意。他给各家报社记者、协进会上级、司法部以及杰克逊维尔的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打了一圈电话。办事处的记录显示，赫凌“似乎情绪烦乱，有时说话也语无伦次。”杰克逊维尔办事处发回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传还进一步记录道，赫凌在电话中暗示当地联邦调查局探员作风松懈，未能充分保护这四名青少年的权利，而且他这套说辞受到了当地探员的“严厉训诫”。

附近代托纳海滩的《晨报》对马西斯法官的“极权主义”行为表示愤慨，将他的命令比作菲德尔.卡斯特罗把孩子送到莫斯科接受灌输的做法。这家地方小报社预测道：“这起案件将会给佛罗里达州留下一个黑眼圈。”但大多数报纸对这起失踪事件的反应更为冷静。《纽约时报》记者在事发一周后来到圣奥古斯丁，并且报道称这座城市“今天也在佛罗里达的烈日下昏昏欲睡，黑人游行的脚步并没能打动这座城市……”《时代》发现当地夏季旅游季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仿古马车依然在街头辚辚前行”——而且圣奥古斯丁的普遍观点都认为“种族问题就整体而言”远远没有失控，最好置之不理。《时代》的报道写道，“镇上的人……丝毫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 这篇文章还指出这四名黑人青少年遭受的处置在佛罗里达州法律界并无先例。

圣奥古斯丁的四位学生注定要被关到12月，刑法系统与儿童福利系统期间一直在相互甩锅，以至于四个人的上诉一度失去了音讯。未成年人在监狱里受罪总会引发黑人群体内部的争议。然而对于当地黑人来说，这四个孩子全都出身于名声良好的家庭，因此这一次的责任就从当事人家庭头上转移到了成年运动领导人头上，就像伯明翰那样。人们认为这四个孩子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怪民权领导人们在他们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污点。但是白人当局的冷酷无情逐渐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他们意识到四个青少年不仅将要失去自由，还会错过秋季学期。到了劳动节，怨恨与激愤共同促成了圣奥古斯丁的第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一百多名成年人拿着主张种族融合的标语牌来到了老奴隶市场。警方打断了这场显然是在模仿华盛顿大游行的活动，逮捕了包括赫凌在内的二十七名抗议者。

两个星期日之后的9月15日，一枚炸弹在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的东墙撕开了一个大洞，抹平了教堂外侧的石质楼梯间，将教堂座钟的指针定格在了10点22分。裹挟着砖块与碎玻璃的震荡波摧毁了楼梯墙内的一间厕所，四个小姑娘正在厕所里换上一身白衣服，准备在11点的时候主持一年一度的青年节礼拜仪式。 几秒钟后，爆炸现场多了一位神情恍惚的老者，手里攥着一只从十一岁的孙女脚上摘下来的舞鞋，他的孙女已经沦为了瓦砾堆中的四具残尸之一。夜幕尚未降临，这名老者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就搭乘着无线电波传遍了世界各地。莫斯科的官方媒体《消息报》与罗马梵蒂冈的教会报纸发出了不约而同的痛惜，哀悼这场“针对无辜者的屠杀”。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当天下大力气整理出了自1956年12月弗雷德.夏特沃斯住宅遇袭以来发生在“炸弹之乡伯明翰”的全部二十起炸弹袭击事件——全都是未能解决的悬案，遇袭地点全都是民权活动人士的私宅或者教堂，夏特沃斯曾经任职的教堂足有三次遇袭记录。远离爆炸现场的人们做出了麻木的姿态来纪念伯明翰的遭遇。麦肯的梅瑟大学成为了南方第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浸信会大学。*在纽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布计划支持夏特沃斯与《纽约时报》打赢苏利文诽谤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1963年秋季对本案进行复审。在辩方律师们看来，这场官司的胜败关系到阿拉巴马州政府是否具有“比起1798年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更加激烈凶狠的”压制权力。在纳什维尔，白人浸信会领袖起草了一份同情第十六街受难会众的决议，内容包括“我们和你们一样为死者感到痛惜”以及“我们将会鼓励会众们为贵教堂的修复工作做出贡献”。但是南方浸信会大会执行委员会不认可这样的措辞并且将这份决议扣留了下来。未来整整三十年这份决议以及委员会的顾虑都将藏在暗处不见天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萨姆.杰瑞.奥尼（Sam Jerry Oni）得到了梅瑟大学的录取。入学之后他足足等了三年才在1966年9月26日来到校园隔壁的塔特纳尔广场浸信会教堂想要参加敬拜活动，结果被执事们用身体挡了出来。这一天教会里的白人会众们投票决定解雇全体三名欢迎奥尼进入教堂的牧师。奥尼来自尼日利亚，在家乡接受了浸信会传教学校的教育。】

肯尼迪总统在袭击事件后宣称：“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话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的意见：我对于本次惨案感到极其愤慨与悲痛。”他随即将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派到了种族战争一触即发的伯明翰去缓解局势。炸弹袭击之后已有一名黑人男孩在街头遭到射杀，行凶者是一位骑自行车路过他身边的白鹰童子军。这名开枪的少年完全无法解释自己处于神经反射的举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挥舞的枪支，以至于联邦官员拒绝护送马歇尔进入黑人社区。遇害者的葬礼是伯明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种族神职人员集体行动，但是市政官员无一人出面。这次爆炸案件充满了黑白分明的意象：一袭白衣白裙的年轻黑人女孩死在了深不可测的邪恶手下，心肠污黑的凶手几乎可以肯定披着一张白皮。如此鲜明的意象足以打破最戒备的心防。5月份的时候，一连串炸弹袭击刺破了伯明翰儿童游行取得成功的喜悦气氛。就像当时那样，教堂遇袭的恐怖同样使得许多伯明翰黑人心里充满了反对马丁.路德.金的情绪。金对此大发雷霆，认为本次惨剧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许多黑人的冷漠与自满情绪……他们不肯为了彻底根除邪恶而参与创造性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一位白人律师谴责了每一位不声不响地享受着种族隔离带来的舒适生活的白人同胞们：“我们全都是凶手。”这句话让他在余生当中沦为了伯明翰的弃民。伯明翰市长阿尔伯特.鲍特韦尔则坚定地主张：“我们全都是受害者。”肯尼迪总统在全国讲话中小心翼翼地宣誓要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来“抓获”凶手，而不是审判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