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们英国人——英国诗歌文学简史 -- 万年看客

人们都说要想施展魔法就必然需要各种稀奇古怪的施法原料。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人们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混合各种贱金属与稀有化学物质，希望借此炼成黄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巫炼制魔药时的配方也十分猎奇：“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等等。从没有人成功地点石成金，今天我们也普遍认为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的猎杀女巫热潮只不过是为了折磨火烧老年女性而想出的可怖借口而已。但是在十六世纪末期，近乎奇迹的转变确实降临在了英伦群岛上。这场奇迹读上去与听起来丝毫不亚于人类心智的革命，而且人类相互理解的方式肯定经由这场奇迹而发生了变革。这场奇迹发生在无数座湿漉漉的木质舞台上，台下观众虽然尚且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正在目睹什么，但却依然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我们习惯用威廉.莎士比亚这个名讳来指代这场奇迹，但事实上这场奇迹的范围还要更加宽广。诚然，莎士比亚确实是这场奇迹的领头人与顶梁柱，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其他几位同样堪称天才的剧作家——例如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米德尔顿，约翰.韦伯斯特以及本.琼森。

这场舞台与文学革命的重要性足以与当年创生英语的语言大碰撞相提并论。当年那场大碰撞将日耳曼语、拉丁语、法语以及一部分不列颠本土语言统统熬成了一锅滋味变化无穷无尽的浓汤。十六世纪末这场大冲撞的意义则不仅在于丰富了英语本身。乍一看去，此时的英国文化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务农经商的人们操着各种各样的地方语言，满口拉丁语的精英阶层整天忙着从古典著作当中寻找灵感。但是在伦敦——上一章当中伊莎贝拉.惠特妮笔下那个百业兴旺生机勃发的伦敦——许多受过古典教育的人们却迫于生计而不得不面向那些并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兜售自己的文学技能。

莎士比亚刚刚来到伦敦就打入了狂野不羁的牛剑作家圈子，时人将这帮人统称为“大学才子”，其中包括罗伯特.格林，托马斯.纳什，乔治.皮尔，以及伊丽莎白时代初期的剧作明星克里斯托弗.马洛。莎士比亚并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因此一开始在这个圈子里肯定多少会觉得有些不太自在。不过他很快就与这些人打成了一片，一起干起了攒剧本的行当。待到莎士比亚功成名就之后，很有几位当年的圈内人讥讽过他的出身。例如临死之际食不果腹的格林就拼着最后一口气攻击莎士比亚无非就是个“暴发户”，一个既没文化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戏子。本.琼森与莎士比亚倒是一直关系不错，而且他虽然受过古典教育，但却也从未上过大学，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忙着在自己的泥水匠岳父手底下当学徒。不过即便如此他依然忍不住笑话莎士比亚“基本不懂拉丁语，希腊语懂得更少。”

不过有一项事实很快就彰显了出来：这个外地青年具有成为伟大剧作家的一切要素。他的头脑里塞满了英格兰中部的民谣传说、风土人情以及乡野俚语，同时又有能力消化吸收古典作家与现当代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此外他的拉丁语也远非一窍不通，至少达到了语法学校毕业生的水平。正是凭借这些资质，他才得以在一群竞争意识强烈的文学精英当中找到立足之地。这些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由于新兴娱乐市场的出现，假如他们想要吃好穿好，想要安居置业，那么他们就必须用英语讲述足以俘获街头普通人注意力的故事。他们的本行学问是普劳图斯与泰伦斯的剧作，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的拉丁语作品，以及古代不列颠流传下来的拉丁语编年史。假如他们能将这些原材料加以适当加工，利用泼辣鲜活的英国本土语言将这些原材料腌制入味，那么日进斗金也不是难事。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语言的炼金术师。

财富确实一分一厘地流向了他们手里。莎士比亚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伦敦的时候，伦敦人口约有二十万，其中一大部分都像他一样是来自农村或者外国的伦漂，所有人都挤在罗马城墙限定的狭小区域之内。莎士比亚刚刚踏上剧作家的职业道路时，伦敦的剧院一般能容纳两千名观众。在外地巡演的剧团会在演出结尾将一顶帽子送进观众席，让观众们自愿往里面放钱。但是伦敦本地的剧院却采用了一项创新性经营策略：进门先买票，不买不让进。一个便士能买到一个站座，两个便士能换来一只板凳，三个便士不仅能换来一把舒适的座椅，而且座椅的位置还在屋檐之下，免受日晒雨淋。只要全伦敦人口的一个零头经常过来赏光，演出收入就相当可观。诚然，对于整体偏于年轻、饱受瘟疫威胁、终日忙于打拼的伦敦市民来说，剧院并不是唯一的娱乐方式——他们还可以观看现场虐待动物与现场执行死刑，可以去酒馆买醉，可以去妓院买春——但是总体来说剧院提供的娱乐还是要更有意思一些。剧院历来都是清教徒道德家们无情批判的对象，理由无非是诲淫诲盗之类，哪怕剧院表演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了公开死刑之类以残虐血腥为卖点的娱乐方式。不管怎么说，道德家的警告与偶尔发作的审查热潮都不能遏制这种全新娱乐方式的蓬勃发展。

正如上一章所讲到的那样，剧院不是莎士比亚及其同代人的发明，而是源自都铎时代的天主教与新教作家。这些人同样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正是他们引领着道德剧演化成为了现代戏剧。尽管如此剧场革命完全展开的时候依然让人感到宛如魔法一般炫目。这场革命的步伐非常快。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托马斯.凯德创作了《西班牙悲剧》（The Spanish Tragedy）。克里斯托弗.马洛也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迦太基女王迪多》（Dido, Queen of Carthage）以及《帖木儿》（Tamburlaine）上下两卷。这部作品不论是非的剧情设定与黄钟大吕一般的无韵诗文体都对莎士比亚造成了极大影响。尽管莎士比亚本人还要再过几年才能上演自己的第一部剧作——几乎可以肯定是《亨利六世》上部——但是英国戏剧的春天已经到来了。1576年，一位詹姆斯.伯比奇修建了英国第一座取得商业成功的剧场，名字就叫“剧院剧场”。第二年伦敦又迎来了唱对台戏的帷幕剧场。随后几年里，玫瑰剧场、天鹅剧场以及最著名的环球剧场也纷纷落成开幕了。

当时的人们大概并不觉得自己正在经历革命。毕竟此前就有很多剧作在私人剧院、律师行会以及上游人物私宅里上演。英国各地的村镇也已经见惯了露天演出。早在1561年，第一部英语无韵体剧作《高布达克》（Gorboduc）就在内廷行会（Inner Court）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进行了御前表演，剧本题材是继承权之争。演员与剧团并不是稀罕物，而是在国内享有盛名——偶尔甚至还会前往德国与丹麦进行海外巡演。但是在接下来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式将会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一大批作品将会涌现出来，其中许多直到今天依旧脍炙人口。

我们很难不把这一切视作早期资本主义结下的硕果。近来最优秀的莎士比亚传记作家之一斯蒂芬.格林布雷特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对于伦敦这样的人口重镇来说，大型新建剧院之间的竞争十分惨烈：“要想不亏本，每个演出季节仅仅上演一两部好戏并且长期排演是不够的。剧团必须吸引大量人口养成频繁出入剧院的习惯，这就意味着经常性地轮换剧目，每周要上演五六部新戏。这项工作极其耗费气力。每家剧团每年要拿出二十来个新剧本，与上一个演出季留存下来的另外二十来个剧本搭配演出。”要想理解莎士比亚因何如此高产，因何还与其他人合作了这么多剧本，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赚钱，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温饱小康，为了争强好胜。简而言之，莎士比亚已经生活在我们的当今世界里面了。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开门营业之前，剧作家要想排演自己的作品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自己很有钱，要么自己的资助人很有钱。就像法律与教会体系一样，物质生活的进步同样遭到了中世纪社会规则与早期现代社会的严格等级制度的制约。按照传统说法，莎士比亚之所以逃到伦敦是因为偷猎鹿被人抓住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父亲的生意当时并不太好，而且他本人还是个天主教同情者，因此无论怎样在故乡斯特拉福德都待不下去。但是在伦敦城里，只要一名年轻人既有抱负又有才华，还愿意埋头苦干，能够满足观众的口味，那么金钱就会滚滚而来，未必非得需要大人物撑腰——尽管各家剧团基本上都有后台。能赚钱的剧本首先要紧跟热点，其次要题材新奇，最后要久演不衰。伦敦戏剧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一部坏剧本——以及比坏剧本更糟糕的无聊剧本——必然招致门可罗雀的惩罚。一部接一部的优秀剧本则可以将作家的名字打造成保障客流的金字招牌。

就像电视剧与电影一样，戏剧这种娱乐形式同样渗透了整个社会结构，上至伊丽莎白女王下到不识字的学徒都是戏迷。当然，莎士比亚时代的剧院也有很多难缠的对头，其中包括整天担心戏剧会威胁到君主制与现有社会秩序的政府官员，以及厌恶一切世俗娱乐形式的清教徒。不过最可怖的敌人还要算是腺鼠疫。瘟疫一旦降临，剧院必然关门。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市场还在，剧院就总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只要拿得出产品就行。

莎士比亚的英格兰依然充满了殉道者与间谍，以及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不死不休的争斗。以安妮.阿斯科为代表的早期新教殉教者在天主教当局手里遭受的非人虐待如今又被伊丽莎白女王的新教政府原封不动地施加在了天主教徒头上。很多人都费劲心思地研究过莎士比亚本人是不是天主教徒。时至今日新教与天主教依然挖空心思想将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一方面，莎士比亚的父亲在担任公职期间曾经亲自参与过宗教改革运动，具体内容包括捣毁造像，粉刷教堂壁画，解雇教士，等等。另一方面，莎士比亚本人差点就娶了一位天主教女性。另外在莎士比亚逝世之后很久，有人在他的故居屋顶夹层里发现了一份天主教信仰供状。他协助自己儿子就读的学校聘任了天主教教师，还因为缺席新教敬拜活动而惹上过麻烦，不过缺席的理由恐怕并不是个人信仰，而是因为欠人债务不好意思露脸。总之他是个很矛盾的人。

根据研究，莎士比亚在前往伦敦之前一度曾经打算北上求职，投靠几户天主教大家族当家庭教师。倘若研究结果属实，那么莎士比亚年轻的时候必然抱有极其危险的反新教理念。有据可查的是，莎士比亚的若干位学长一度曾经逃到欧洲大陆，然后又以天主教廷间谍的身份返回了祖国。回国之后他们遭到了通缉、逮捕与酷刑折磨，最终被大卸八块。莎士比亚的自家亲戚也有好几位遭到了公开处决——根据处刑时间与地点推算，莎士比亚初次来到伦敦城门前的时候恐怕还见过这几位亲戚人头挂高杆的景象。几年前人们在法国某耶稣会图书馆发现了一套秘藏几百年的第一对开本，无言地彰显着莎士比亚与英格兰的天主教地下世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仅仅从莎剧文本看来，直接宣扬天主教教义的文字倒也确实有那么两三处——主要集中在《哈姆雷特》当中——但是当时宗教领域步步惊心的政治局势在他的作品当中却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也不奇怪，莎士比亚的背后是政府审查人员的警惕双眼，他的面前则是新教徒占绝大多数的观众。他投靠的第一家剧团女王演员剧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进行新教宣传而成立的。政府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580年格里高利十三世教皇宣布，刺杀伊丽莎白女王不算罪孽。这句话显然是在煽动英国天主教徒造反起事。

不过就像亨利八世那时候一样，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战争同样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诗歌，这一次诗歌的视角主要来自走投无路的天主教输家那一边。莎士比亚完全有可能见过魅力十足的耶稣会密探与学者埃德蒙.坎皮恩，此人在被捕受刑之后依然勇敢地与新教当局展开神学辩论，伊丽莎白女王也曾经当面审问过他，他的死法也像惯例那样惨烈。另一位耶稣会密探、出身于诺福克的罗伯特.索斯维尔在坎皮恩之后不久潜回故国并且最终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入狱、受刑并且在1595年遭受分尸处决。索斯维尔与莎士比亚的资助人、同样与坎皮恩交好的南汉普顿侯爵关系密切，而且有些从事文本比较的学者还认为莎士比亚大量阅读了索斯维尔的作品。下面这首诗就创作于1595年——此时莎士比亚正在撰写《仲夏夜之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索斯维尔在诗中将自己比作一颗肉豆蔻，在石臼里遭到无情的捶打碾压。诗中洋溢着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气概：

The pounded spice both tast and scent doth please,

In fading smoke the force doth incense showe ;

The perisht kernell springeth with increase.

The lopped tree doth best and soonest growe.

香料经过研磨，方能愉悦鼻腔与口舌；

烟雾散尽之后，散不去的才是焚香气息。

化为齑粉本来就是香料种仁的职责，

斩断枝丫的树木最能焕发生机。

God's spice I was, and pounding was my due,

In fadinge breath my incense savored best ;

Death was the meane, my kyrnell to renewe,

By loppinge shott I upp to heavenly rest.

我是上帝的香料，粉身碎骨只算尽到义务；

气息奄奄之际，我的香气散发得最为浓郁。

唯有通过死亡，我的种仁才能发挥用处，

唯有斩断枝丫，我的灵魂才能向天堂飞去。

Some thinges more perfect are in their decaye,

Like sparke that going out gives clerest light ;

Such was my happ, whose dolefull dying daye

Beganne my joy and termed Fortune's spite.

有些事物在消逝之前才会美到极致，

即将熄灭的火花才能放出最亮的光。

我命该如此，这些痛苦的临终时日

却成了喜乐的开端，算不得什么灾殃。

Alive a Queene, now dead I am a sainte ;

Once Mary called, my name no we Martyr is ;

From earthly raigne debarred by restraint.

In liew whereof I raigne in heavenly blisse.

活着我是女王，死了升级成圣徒，

曾经被称为玛丽亚，如今名叫殉道烈士。

舍弃了人间权柄，再不受世俗禁锢，

得到神圣的赐福，在天国恢复统治。

My life my greife, my death hath wrought my joye,

My frendes my foyle, my foes my weale procur'd ;

My speedy death hath shortned longe annoye,

And losse of life an endles life assur'd.

生命充满哀伤，死亡为我带来了喜乐，

朋友都是仇敌，仇敌将我的福分保障。

只求速死，将漫长的苦难尽快度过，

失去生命才能换来永恒的生命高居天上。

My skaffold was the bedd where ease I founde,

The blocke a pillowe of eteruall reste ;

My headman cast me in a blisful swounde,

His axe cutt off my cares from combred breste.

行刑台是我放松身心的床铺，

砍头墩子是我永眠的枕头。

我的刽子手好心地送我上路，

利斧一挥就了却我的胸中哀愁。

Rue not my death, rejoyce at my repose ;

It was no death to me, but to my woe ;

The budd was opened to lett out the rose,

The cheynes unloosed to let the captive goe.

别为我的死亡哀悼，要在我的腐尸面前欢笑；

死去的不是我，而是我这辈子的悲愁。

花蕾纵情绽放，恣意舒展的花瓣多么美妙，

铁索松弛脱落，禁锢已久的囚徒重获自由。

莎士比亚是否读过索斯维尔的作品尚无定论，不过他肯定掌握了与索斯维尔针锋相对的反天主教政治技巧。索斯维尔遭受处刑前后他正在创造《约翰王》——以他自己的水准来衡量并不算太优秀。约翰.贝尔此前已经创作了一部激烈反天主教的同名剧本。莎士比亚也在自己的剧本里稍微抒发了一点爱国反天主教的情绪：

Thou canst not, cardinal, devise a name

So slight, unworthy, and ridiculous

To charge me to an answer, as the Pope.

Tell him this tale, and from the mouth of England

Add thus much more, that no Italian priest

Shall tithe or toll in our dominions;

But as we under God are supreme head,

So, under Him, that great supremacy

Where we do reign we will alone uphold

Without th’ assistance of a mortal hand.

So tell the Pope, all reverence set apart

To him and his usurped authority.

哪一个地上的名字可以向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神圣的君王提出质难？主教，你不能提出一个比教皇更卑劣猥琐荒谬的名字来要求我答复他的讯问。你就这样回报他；从英格兰的嘴里，再告诉他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意大利的教士可以在我们的领土之内抽取捐税；在上帝的监临之下，我是最高的元首，凭借主宰一切的上帝所给与我的权力，我可以独自统治我的国土，无须凡人的协助。你就把对教皇和他篡窃的权力的崇敬放在一边，这样告诉他吧！【朱生豪译】

就算让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亲自表态也很难说得比这番话更加到位了。我们不应该将莎士比亚当做他所处时代最危险政治话题的报道记者，但是他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有用的信息，为后世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信仰、灵魂、死亡与来生的窗口。在《一报还一报》当中——笔者认为这部作品对于任何一位自以为大彻大悟的宗教信徒来说都堪称一记响亮的耳光——主人公克劳狄奥以为为了维护姐姐伊莎贝拉的贞洁，他本人必须引颈受戮。乔装改扮的文森修公爵劝他不要害怕死亡——这也是当时教会的官方宣传口径：

Be absolute for death; either death or life

Shall thereby be the sweeter. Reason thus with life:

If I do lose thee, I do lose a thing

That none but fools would keep: a breath thou art,

Servile to all the skyey influences,

That dost this habitation, where thou keep'st,

Hourly afflict: merely, thou art death's fool;

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对于生命应当作这样的譬解：要是我失去了你，我所失去的，只是一件愚人才会加以爱惜的东西，你不过是一口气，寄托在一个多灾多难的躯壳里，受着一切天时变化的支配。你不过是被死神戏弄的愚人，逃避着死，结果却奔进他的怀里，你并不高贵，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配备，都沾濡着污浊下贱。你并不勇敢，因为你畏惧着微弱的蛆虫的柔软的触角。睡眠是你所渴慕的最好的休息，可是死是永恒的宁静，你却对它心惊胆裂。【朱生豪译】

这番话无非是照本宣科的官样文章。根据众多存世至今的布道词手稿与论述文章，当时全国各地的布道人都在布道坛上劝诫会众们要安心面对死亡。即将登上行刑台与火刑堆的政治犯大致也是这套说辞。但是一般英国老百姓怎样看待死亡呢？反正满心恐惧的克劳狄奥本人远远没有被说服：

Ay, but to die, and go we know not where;

To lie in cold obstruction and to rot;

This sensible warm motion to become

A kneaded clod; and the delighted spirit

To bathe in fiery floods, or to reside

In thrilling region of thick-ribbed ice;

To be imprison'd in the viewless winds,

And blown with restless violence round about

The pendent world; or to be worse than worst

Of those that lawless and incertain thought

Imagine howling: 'tis too horrible!

The weariest and most loathed worldly life

That age, ache, penury and imprisonment

Can lay on nature is a paradise

To what we fear of death.

是的，可是死了，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长眠在阴寒的囚牢里发霉腐烂，让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一个追求着欢乐的灵魂，沐浴在火焰一样的热流里，或者幽禁在寒气砭骨的冰山，无形的飚风把它吞卷，回绕着上下八方肆意狂吹；也许还有比一切无稽的想像所能臆测的更大的惨痛，那太可怕了！只要活在这世上，无论衰老、病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也就像天堂一样幸福了。【朱生豪译】

天堂、炼狱与地狱——这些可能性过于宏大骇人，只有圣徒与狂信徒才敢相信。哈姆雷特的生死观与克劳狄奥基本一致。在最著名的莎剧独白段落当中，哈姆雷特也尖锐地指出人们之所以怕死是因为来生不可知。对于天主教徒以及一大部分新教徒来说，即便教堂墙壁上的劝善壁画都被宗教改革家们粉刷掩饰掉了，但是地狱在他们心目当中依旧栩栩如生，足以吓得人们一动不敢动——在这里就是吓得哈姆雷特既不敢复仇也不敢自杀。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英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简直严苛得无法忍受。饥饿、寒冷、恶疾与人身危险无处不在，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社区的放逐。通过长眠来逃离这个世界听上去确实很诱人，只不过在一个上帝时常出没的世界里这个主意很不经琢磨：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d.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Must give us pause: there's the respect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e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espise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 who would fardels bear,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But that the dread of something after death,

The undiscover'd country from whose bourn

No traveller returns, puzzles the will

And makes us rather bear those ills we have

Than fly to others that we know not of?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And enterprises of great pith and moment

With this regard their currents turn awry,

And lose the name of action.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悲剧的核心在于他深刻意识到，就算没有对于死后永劫的恐惧，死亡依然不是人生的出路，因为就算死亡也无法让人脱离这个灰暗且毫无意义的宇宙。在这个宇宙当中，人生无非是无休止的左摇右摆而已。罪人兼杀人犯麦克白在临死之前对于这一点笃信不疑：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朱生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