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密西西比的种族关系在全国堪称垫底。此前民权工作者在这里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撤退。相比起来伯明翰和圣奥古斯丁的民权进程尽管同样充满挫折，但还是要比这里先进了不少——甚至堪称令人羡慕。一年前，鲍勃.摩西在密西西比州协进会地方分会负责人全体会议上寻求栖身之所，当时他在民权领域的全部资质就只有身边两个刚刚招来的新人与一套充满艰辛的个人事迹。摩西不是密西西比州本地人，也不是协进会成员。他是一名二十七岁的纽约客，拥有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他单枪匹马冒险来到美国西南地区，在麦库姆附近的木材产区展开了民权工作。他的身份是非暴力学生运动委员会的特派员，这个青年组织诞生于此前的多场静坐示威。摩西在当地的民权工作者心目当中简直就是奇迹的化身。为了护送潜在选民进行登记，他不止一次被逮捕，在法院里遭到暴徒的殴打，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阿米特郡治安官的堂兄痛殴。最后这次袭击刚刚结束，头破血流的摩西立即走进法院，针对治安官的堂兄提起了刑事指控并且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但是当地检察官却劝他赶紧逃命，陪审团随后作出了惯常的无罪判决，就好像当街暴打黑人是白人的天然权利一样。这条想当然的假设比起鲜血与恐怖更能震慑密西西比的黑人居民。

司法部高级官员约翰.多尔来到阿米特县，向摩西了解当地种族暴力行为的详细情况。上一次他来密西西比秘密考察的时候结识了协进会的当地负责人梅德加.埃弗斯以及弗农.达默尔（Vernon Dahmer）。那一回为了隐蔽行踪，他效仿当地农民的装束换上了卡其裤和胶皮靴，因为他很清楚当地的凶徒都能干出什么事来。多尔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他应邀继续在司法部留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率先开展了一套下基层找案子的民权诉讼模式，这使得他在华盛顿的律师行业里脱颖而出。多尔与摩西一起拜访了许多害怕参加选民登记会议的黑人农民。他们的恐惧源于看得见摸不着的农村生活现实——女佣和佃农们都听说了很多不祥的消息——有几个人特别担心密西西比州参议员、阿米特县的头号人物E.H.赫斯特最近打算逞凶，下手对象则是当地农民赫伯特.李，因为此人曾参加过摩西的选民注册会议。多尔承诺下一次来密西西比调研的时候要亲自开车前往李的农场了解情况。第二天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等待摩西的消息，结果却得知赫斯特刚刚一枪打死了李，行凶地点照例是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

正当摩西徒劳无功地敦促当地法院逮捕李谋杀案的嫌疑人时，在附近的麦库姆，一群年轻的仰慕者们因为静坐示威而入狱。一百多名受到激励的高中生随即自发组织了抗议游行。摩西与聚集在此的其他非学委领导人未能说服他们打消这个主意，于是决定陪同他们一起去。麦库姆的警察们将摩西与其他十七人——几乎是非学委的全部领导层从）示威队伍当中抓出来推向愤怒的围观人群，等到他们饱受了拳打脚踢之后才将他们押送到了密西西比州玉兰县监狱。一个多月后，哈利.贝拉方特将他们保释了出来。出狱之后摩西随即写信要求协进会县领导人资助他们再次发动一场突击，地点可以是除了暴力横行的麦库姆之外任何地方： “话说得客气一点，我们已经打湿了鞋，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在密西西比州进行选民登记活动的正确方式了。”

许多协进会官员对于摩西则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摩西只是一个年轻且难以捉摸的业余人士——他曾在日本旅休期间研究过禅宗佛教——在实务层面的表现只能算是乏善可陈：他在密西西比折腾了这么久，可是黑人选民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一个，一名协进会成员暴尸街头，他自己与非学委的学生们遭受了不必要的殴打，协进会的成年人接到了诉讼账单，许多学生则被驱逐出了学校。身为协进会当地负责人的梅德加.埃弗斯一直在严厉批评非学委进入密西西比州的做法，协进会总部办公室也通过传阅文件紧急警告了民权组织之间相互竞争这一“长期问题”。摩西之所以没有被赶出密西西比，仅仅是因为顽固且务实的弗农.达默尔为他提供了落脚点。达默尔的朋友克莱德.肯纳德不久前被地方当局构陷入狱，并且丧失了读大学的资格，因此愤愤不平的达默尔很希望给摩西帮忙。

在1961年末的一次协进会宴会上——当时摩西还在麦库姆——梅德加.埃弗斯汇报了肯纳德案件的情况，说着说着他就情绪崩溃了。克莱德.肯纳德曾经是一名伞兵，在德国与朝鲜都服役过。去年因为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大学，回到家里经营他在哈蒂斯堡郊外为母亲购买的农场。但他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学业，于是就小心翼翼地申请进入南密西西比州大学——该地区唯一的大学——从而将学位拿到手。诚然，肯纳德的性格十分高尚正直，他的家庭情况也确实很困难。但是这两点都不足以让他成为第一个公开进入密西西比州白人大学的黑人。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一天早晨有人在他家谷仓里发现了五袋被盗的鸡饲料，他随即遭到了逮捕。尽管只有一名证人不甚可靠地指控肯纳德策划了这场既无意义又不合时宜的抢劫——在埃弗斯看来他显然遭到了构陷——但是肯纳德还是遭受了七年苦役徒刑的重罪判决。根据法律，重刑犯人就算出狱之后也仍然没有资格在任何州立大学就读。

不幸的是，肯纳德恐怕活不到出狱那一天了，因为他已经被确诊患上了直肠癌。说到这里，埃弗斯再次流下了眼泪，痛斥自己软弱无能。埃弗斯向来是个少言寡语一板一眼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就算他妻子也要称呼他“埃弗斯先生”。自1955年艾米特.提尔私刑案件以来，他每每遇到这种事都会板着脸孔硬撑过去。但是这一次他实在绷不住了。他不停地告诉人们仇恨与厄运怎样摧残了这个朴实无华的人，并且认为肯纳德在正反两方面都比自己更强——在参军的时候比自己更守纪律且贡献更大，平时为人也比自己更热情且更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第三次哭了出来。 “没关系，孩子，”台下的一名女性喊道。 “我们也跟你一样难受。”

膀大腰圆的五十三岁农民弗农.达默尔同样很熟悉肯纳德。两家人的农场相隔只有几里地。自从肯纳德进了监狱之后，达默尔的儿子每天早上都要去肯纳德家的鸡舍里收集鸡蛋拿去卖钱，然后将钱交给肯纳德的老母亲。近几年达默尔还招募了肯纳德来管理协进会福瑞斯县地方分会的青年委员会。现在达默尔操心的是更实际且更紧迫的问题：要是没有肯纳德的日常操持，他家的农场与鸡就必须出售，到时候他的母亲不仅要寄人篱下，而且就连鸡蛋钱都拿不到了。

达默尔告诉协进会哈蒂斯堡分会，他决心通过一次特别的选民登记会议来纪念肯纳德的牺牲。他自告奋勇地提出，协进会可以将自己所在的树荫苑浸信会教堂当成集会地点。但是公众们并不敢围绕这个话题进行公共集会。目前县政府的选民注册员名叫瑟昂.莱德（Theron Lynd），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角质眼镜，体重超过三百磅。自1959年上任以来——这一年临近的白杨镇发生了马克.查尔斯.帕克（Mack Charles Parker）私刑案件——还没有一名黑人在他手下注册成功。福瑞斯县共有八千名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但是当真有权投票的却不到一百个。此外全县上下的黑人教会或俱乐部都被吓破了胆，多年来从不敢向敞开大门让出场地。达默尔失去了他的银行信用和所有保险，全凭在当地黑人当中独一无二的独立财务实力才得以幸存。奄奄一息的协进会当地分会眼下就只剩下了一名秘书以及寥寥几位在达默尔家客厅里秘密集会的老人。

尽管如此，达默尔依然在周日的教会礼拜现场站起身来主张树荫苑教会理应为了肯纳德承担些许风险，因为联邦政府的有关人员正在起诉莱德，利用国家权力为黑人投票权撑腰。 每个人都知道司法部的律师不止一次地访问了达默尔家的农场，旨在确定潜在证人的身份——包括符合选民资质但未能获准注册的黑人的名字，以及不符合选民资质乃至不认字却依然经常投票的白人的名字。 达默尔告诉大家，即使申请注册遭到拒绝的黑人也能以证人的身份支持黑人选举权事业。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想享受公民权，首先他们自己总得摆出公民的样子来。

达默尔的演讲简洁有力，身为教会受托人的他他教会里面也享有相当的尊重，此外他还是教会当中捐款数量最多的会众，因此其他人一开始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但是教会牧师、福瑞斯县黑人布道人的总教长老拉尔夫.威拉德（Ralph Willard, Sr.）却不敢苟同。他在布道坛上义正辞严地宣称上帝的房舍与政治无关，并且着力提醒会众们不要忘了罪的工价是什么。接下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动议：将达默尔本人、他的三名最亲密支持者以及这四个人的所有直系亲属都从树荫苑教会驱逐出去。教会内部随即进行了一场以喊声与呻吟声标明立场的记名投票，结果显示威拉德牧师的意见占了上风。达默尔就这样悲哀地离开了自己参与了大半辈子的教会，这座教堂的用地还是他们家捐赠的。长久以来黑人只有在教会内部才能够自由行使投票权。为了获取参与公共选举的资格，达默尔和他的支持者却丢掉了他们唯一享有过的投票权利。

树荫苑教会的分裂与非学委的年轻囚徒们从玉兰县获得保释这两件事前后相隔只有几天，树荫苑教会所在的哈蒂斯堡县就在玉兰县以西六十多英里。1962年春天摩西在协进会地方负责人会议上请求资助的时候，达默尔对他身边的两个小跟班霍利斯.沃特金斯与柯蒂斯.海耶斯产生了兴趣。两人都是普通的黑人青少年——无业、辍学、随时可能惹出麻烦。但是现在他们的精神状态却焕然一新，简直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沃特金斯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是家里第十个活到长成的孩子。有一天他听说马丁.路德.金来到了麦库姆，于是就壮着胆子来到传言当中金所在的房间门口打探，结果却看到了摩西。出于好奇，他与摩西长谈了一番，摩西趁机为他上了一堂关于投票权、非暴力运动以及全球自由斗争大趋势的速成课。沃特金斯从此成为了一名民权工作者。第一次离开家里的农场准备遭受逮捕的时候，沃特金斯告诉父母他打算去朋友家里过夜以免父母感到生气或者丢人。但是被关进牢房之后他才听说父亲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在教会里大声赞扬了他的勇气。在玉兰县的监狱里，沃特金斯与他的朋友柯蒂斯.海耶斯迅速成长了起来，几代人的经历与体会在短短六个月时间里全都作用在了他们身上。鉴于摩西在麦库姆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两人决定前往新地点重新来过。

闻听此言，达默尔也打定了注意。“这俩小子我都要，”他告诉摩西，“你把他们派到哈蒂斯堡来吧。”

与此同时，摩西与纳什维尔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黛安.纳什、伯纳德.拉法耶特以及詹姆斯.贝弗尔——结成了联盟。结盟双方都很谨慎，结盟的理由则是双方都需要恢复元气。在五十年代后期，朝鲜战争时期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前往印度学习甘地经验的詹姆斯.劳森在纳什维尔开设了一系列实验性质的非暴力研讨会。从那以后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就成为了一支非暴力突击队，多次参与了静坐示威，并且成为了非学委成立初期的传奇人物。1961年5月，最早一批自由乘车者在伯明翰遭到了血腥袭击，以至于就连弗雷德.夏特沃斯都劝他们鸣金收兵。此时全靠黛安.纳什在纳什维尔掀起了全新的抗议活动，在整个夏天亲自将一队又一队志愿者络绎不绝地送进密西西比州的帕奇曼监狱，这才维持住了自由乘车运动的势头。

当最后一批大约三百名自由乘车者获得释放后，纳什维尔三人组留在了密西西比州进行跟进工作。他们惊讶地观察到当地黑人纷纷回避了自由乘车运动，眼看着新来的自由乘车者被警察拖向监狱，却依然乖乖地走进有色人种候车室。于是纳什和她的两个朋友将马丁.路德.金请到杰克逊参加集会，并在街头到处招募新兵。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组织了最早反种族隔离大规模示威活动，然后州政府十分精明地起诉纳什和贝维尔怂恿未成年人犯罪，两人各自被判处了两年徒刑。就像摩西一样，他们也在恶劣的环境里寻求着全新的开始。

在转型过程中，这三位纳什维尔的学生产生了惯常的抱负，想要成为民权运动的职业活动家。这样的身份认同不仅飘忽不定，而且扩展性极强。拉法耶特是三人当中学者气质最足的一个——身材瘦削，带有一点亚洲血统，以至于在民权阵营里落了个“小甘地”的绰号。拉斐特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探险家。在帕奇曼监狱度过了四十天之后，他在州首府杰克逊的街道上来回巡游，只要看见无所事事的年轻黑人就赶上前去骤然发问道：“你想去市中心和白人斗一斗吗？”他希望每五十个人中至少能有两三个人对非暴力运动产生兴趣。

他的搭档詹姆斯.贝弗尔多少要比他更传统一些。贝弗尔出生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伊塔本纳村，平时的穿着做派看上去像是个巡回布道人。全身上下只有领口佩戴着纯白色的教士假领，此外从衬衣到马甲再到脚上蹬的史黛西.亚当斯牌高帮皮鞋——他曾戏称这款皮鞋是“布道人专用鞋”——全是纯黑色。他的头上总是戴着圆顶小帽，借以纪念耶稣与其他犹太教先知。贝弗尔的布道风格宛如充满能量和想象力的火箭那样一飞冲天。在监狱里，狱友们纷纷传言说他经常一个人嘀嘀咕咕地与上帝商量怎样才能“将魔鬼从这些白人身上驱走”。许多年轻同事都认为他的狂热做派有时简直近乎耍流氓——有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他想也不想就询问牧师，对方的妻子有没有长得特别漂亮的姐妹可以给他介绍一下。但是贝弗尔丝毫不介意这些认为他精神不太稳定的背后嘀咕。他相信黑人首先必须陷入疯狂，然后才能在白人社会的霸权面前梦想自由。对他来说，民权运动的长期任务就是区分创造性的积极主动与自毁性的精神错乱。

当然，运动阵营里也有更加循规蹈矩的人，贝弗尔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个惹祸精。黛安.纳什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她是芝加哥人，从小在圣餐姐妹会里受到了天主教的熏陶，一度还打算成为一名修女。自从非学委在纳什维尔开张以来，她一直在抱怨贝弗尔空有一身才能却到处浪费。纳什曾经是一位选美小姐。她的肤色很浅，以至于在午餐柜台静坐示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渗透到愤怒的旁观白人当中。学生们无不将她视作只可远观不可亲近的纯粹领导人，她的名字就是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可是就在1961年底，纳什居然接受了贝弗尔的求婚。密西西比各地黑人大学的学生们陆续听说这条猪拱白菜的噩耗之后无不目瞪口呆。更糟糕的是，纳什似乎当真被那个疯疯癫癫的贝弗尔迷住了，把心思都放在了他身上。密西西比州的天主教机构同样被这场婚约吓得不轻。谁也没想到，一位忠实且不声不响地在白人教区参加了这么多年弥撒的年轻女性居然是自由乘车运动的煽动者以及一位重罪犯。神父们支支吾吾地告诉纳什，不是他们不想为纳什举办天主教婚礼，实在是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一位“热切”的新教徒。哪怕他的宗教热情再收敛一点，神父们也不至于这么为难。

在伯纳德.拉法耶特的陪伴下，这对新婚夫妇首先让鲍勃.摩西借住在夫妇二人位于杰克逊的婚房里，然后又拜托四个人在三角洲的共同导师阿姆齐.穆尔收留了他。这四位年轻人的性格差异悬殊，平时坐在一起经常陷入冷场。摩西经常引用阿尔伯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平时不爱出风头，更喜欢将自己当成一名教师，认为自己的作用就是点燃学生心中对于投票权利的热情并且维护着这份热情自行延续下去。相比之下，纳什维尔的三名学生则宣扬对抗性质的基督教精神，将政治视为腐败的化身，并试图证明非暴力示威的奇观能够及大地同时影响到受害者与压迫者。摩西认为他们三个过于渴望牺牲，以至于陷入了自以为是的心态当中。假如不能让广大黑人成为稳定的票源，对抗斗争的场面再大也只是水过地皮湿而已。纳什维尔三人组则认为认为摩西身上的知识分子习气太重，没法与密西西比州的农民打成一片，而且对担任领导的各种后果太过纠结。身为哲学家和道德主义者的摩西素来反对领导阶层统御一般人的做法，哪怕是为了民主事业也不行。但是他同时又怀疑自己的反领导理念或许只是推卸自身责任的托词而已。严酷的现实为他的自我逼问抹上了越发冷峻的色彩：他与杀死赫伯特.李的凶手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同谋呢？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语气既缥缈又认命，同时还带有鲜明的骑士气质。 “狩猎之后必然紧跟着杀戮，”摩西在亚特兰大的非学委办公室写道。 “如果我们都死了，我想要火化，并且将骨灰装进围绕太阳运行的卫星里面……”

不过在实操层面上，四个人终究还是达成了妥协。贝弗尔说服摩西在杰克逊组织了国会议员初选竞选，他本人则在三角洲经营另一场竞选。这还是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黑人第一次在密西西比州参与国会竞选。同样在这个春天，黛安.纳什怀上了第一胎。在怀孕期间，纳什一直在翻来覆去地琢磨詹姆斯.劳森的非暴力运动戒律之一：压迫需要受压迫者的参与才能成立。在她看来，自己目前背负的重罪指控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这样的罪名而提起上诉正是参与压迫的表现，只能让密西西比州自欺欺人地以为正义得到了伸张。因此她决定撤回上诉，将这两年徒刑扛下来。1962年4月30日的保释撤销听证会上，纳什拒绝坐在法庭的有色人种区，罗素.B.摩尔法官随即以蔑视法庭罪判处她十天拘禁。接下来为她担任律师的贝弗尔向法庭发表了演讲，纳什本人也宣读了一份堪称惊世骇俗的声明，向人们解释了她为什么选择在监狱里分娩。“这将是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婴儿，”她在被带到海恩兹县监狱之前宣布，“因此无论他出生在哪里都等同于在监狱里出生……为了做出这项决定，我已经检视了我的灵魂，也通过祈祷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的结论是，从长远来看这将是我能为这个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

几天后，摩尔法官叫来了贝弗尔。他坚持认为贝弗尔目前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作为纳什的律师与丈夫，她腹中胎儿的准父亲，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就是保护纳什不至于进监狱，而不是主动把她往监狱里送。 “我说孩子，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疯了？”摩尔法官沮丧地问道。

“摩尔法官，您不懂基督教，”贝弗尔回答道。 “所有早期的基督徒都进过监狱。”

“也许是这样，”法官答道， “但他们并不全都是二十一岁的孕妇啊！”

双方陷入了奇怪的僵局。贝弗尔反复向摩尔法官保证，不仅他自己不打算为纳什争取上诉，而且纳什还将会拒绝任何一位试图为她重新上诉的法庭指定律师。实在忍不下去的摩尔法官最终认定这项两年有期徒刑判决本身从一开始就不靠谱，于是就不声不响地将纳什释放了。

经历了这次考验之后，纳什开始陆续收到来自北方各地的演讲邀请函。教堂团体和黑人记者的读者们纷纷前来倾听这位年轻女士有什么话说，听一听她如何与一位密西西比法官当面顶牛，倒要看看对方敢不敢当真让她在监狱里分娩。伯纳德.拉法耶特在这一年夏天一直搭乘长途车东奔西走，到处参加筹款活动。到了8月份，他原本打算安排将纳什去底特律出席一系列当地集会，但是此时纳什的肚子已经挺得老大了。于是他找来一件特大号雨衣给纳什穿上，挡住了她的腹部，这才在没有医生许可的情况下将她偷偷送上了飞往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航班。此时马丁.路德.金正在当地努力挽救一场陷入颓势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贝弗尔已经先行一步赶过去了，他在当地极力劝说数量不断减少的志愿者们打起精神继续战斗。另一方面，奥尔巴尼市政当局通过切身教训学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摩尔法官之前领教过的经验：将金关进监狱实在是杀敌三百自损一千的错招，对于金以及他的政治路线的打击远远赶不上他们自己受到的打击。于是他们先后两次将金从监狱里轰了出去——第一次靠得是彻头彻尾的诡计，第二次靠得是伪装的法令。但是他们同时并不介意将成百上千的当地黑人关押起来。随着痛苦与经济损失的不断累积迫使奥尔巴尼运动走向失败，国王的新助手之一安德鲁.扬）拼命试图说服纳什出面领导一场入狱游行，哪怕她的预产期就要到来。

当金被迫从奥尔巴尼撤退时，贝弗尔与纳什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穿过阿拉巴马州回到了密西西比三角洲的阿姆齐.穆尔家里。鲍勃.摩西此时正在格林伍德县再次发动选民登记，这次他使用的名号是一个名叫联合组织委员会的新建安慰剂组织，将其作为小额基金会拨款的渠道。就像1955年公交抵制运动时期的蒙改联以及其后成立的若干个伞状组织一样，联组委的成立也为各个民权团体提供了暂时休战一致对外的契机。此外这个新名称还能缓冲来自白人的反对，因为这个新组织暂时还不像协进会那样恶名昭著。那些不敢向协进会敞开大门的牧师可能会在劝诱之下主持一场联组委研讨会。

贝弗尔赶回三角洲地区之后不久，在8月27日星期一，刚刚成立的联组委就在鲁韦尔村的威廉姆斯浸信会教堂里举行了一场教堂集会。贝弗尔在集会现场宣讲了马太福音16：3，“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努力帮助贫穷佃农们摆脱个人的恐惧，让他们意识到看似强横无比的密西西比种族隔离主义者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那么大的优势。种族隔离主义者们无非就像在这段文本当中遭到耶稣谴责的伪君子那样有眼无珠，看不清时代大势。圣经中的伪君子们整天夜观天象，对于人心所向却两眼一抹黑。种族隔离主义者可以将人类送进太空，但却看不到自由大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在美国，自由意味着选票。在向日葵县，近四分之三的潜在选民是未登记的黑人。哪怕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走进印第安人法院大楼，也能极大地减轻弥漫在当地的卑鄙、仇恨与痛苦。

许多人都举起手来响应贝弗尔的号召，其中有一位范妮.路.哈默（Fannie Lou Hamer），她是一户佃农人家的第二十个孩子，时年四十一岁，身材矮小粗壮，走路时有些跛脚，除了圣经之外没看过别的书。此前贝弗尔的名声在就在种植园地区传扬了开来，因此哈默打算亲眼见识一下这个奇怪的密西西比布道人究竟是否名副其实。贝弗尔成功地点燃了她心中的热情，让她成为了星期五参加集体选民注册的十八名志愿者之一。这次活动将会成为在当地口口相传的热门新闻。依然由摩西带队的志愿者队伍这次在法院里并没有遭到暴力袭击，但公路巡警队在摩西返回鲁维尔的途中再次逮捕了他。那天晚上，马洛种植园的老板将哈默夫妇从他们住了十八年的小屋中赶了出去。他告诉哈默夫妇这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他很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投票——但是哈默的行为已经在周边地区造成了太多不利于他的谣传。哈默在接下来的一次登记集会上表明了自己无家可归的难民身份。恶劣的氛围扼杀了当地白人对她的任何同情，福利办公室的职员甚至不允许她申请领受紧急剩余食品。黛安.纳什立刻代表她向华盛顿去信，提醒农业部长如此对待哈默是犯法的行为，而且向日葵县收到的几乎所有公共救济资金都依赖于同一套法律，这才为哈默解了燃眉之急。新的三角洲项目几乎没有产生新的选民，但是报复黑人恣意妄为的势力却在接二连三地扩充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