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鲍威尔案件审判之前先研究一下苏利文案件。两起案件的案情都十分敏感，判决结果也都远远不仅只会影响到案件当事人，因此两起案件原本的种族背景几乎都被抹掉了。但是两起案件的公共形象却急剧分化。鲍威尔原本打算抨击犯罪、腐败与内城社会的败落，最终却陷入了一场不合时宜的争吵。在外人看来，一位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毫无理由地侮辱了一个穷困卑微的老年寡妇。在《纽约时报》笔下，以斯贴.詹姆斯是一位“六十六岁的居民，生活来源是帮佣的收入以及曾为铁路工作的已故丈夫的养老金。”相比之下，苏利文案件一开始只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协同发动的报复行为，最终却上升到了纯粹的法律理论层面，成为了二十世纪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重要案例。

金的律师团成员——其中除了克拉伦斯.琼斯之外还有新近加入团队的犹太裔金融司法专家哈里.瓦赫特尔——一致同意要尽量淡化苏利文案件的种族背景。鉴于阿拉巴马州政府惩罚黑人抗议的意图如此昭然若揭，假如金的团队将辩护中点放在种族问题上，那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做出的任何有利于他们这边的裁决都是在抨击阿拉巴马州法院以及基层执法人员品德有亏。另外十几个与阿拉巴马州或多或少立场一致的南方各州也会站到最高法院的对立面上。 从战略现实主义出发，金的团队必须小心诠释这场冲突的本质，不能让最高法院与任何种族问题扯上关系。此外他们也很乐意看到《纽约时报》成为吸引火力的连带被告，尽管这家报社卷入诉讼完全是个商业意外。（涉案广告文本并非出自新闻记者之手，没有得到任何一名记者的批准，文本送达《纽约时代》广告部门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哪个记者见过。）讽刺的是，报社的疏忽大意反迫使具体案情细节退居次位，并且将苏利文案件包装成为了针对美国主流新闻刊物的打压以及对于国家级公民辩论的普遍威胁。金的首席顾问斯坦利.莱维森尤其看好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民权运动目前特别需要工会、宗教团体、新闻机构以及大型公司的援助，而苏利文案件恰好促使这些团体与民权阵营结成了紧急同盟，因为这些团体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遭到狭隘政治或者失控陪审团的打压。

苏利文案件还在阿拉巴马州法院接受审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律师几乎一直没有与黑人共同被告的律师联系过，并且还设法将报社拆分出来发起了独立上诉。T这样的分离以及阿拉巴马州法院做出的恶意司法程序裁决为阿拉巴马州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诉讼期间强行扣押了四名涉案布道人的财产。治安官们拿着法院命令扣押并出售了弗雷德.夏特沃斯、拉尔夫.阿博纳西以及约瑟夫.洛厄里的汽车，拍卖了老S. S.西伊牧师在蒙哥马利的土地，扣押了阿博纳西与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的农田，并提出动议要主动搜索四位被告是否还有其他可供没收的资产。（夏特沃斯与阿博纳西都被迫离开了阿拉巴马州，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进一步的经济迫害。）《纽约时报》的发行商阿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私下询问律师，报社能否采取些手段来阻止如此肆无忌惮的司法权力滥用。律师遗憾地回答说，《纽约时报》与布道人之间的隔离意味着巨大战术优势，要想维持这样的优势就不能随便出手帮忙。

与金这边不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完全将《纽约时报》当成了对头，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战略克制，更不曾体谅新闻机构的立场。他将《纽约时报》称为“全美国对我最不友好的报刊。”在鲍威尔看来，既然《纽约时报》自己也是阿拉巴马州诉讼的被告，那就理应对于其他身陷诽谤案的难友网开一面。从客观角度来说，两起案件都威胁到了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公共讨论。而且金是被动迎战，鲍威尔却是主动挑战，承担了更大的动机风险，因此理应得到额外的认可。但是从主观角度来说，人们却普遍认为《纽约时报》案件关乎言论自由的生死存亡，而鲍威尔案件至多只关系到他本人是否会坐实流氓恶棍的名声。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发表讲话谴责鲍威尔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纽约时代》立刻在头版刊登了一份详细报道。但是这份报纸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对于纽约警界腐败问题的深入批判。后来有一天中午在哈莱姆区，一位名叫阿瑟.鲍尔斯的赌徒在十几个目击者面前头部中弹而死，以斯贴.詹姆斯就在他身边站着，可是即便在这次行凶之后，《纽约时报》依然没有将鲍威尔涉及本案的言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鲍威尔平安但却一无所获地回到了众议院，报出了三名刺客的姓名，并且预言这三个人肯定不会遭到逮捕，因为这场杀戮与警界贪污的牵扯太深了。以斯帖.詹姆斯是这场谋杀的幕后主使，杀人动机则是因为鲍尔斯贸然跑到她的地盘来收取保护费。。 鲍威尔告诉众议院的同事们，黑帮分子“享有十分周到的保护”，正因为如此“美国一半的毒品才会涌进哈莱姆。”

不过鲍威尔对待黑人帮派的态度并非只会一味地喊打喊杀。国会当中无论是权谋派还是理想主义者都觉得鲍威尔涉及黑人帮派的言论有时简直就像流氓撒泼一样难以理解。他曾经在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里大声疾呼：“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帮组织，但是在哈莱姆的黑帮遭到彻底消灭之前——我真不愿意在布道坛上说这种话——我宁愿为了让黑人能有机会像意大利人一样赚黑钱而斗争到底！”在哈莱姆区选民面前，鲍威尔一提到整天自以为明理的《纽约时报》就没有好话，选民们也很吃他这一套。反过来说，《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同样很看不惯鲍威尔的做派：他娶了一名歌舞女郎为妻，整天叼着高档雪茄，对于犹太帮派，爱尔兰警官以及黑人的彼此忠诚都提出过言辞犀利且朴实的评论。报社编辑谴责他这人一身毛病，包括“显著的种族主义态度”。

此时的美国社会还没有能力消化掉鲍威尔的警告，部分原因在于谁都没有准备好听到一名咋咋呼呼的捣乱分子宣称社会公众在种族问题上的麻木不仁可能会加剧北方大型城市的普遍腐败。鲍威尔这个刺头出现得太早，也走得太远，一方面像马里.奥普佐描写的黑手党文化那样揭露黑人帮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像马尔科姆.X一样抨击北方黑人遭受的结构性剥削。十年后，纽约市的形象终于发生了转变，市政委员会确认了弗兰克.塞尔皮科警探关于敲诈与保护费的痛苦指控。此时人们已经忘记了早已去世的鲍威尔，忘记了他曾经为了扫清市政而一马当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