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张骞后，往西天 (如法显，玄奘)的取经人, 或者来自西天 (如鸠摩罗什，达摩)的传经人不绝。最后，佛教在中国不仅落地生根，而且发扬光大了。只是，究竟佛教成就了中国，还是中国成就了佛教成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但缺乏记录的文明。被高僧们取到东土的经文，让中国对天堂的理解具象化了。只是，在印度，度得了众生的佛教，没有能够度得了佛教自己。在婆罗门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甚至锡克教发展的一次次冲刷中，被边缘化，被淡忘，然后湮灭了。 現今在北印度一些佛教古迹上重建的佛寺其实是廿世紀中叶以後，由印度以外的「外國佛教徒」奉献資金重新修建的，而与原始佛教根本沒有任何直接的传承。究竟是南橘北枳或者北橘南枳，这也许对于宗教研究意义重大。但后来郑和的船队把中国作为一个有文明但有基因缺欠的弱点表现得就非常淋漓尽致了。

郑和船队不可不谓强大，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也不可不谓其远，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但到了1477 (最后一次下西洋后的44年) ，即明成化13年， 宪宗皇帝朱见深又计划下西洋时，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全部都找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明朝的下西洋，违背了市场的特性，经济的规律，政治的法则，人性的客观合理性。看似仅仅"越俎代庖"的"官本船"其实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剥毛机，对黎民的"吸髓"管。把这种经营方式拷贝到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上(即"一条鞭法")，就更成了埋葬明朝的一把铁锹。

举例说明: 郑和船队进口的奢侈品中，最多的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产品原价20倍于产地。郑和船队利润空间(仅进口而已)可见一斑。

但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提高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较之洪武年间下降了一倍。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却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这种经济现象简而言之就是"供过于求",不是什么绝症。治疗和应付的方式也多的很。

但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依然又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 “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这就是"爹坑经济"的极致。皇上爱财，也要取之有道啊。不然，迟早要看见吊在歪脖子树上的一句成语: 大写的 "no zuo no die"。 据記载和推算，李自成总共搜出了7千萬兩白銀(含明国库10万两)，這銀子堆积起來估计比煤山还要高。明朝验证了西方政治一个说法: No Government is Better than a Bad Government (直译: 无政好过苛政)。

明朝看似一团乱麻般的政经乱象，特别让人抓狂，纠结。 明明都到了"西天"了，咋就找不到一个"天堂"呢? 这个问题英国人的解答方式特别有意思。读懂了英国，“黄宗羲定律”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有人有醍醐灌顶，那也不是什么值得意外的事。

英国对印度的经略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遵从经济规律，规避风险。首先登陆印度，或者南亚的，是 葡萄牙(1498)和荷兰(1605)。 尽管已经有了航路，英国到印度的航行也不是一帆风顺。初期的三次往印度的远航，每次只有3艘船。其中第二次根本就不知所踪了。三次远航的预算，也了无气势可言。其中第三次的资金总额才30，133英镑。与240艘舰，27，400人的三宝舰队比，气势恢宏与精准投资的巨大差别让人叹为观止。如果PK取胜，英国能够胜出的可能也就是音乐了，强烈推荐歌曲《大王叫我来巡山》。因为英国政府在3次远航中，都是有股份的。换句话说，英国政府仅是共担风险的股东之一。在所有的经济规律中，风险是无所不在的，英国政府对风险的态度也给别的各方给了明确的态度，这要远比各种杠杆或支票有力的多。这是中国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的。

英国胡椒贸易和郑和下西洋一样，也供过于求。但英国成功的化解了胡椒通胀对印度开发的负面影响。更为难得的是，英国根据印度和亚洲的农业和工业格局，乘着工业革命的东风，以"四两拨千金"的手法，以"旱路不通走水路"的思维方式，

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的市场。如，在传统意义上，鸦片和天然染料产于印度，丝绸和茶叶产于中国，调料产于印度和东南亚，棉布产于中国和印度。经英国的贸易梳理， 鸦片迁移至了中国，传统棉布在中国和印度失去了市场，棉花输往英国，茶叶种植在印度被普及，桑蚕养殖在印度和伊朗开始，但英国对丝绸贸易的掌控则坚不可摧。更有甚者，英国通过矩阵式的贸易，一直掌控着两项贸易: 向印度输出黄金和向中国输出白银(止于1949)。这种乾坤大挪移式的手法，前无古人。

市场的特性是什么? 市场的特性是市场是始终存在的。市场是变化的。市场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通过一系列的运转，市场是可以被影响的和被控制的。囿于知识和视野的限制，很少有人会想到: 三宝们究竟最应该反思的在哪里? 朝廷? 还是市场?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这种貌似政治法则的禁忌首先体现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尊重。在克什米尔湖区是避暑胜地，如何解决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英国人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直接:造船屋。一座座至今仍然飘荡着的船屋，还是克什米尔旅游者的居所。

英国别的政治法则还有代理人治理。这种专许权的变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效的。 到1857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人数达到了280,000 men。 在《天津条约》签订后，眼看着中国的门户洞开，400万两白银即将落袋，如日中天的东印度公司也走到了尽头。在英国看来，Chindia 已经足够让日不落帝国在可预见的将来衣食无忧了。事实也大抵如此，英国的确在这一时期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来，日本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解决了温饱，那一场战争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条约叫《马关条约》。

但，英国政治的狭隘也在于此。如果说，1874年前，英国的扩张如巴别塔似的直穿云霄，那么根基的松软则让英国的明天危机四伏，松软的根基大致体现如下:各殖民地社会变革不深入，对印度的社会掌控浮于表面，裙带和腐败进入政府直接管理后，令不行，禁不止成常态。

拿今天的话说，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下坡路是体制创新没有跟上。英国只看见了财富，没有看见危机。这种危机的化解一直等到了100多年后，撒切尔夫人上台。1979的英国，还有几块巴别塔的砖头在?

读到19世纪末摇摇欲坠的日不落帝国，不禁让人感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而此惊天大逆转让中国是警醒，感叹还是庆幸?

压倒英国巴别塔的稻草在南非。铁路乘务员把一个印度人扔下了火车。那个印度人在空空的站台上 纠结了好久。他后来想通了，他没有错，是这个制度错了。在这种制度下，他再沿着以前的道理走下去，那就绝对是无解的(中国人叫:缘木求鱼)。 他决定，他要改变这一制度。这个人叫甘地。他如果是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是最难入政策制定者的眼的。他说的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人性的客观合理性根本就被英国人忽略不计了。 但他不是一个人，更不是唐吉珂德，因为那时的同道们可是乌央乌央的成千上万。

跳出来造反的甘地们，都是英国名牌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精英。"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也不妨碍"扛着红旗反红旗"。为什么? 英国的殖民主义社会堵绝了精英的自我实现之路径。

按照英国指的路径，甘地们啥都干了，就要个名份过分吗? 事实也证明，律师比杜十娘厉害的多。 DIY的自我实现绝非梦想。

踢开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政府，在直接收税的1个甲子多一点的时间里竟然没有想到印度精英会离心离德。如果说英国人笨，肯定同意的人不多。但就印度独立的前瞻性来看，英国到位的思考真是不多。 英国人答应甘地们独立了，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物是人非啊，第一次世纪大战，印度是自己带了1亿英镑的干粮冲向战场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带一路"蓄势待发。只是，中国看见河底的这块叫"英国"的这块石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