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肯尼迪就职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埃德加.胡佛手下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就第一次注意到了金。当时《国家》杂志刊登了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现在就要平等》。金向新政府提出了一长串建议，其中有一段加了括号的内容提到了联邦调查局：“比方说，假如联邦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带头施行了种族融合，那么很多藐视联邦法律的人就可能会受到目前尚未作用在他们身上的约束。”联邦调查局内部专门负责跟踪关注公共批评的部门立刻将金的言论层层报送了上去。辩护人员为金打上了“错误”的标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雇佣一名“黑人探员”就足以让联邦调查局奉行种族隔离的指控归于无效，因此完全不需要全面推进种族融合。一份关于金的备忘录提交给了副局长兼胡佛的政坛保镖卡萨.“德克”.迪洛克（Cartha "Deke” DeLoach），文中建议调查局不要“插手这件事，因为他（金）显然只会欢迎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争议或者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肯尼迪的新政府都要比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远远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金的文章造成了怎样的威胁。这篇文章的面世意味着金不愿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降低期望值，甚至不愿意在通常的新总统就任蜜月期之内保持沉默。金在全文开头就断然主张“原则已经毋庸置疑了。”接下来他撇开了一切关于种族融合道德动机的限定，无视了十几个州依然奉行种族隔离法律的主张，转而提出了一道直击要害的问题：新总统如何才能最迅速且最有效地实现种族融合？“我们必须面对以下悲惨事实，既联邦政府是全国种族隔离的最高授权者。”金的语气像往常一样积极，并且主张自己提出的前进路线是现任政府的“机会”。尽管如此，肯尼迪新政府的官员依然将文章视作射向政府船头的警告——或者更准确地说，炮弹从舰尾掠了过去。

3月6日，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民权领袖大型会议，金并没有受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请愿者提出要任命一位巡视南方的联邦检察官，肯尼迪则强调了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遭受冷落让金产生了危机感，他的反应则是寻求更高级别的会面。过了十天，在亚特兰大的澄清大会过后，他给白宫去了一封信，希望能与肯尼迪总统面谈。负责安排总统约见的秘书肯尼斯.奥唐奈于3月25日拒绝了金的请求，理由是“当前国际形势”让总统忙得分身无术。这套说辞并不是完全的推脱搪塞：老挝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即将颠覆现政权，葡萄牙的军队正在安哥拉镇压叛乱，刚刚成立的刚果在前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遭到罢黜与刺杀之后始终乱作一团，苏联人又在日内瓦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谈期间提出了有可能导致会谈破裂的新要求。

肯尼迪的高级官员中有五六个人特别关心民权，他们之间的谈话经常会提到金的问题。哈里斯.沃福德每周都在民权司召开跨部门会议，但是会场上总是充斥着翻来覆去的犹豫和算计。偏保守的人们普遍担心与金这样的人建立政治联系可能会有危险。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最终提出了打破僵局的建议：他们应该秘密邀请金，让他到华盛顿来参加一次“不做记录”的私下会面。如果金同意这个条件并且履行了向报界保密的承诺，那就说明这个人值得放心。在马丁看来，如果该计划奏效，那么肯尼迪的手下们将有机会在正规的政治环境当中考察一下金的成色，并且不事声张地向金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促进民权计划。他们需要尽快确定这套计划究竟是否管用。假如金并不认同他们的计划，那么秘密会议导致的政治损害肯定比公开会议更容易控制。

直到猪湾入侵事件后，秘密会议的安排才算完成，保密工作渗透进了每一个细节：金只能带一名随员；会议地点是五月花酒店的包房而不是政府办公大楼里；自助餐台上的食物要事先全部摆放到位，以免出入会场的侍应生向记者泄露谈话内容。各方与会人员次第到达：白宫方面派出了沃福德和肯尼斯.奥唐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派出了路易斯.马丁；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亲自带领约翰.席根塔勒、伯克.马歇尔以及其他两三人代表司法部出席会议；最后是金和他的随行人员。与会人士总共不到十二人。开会之前并没有进行正式的相互介绍。当司法部部长赶到会场时，各人都已经在餐台上挑拣好了各自中意的饭菜，然后大家就围坐下来举行了一场肯尼迪风格的午餐会。

通过事先指定，伯克.马歇尔代表罗伯特一方进行了大部分讲话。马歇尔向金解释了他的观点：联邦政府的权限受到宪政联邦制的严重制约，相较于其他领域，适用于民权管理的联邦法律受到了更加死板的限制。司法部几乎没有权力干预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案件，甚至不能干预警察施暴的案件，除非是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就目前而言，司法部运作空间最宽裕的领域就是保护投票权。套用现任政府的口头禅，司法部正在通过各种常规或者非常规的方法向前“移动”。民权司的律师们正在提起好几项诉讼，力图禁止南方各县骚扰或阻止黑人参加选民登记。比方说约翰.多尔就刚刚从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完成卧底任务赶回华盛顿，眼下他正在努力推进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另一个案子。按照马歇尔的说法，促进民权的一切途径最终都指向选民登记，而联邦政府的最明确的法律授权恰恰可以保护对于南方黑人来说最有意义的参政机会。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其他人也不时围绕这一中心主题插话帮腔。

当罗伯特第二次走到自助餐桌边时，哈里斯.沃福德特意来到了他的身后，脸上挂满了略显满意的温暖笑容。“你还记得那个我自己都忘了，你却担心和我有关联的家伙吗？”他低声说。

“你说谁呢？”肯尼迪答道。

“斯坦利.利维森。”沃福德说。看到罗伯特不置可否的样子，他补充道：“好了，你现在更应该记得他了，因为他就坐在你旁边。”

“哦，是吗，”罗伯特干巴巴地说道，“有意思。”他没再多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重新在利维森旁边坐了下来。为了参加这场与肯尼迪团队会晤的极其不寻常的介绍会，金所选择的随行人员正是利维森。就沃福德本人而言，他很乐意看到司法部部长似乎意识到了当前局面的讽刺意味，也接收了沃福德的隐含信息——亲眼得见之后，这个与金坐在一起的温和白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危险份子。

利维森在会议期间没说太多，金也一样。事实上在肯尼迪的手下们看来，金身上最引人注意的私人举止就是安静稳重。他没有夸夸其谈，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摆出高姿态。轮到他发言时，他衷心地赞同政府在投票权领域的所有计划，承诺领导大会将要配合司法部的系列诉讼加快选民登记组织工作，并且表示他完全理解联邦政府为什么必须隐瞒自身在促进选民登记方面起到的作用。尽管金的确表示投票并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唯一康庄大道——静坐示威、大规模集会、立法、抵制以及一系列其他策略全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但是他并没有着重强调自己与联邦政府方面的分歧。他的语调抑扬顿挫，他的措辞意味深长，他的举止和蔼可亲。肯尼迪一方认为他要么品格特别高尚，要么特别容易被人说服，也可能两者兼具。他并不是那种下班之后可以一起去泡酒吧的人，但是依然算得上通情达理。对金了解不深的路易斯.马丁在那天就认为：“金是我见过的最不爱出风头的国家级领袖。”日后他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看法。多年之后，当布克.马歇尔谈到金与上层人物打交道的政治能力时，他也更改了起初的意见，认为金“很容易就会遭到低估”。

金注意到路易斯.马丁为午餐抢着埋单。于是等到散会后他走到马丁那边，冲着马丁手里的账单点点头，毫不客气地问道：“谁付钱？”

马丁犹豫了片刻，他没想到金还有如此直接的一面，而且还会关心这么具体的事务。“我付的。我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户头。”

“谢谢。”金点头赞同，并且向马丁微笑了一下，几乎就像是眨了眨眼一样。按照马丁的理解，金很高兴看到他自己付账，而并不像通常那样扮演为白人老板跑腿的角色。马丁简洁地回应了一句：“不客气。”并且也点了点头，他希望由此表达自己同样很高兴看到金如此重视这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这个短暂一刻标志着屋子里仅有的两位黑人种下了第一颗友谊的种子。

金的总体表现让肯尼迪的手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一致认为要在政治层面上培养金，而不是与金保持距离。金认为选民登记义工经常受到骚扰与迫害，但却苦于无法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协助。对此司法部部长罗伯特定下了回应的基调，他写下约翰.塞根塔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电话号码交给金。“任何时刻，无论白天或晚上，你都可以打电话。”五月花饭店会议结束后，沃福德以进一步详谈为借口带领金参观了白宫，然后肯尼迪总统就“碰巧遇到”了金——按照在五月花会议之前远比其他人更怀疑金的肯.奥唐奈的报告，肯尼迪与金的偶遇几乎肯定出自沃福德的刻意安排——总统向金问好，“很高兴见到你。”他上一次与金握手还是在七个月之前的竞选期间。肯尼迪说他一直在通过司法部部长关注着金的工作。他大略提到了促进南方黑人参加选民登记的秘密计划并承诺提供支持。金礼貌地问他近来感觉如何，肯尼迪说一切都好，只不过自从古巴灾难以来全世界的压力都落到了他的身上。

金以个人名誉担保为五月花会议保密，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始终守口如瓶。甚至直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之后他都没有向外人提起过自己与总统的偶遇。金的这次华盛顿之行仅仅产生了一条新闻：某黑人报纸上的八卦专栏精准地提到他计划在这一年夏天前往玛莎葡萄园并且“住进橡木崖区的度假村”放松一个月，在十九世纪卫理会信徒举行野营集会的地点体验一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金对于声誉地位与奢侈享受的欲望依然十分强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自负也同样极其强大，因此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整天炫耀肯尼迪兄弟对自己的关注。不久之后，当自由乘车运动发展到白热化之际，金的自负将会彻底粉碎肯尼迪政府与他保持温馨私密伙伴关系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