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象征两次大战间期的英国资本主义，那么此人只能是做派夸张满嘴美髯的蒙塔古.诺曼爵士（1）。从1920年到1944年他一直掌管着英格兰银行。诺曼的造型看上去不太像是银行家，更像是个放荡不羁的画家。他很喜欢身披斗篷微服出行，而且对灵修主义很感兴趣。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向一位同事宣称自己会穿墙术。他的人脉很广，与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家家族以及伊顿出身的老派股票掮客们交情甚笃。英国的政客在诺曼面前都抱有三分敬畏之心（而诺曼对于政客的看法则十分低下）。其他银行家同行认为他是个富有魅力的人，作风有些阴柔且爱慕虚荣，性情不太稳定且很容易神经崩溃。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意志如钢且说一不二的人。在主政期间他始终维持着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将财政部的干涉挡在门外。每当议员们壮着胆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做出某项决策的时候，他都会夸口道他做决策靠的是本能而不是事实。他之所以说话管用，是因为他全心相信战前的金本位金融体系。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长期繁荣正是依靠金本位体系支持的。英国是金本位的领头人，美国、大部分欧洲国家、日本以及英国属地都是这一体系的热情成员。通过将上述各国货币的价格与定量的黄金挂钩并且自由交易黄金，贸易变得更加便利，某一国的物价变动也能通过进出口传达到其他国家。但是这样一来，假如某国的经济出现了麻烦，政府也没有多少闪避空间了。

假如某个金本位国家的政府开支太高，就不得不提升利率，否则投资者就会抛售该国货币换取黄金。因此最成功的的国家也是手中黄金最多的国家。一战的冲击已经毁灭了金本位。战争结束后，经济崛起的美国掌握了全世界40%的黄金储备。为了作战而大量借款的英国处境则岌岌可危。但是诺曼却认为英镑应当重新与黄金挂钩——这也是金融城里大多数人的看法——从而让英国与英国银行重新占据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诺曼相信，回归金本位首先事关道德，其次能抑制通货膨胀，最后也是符合常识且“忠实尽责”的做法。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重返金本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争议之一，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这一做法导致了惨重的经济灾难。这件事将会把丘吉尔牵涉其中并且永久性地抹黑他的名声。但是诺曼的征程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英格兰银行还成功推行了一套很不注重英国制造业的经济理念。批评家们指责金融城未能支持国家。有一位商业银行家表示，自己“总是会被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与其所在国家的工业之间缺乏联系的程度吓得目瞪口呆。”很多人都认为正是因为金融与实业的紧密结合才使得德国能够跃进式地发展出这么多新兴工业技术，美国钢铁行业也正是因此才兴旺起来的，而英国的工厂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欠缺而百弊丛生。换句话说金融城对英国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为体弱无力的英国套上了一件极其不舒服的金融束缚衣，其次又未能为老旧的英国工业提供急需的资本。等到经济风暴终于来临的时候，诺曼正好站在风口上。这一回无论是斗篷还是穿墙术都没办法让他安然藏身了。

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英国政坛，贸易保护主义托利党与自由贸易自由党之间的旧日战线已经遭到了全新战线的取代。如今的对阵双方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保守党与社会主义者，而自由党则会被挤出人们的视野。在此之前，英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三党大选。1918年劳合.乔治凭借担任战时领袖的政治资本轻松取胜，然后又在1922年遭到了迎头痛击。鲍德温取代垂死的博纳.劳成为保守党首相之后决定在1923年底再次举行大选。他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重新推行帝国保护政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听说劳合.乔治也打算这么办。用鲍德温自己的话来说，他打算“让老山羊吃瘪”。甚至就连羊毛纺织这样的传统强势英国工业如今都在呼吁政府伸出援手。但是英国公众不喜欢不必要的选举，于是鲍德温本人反而吃了一瘪，工党也首次以少数党的身份短暂地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然后鲍德温又搞掉了工党并且1924年再次发动大选，这一次托利党赢得了结结实实的五年执政期。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坛面临着两大问题：工党究竟能否独立于俄国与本土革命者的影响，成为议会政治当中的常规力量？保守党政府能否在最艰难的时期妥善施政，能否代表无论贫富的全体英国国民的利益？虽说鲍德温是保守党党首，但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还是丘吉尔起到了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的重要作用。

抱病在身的丘吉尔在1922年丢掉了自己的议席，第二年他又在兰开斯特再次竞选落败。他依然牢牢抓着早已崩溃的自由党路线不肯松手，以至于不惜耗费精力攻击鲍德温。不过此时他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值得全力应战的死敌，也就是社会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不仅出于真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算计，因为这样做等于为自己日后重返保守党找了个台阶，而重返保守党也就意味着重新接触到了权力。1924年3月他以“反社会主义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威斯敏斯特的递补选举。他的参选主题就是抨击工党向俄国人借贷的做法。“我们的面包喂养了布尔什维克的毒蛇；我们向各国的外人大撒援助……但是散布在四海之外的英国女儿们……却只能得到冷漠、反感与轻忽的冰冷石块。”在一群多姿多彩的政治密友的支持下，丘吉尔将这次竞选变成了一场嘉年华会。他后来回忆道，“我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帮助。公爵，赛马骑师，职业拳击手，廷臣、演员以及商人之间养成了亲密的同党情谊。达利剧院的合唱团姑娘们彻夜不眠地为我在竞选信封上填写地址并且寄送出去。”托利党人对于丘吉尔依旧疑心重重，党内对他的看法很不一致。威斯敏斯特是托利党手中最保险的席位之一，是否应当将这个席位交给丘吉尔的问题使得托利党分裂成了意见相左的两派。足有二十五名托利党议员公开支持丘吉尔而不是托利党候选人。到最后托利党候选人以四十三票之差赢得了选战胜利，但丘吉尔也取得了输人不输阵的成果。同年晚些时候他正式回归了托利党，又在1924年大选当中成为了托利党 埃平议员。日后丘吉尔曾经洋洋自得地宣称，改换门庭谁都会，来回改换门庭才是高手的做派。

丘吉尔兴许结束了为期二十年的自由党政治生涯，但是他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从此时起到他在1940年高调回归为止，他的政策立场始终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尤其是社保与失业救济——对于死硬派托利党而言口味实在太重，而这批人却又在外交与帝国事务问题上与他保持一致。在主流托利党员看来，丘吉尔有时过于左倾，有时又过于右倾，但无论何时他都是混迹在食草牧群当中的食肉动物，整天张牙舞爪躁动不安。只有等到希特勒掌权之后他身上的矛盾才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丘吉尔喜出望外的大好事：新任首相居然任命他担任了财长。求官心切的丘吉尔一直在挖空心思琢磨首相会用怎样的一官半职来打发自己，以及自己该不该应承下来。当鲍德温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财长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反问一句，‘鸭子他妈的会游泳吗？’但是鉴于当时我正身处于一场正式而又重要的谈话当中，我实际上是这样回答的：‘这一职位完全能够满足我的抱负。我依然保留着家父当年担任财长时穿过的长袍。能在这个非凡的部门为您效力是我的荣幸。’”

成为财长之后丘吉尔很快就遭遇了帝国光华掩盖下的丑陋事实：英国的实际国力正在衰退，只是外人一时半会还看不出来而已。他迫切地试图引进失业保险，还试图通过向中产阶级减税来振兴工业。但是他手里的钱总是不够花——除非他舍得下狠心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尤其是皇家海军的军费开支。近几年来有好些历史学家对丘吉尔的所谓“绥靖时期”大加鞭笞。他在这一时期督促军方放弃或推迟了好几项主力战舰制造计划以及其他好几项军工项目，这些计划与项目如果全部上马，日后新加坡沦陷于日军之手这样的军事羞辱则很可能得到避免。不过身为财长的丘吉尔自然有他的道理。他坚持了一项1919年确立的原则，既财长考虑军费开支的前提假设是未来十年之内都不会遭遇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条被日后各位财长们依样奉行的十年法则确实是英国的武备在1940年如此松懈的原因之一。丘吉尔从来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他相信空军力量与此时尚未发明的高科技新式武器将会令战争形态彻底改头换面。因此他的心思确实没有放在军备上面。他并不忌讳主张绥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抚平阶级之间贫富差异的苦果”。孤儿寡妇应当得到抚恤，养老金发放年龄应当提前，医保体系应当尽快落实——他希望将节省下来的军费花在这些方面。鉴于他坚定相信社会主义才是英国的头号死敌，这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财政路线很难说是思虑不周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今人心目中的丘吉尔总是摆着一副整天破口痛骂工党鼠辈的死硬嘴脸呢？诚然，他对于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发动过怒火中烧且恶意十足的攻讦，但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在他担任财长期间做出的最能败坏个人声誉的决定还是在1925年让英国回归了金本位，按照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来决定英镑的价值。不仅只有诺曼与金融城大佬们支持这一决定，事实上1925年英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意见领袖们都支持丘吉尔回归传统，拾起久经考验的原则，重新拥抱明晰且可预测的世界贸易体系。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与其说英国将自己与黄金锁定在了一起，倒不如说她将自己与现实锁定在了一起。问题在于英国经济的麻烦有多大以及枷锁本身会造成怎样的痛苦。在一战期间，纽约一跃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兴中心。回归战前汇率的决策叛逆而又骄傲地主张了英国的意志力与重要性，但是英国的出口商品将会因此变得更加昂贵，维系着众多就业岗位的老旧英国工业体系也会遭到进一步损害。1880年的良政到了1930年就算不得良政了。

丘吉尔本能地清楚这一点。他在论述详尽的长篇信件当中挑战了各位财政顾问的观点。他指出一方面英国消费者面临着商品短缺的局面，另一方面英国的就业形势又很不好看。“社区缺乏商品，一百二十五万人又找不着活干。”良好的经济必然意味着解决这两个问题。回归金本位是否会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呢？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希望看到不那么骄傲的金融业与更加安心的工业。”人们常说道理越辩越明，于是丘吉尔安排了一场晚宴，请来了两位最优秀的反金本位思想家，一位是新锐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另一位是前任自由党财长雷金纳德.麦肯纳，让他们与支持金本位的托利党人一较高下。最后麦肯纳意识到了丘吉尔承担着怎样的政治压力，于是告诉丘吉尔回归金本位的确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不过“这样做就好比下地狱。”

接下来的英国经济就算没有直接下地狱，至少也在炼狱里走了一遭。这一年晚些时候凯恩斯撰写了著名的《论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极力攻击丘吉尔的决策，但是凯恩斯当时尚未打入主流，他的声音也得不到应和。1931年的经济危机迫使英国再次放弃了金本位，人们都指责丘吉尔的这次实验是英国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丘吉尔也日益背负上了冷血无情迫害工人的托利党凶徒的恶名。但是身为财长的丘吉尔确实针对正统经济理论发动过不亚于任何前任与继任者的挑战，而且金本位起到的作用也很难说就当真那么一锤定音。英国重工业的投资与管理水平都很低下，正在日益受到新近完成工业化的更大国家的挑战。此外英国还正在花费不成比例的巨额金钱来捍卫一个带不来多少经济收益的庞大帝国。这些状况与恢复金本位一样都是涉及国本的问题。这套世界经济体系的确为战前世界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此时早已没了用场，理应被英国留在弗兰德斯战场上等死。事实上金本位却暂时遭到了召唤回魂的待遇，而这一企图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agu_Norman,_1st_Baron_No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