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和改开：从民主到独裁的宪法改革 -- hwd99

(因为8x8成了夹生饭)，可见在中央眼里，责任制这副药，疗效不咋地。

分地后媚上压下更厉害，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为农民上书朱镕基，并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在棋盘乡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干了不到半年辞职滚蛋。县委书记第二年升任黄冈市副市长。不媚上压下的李昌平，即便有中央领导支持、媒体关注，一样混不下去。

“人浮于事，死水一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生的晚，不清楚(最起码很多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就是这些“人浮于事”的农民修出来的)，但是分地的恶果我略知一二：以果农为例，10户果农，9户灭虫，只要有1户不灭，其他9户的努力就白费。而且这玩意还没法强求：因为这一户往往是在别处能挣到钱的能人，而且这些能人，往往啥都不舍得放、啥都要占着。再就是分地后的农民一盘散沙，在博弈中就是板上的肉。举个例子，我们县曾经推广在小麦播种时加磷肥，结果有些奸商在磷肥里掺了大量外形和磷肥颗粒相似的草籽。麦种和草籽混在一起播种，后果可想而知，然而面对这种和职能部门勾结的奸商，农民们却无计可施。再一个例子，李昌平上书提到：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是0.55元，农民却只能卖到0.38元。为什么？因为国家粮站和奸商勾结，农民去粮站卖粮，粮站以库存满了拒收，奸商以0.38元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粮，然后晚上拉到粮站以0.55元卖掉。(数字不一定准确)

凡此种种，是不是比所谓的“人浮于事，死水一潭”，对农村、农民伤害更大呢？

80年代农村改革，大致可以分成2阶段：

开始是分地，分地后亩产增加，这个增长到底有多少源于化肥、多少源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我不敢妄言。根据李昌平的数据，84年，农民人均负担50斤小米，到了99年，负担折合小米400斤。按照这个数据看，80年代初，农民负担远低于分地前，国家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期。从国家政策层面看，似乎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拐点。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分地、少增产，农民的日子也会比分地前好过。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化肥算一个因素、负担减轻算一个因素。分地的作用最起码没有官方宣传的大。

二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乡镇企业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农忙的时候一般有农忙假(乡村中小学也有)，不耽误农业生产。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带动三产发展。

由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基层政府财政状况良好，而与此同时，中央成了叫花子。88年中央开始反思，认为乡镇企业发展过度，于是财权上收，土地权上收。乡镇企业能够蓬勃发展，是因为可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88年土地政策变了，农民不能再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银行也不给乡镇企业贷款了，因为乡镇企业没有土地权。与此同时，中央又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对外开放。两面夹击，把乡镇企业折腾黄了。更要命的是，碰上8x8，这个调整做成了夹生饭，钱和地让上边拿走了，其他的没变，矛盾反而增加了；乡镇企业黄了，乡镇机构却不断膨胀，最后只能不停加重农民负担。

南巡讲话后，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很多特殊政策，如廉价的使用土地权，优惠的财税、金融政策等。而多数地区为确保耕地红线，对土地控制非常严，也不能享受到优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于是一亿民工东南飞，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内地由于缺乏其他财政收入来源，只能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最后搞得种地赔钱，农民抛荒，农民进一步离开土地，恶性循环。

总有一种感觉：人民公社被妖化了。我家邻居的大爷是帝都城六区退休的副厅，他说刚改开的时候，全区干部总共300多人，现在一个街道办事处，人都比这多。李昌平说，85年他工作的乡，整个乡政府9个干部(84年撤销人民公社)；2000年，不算财政所、派出所、国税等上级派出机构，一个乡政府100多人。我不信，这么小的政府，能束缚农民的积极性。我也不信，分了地的农民会心甘情愿养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