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0：鲁同——可以一战 -- 桥上

《庄二十三年经》：

祭叔来聘。（（p 0225）（03230002））（026）

荆人来聘。（（p 0225）（03230005））（026）

公及齐侯遇于穀。（（p 0225）（03230006））（026）

萧叔朝公。（（p 0225）（03230007））（026）

秋，丹桓宫楹。（（p 0225）（03230008））（026）

《庄二十三年传》：

秋，丹桓宫之楹。（（p 0225）（03230301））（026）

《庄二十四年经》：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p 0227）（03240001））（026）

《庄二十四年传》：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p 0229）（03240101））（026）

《庄二十三年经》：

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p 0225）（03230010））（026）

我的粗译：

我们庄公的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七一年，周惠王六年，齐桓公十五年，楚成王元年），秋天，我们“公”（鲁庄公）下令把桓公庙那两根大柱漆成红色。接着，下一年，我们庄公的二十四年（公元前六七一年，周惠王七年，齐桓公十六年），春天，“公”又下令把桓公庙的椽子加以雕饰。这两件事，都不合规矩。

于是，我们的大夫御孙进谏说：“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臣下听说：“节俭，意味着广博的恩惠；奢侈，则会让人唾弃。”先君尽力广施恩惠，却因为主上的行为而被人唾弃，无乃不可乎！）”。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荆人来聘”曰：

无《传》。荆人，楚人，楚之通鲁自此始。《楚世家》云：“成公-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

杨伯峻先生注“秋，丹桓宫之楹”曰：

桓宫，桓公之庙也。楹音盈，柱也。丹，朱色漆之。据《谷梁传》，天子诸侯之屋柱用微青黑色，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用赤色者为非礼。此语与下年《传》文“刻其桷”本为一《传》，为后人所割裂。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曰：

去年闰十二月十六日乙未冬至，此年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曰：

此句本接上年“秋，丹桓宫楹”而来，为后人所割裂，分为两截。刻其桷者，刻桓宫之桷也。刻，雕刻；桷，音角，椽之方形者，据《谷梁传》，古礼，天子宫庙之桷，斵之砻之，又加以细磨；诸侯宫庙之桷，斵之砻之，不加细磨；大夫之桷，只斵不砻；士人之桷，砍断树根而已。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不雕刻桷，亦不红漆柱，则此丹楹、刻桷均非制，故《传》云“皆非礼也”。庄公之所以如此者，历来注家皆以为夫人哀姜将从齐国迎娶而来，即将庙见，故修饰宫庙以相夸。

桥案：之前鲁庄曾“如齐观社”，乃是去相亲，因相看满意才有了“丹楹刻桷”的冲动行为。而成为齐桓女婿之后，鲁庄再前往齐国，出面与其盟誓的又恢复成国君了。

杨伯峻先生注“御孙”曰：

御孙，鲁大夫。《鲁语上》作“匠师庆”，韦昭《注》云：“匠师庆，掌匠大夫，御孙之名也。”

杨伯峻先生注“俭，德之共也”曰：

共读为洪，大也。旧读共为恭，不妥。说详俞樾《平议》。

杨伯峻先生于“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之后注云：

《鲁语上》亦载此事，谏语较长。

《魯語上》3：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于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于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于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聽。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曰：

甲寅，五日。无《传》。扈，杜《注》以郑地之扈（今河南省-原武废县西北有扈亭，当即其地）当之，恐相距太远。此扈当是齐地，疑在今山东省-观城废县境。说本王夫之《稗疏》。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荆”——“楚”——“鄀”推测位置为：东经112.38，北纬31.46（下鄀，钟祥-胡集镇东罗山遗址，鄀郢：庄二十至庄三十，定六年后）。

“穀”——“小穀”——“谷”——“小谷”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

“萧”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4.22（萧县北郭庄乡（今圣泉乡）欧村北）。

“扈”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4，北纬35.95（观城镇一带）。

《庄二十四年经》：

夏，公如齐逆女。（（p 0228）（03240003））（026）

秋，公至自齐。（（p 0228）（03240004））（026）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p 0228）（03240005））（026）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p 0228）（03240006））（026）

《庄二十四年传》：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p 0229）（03240201））（026）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八月丁丑那天（杨注：丁丑，二日。），哀姜嫁到我们这里，戊寅那天（杨注：戊寅，三日。），我们“公”下令让那些宗妇都来进见她，还要以玉帛之类作进见礼，这不合规矩。

于是，我们的大夫御孙说：“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男子的进见礼，大者玉帛，小者禽鸟，用来显示自家的身份。女子的进见礼，不过榛、栗、枣、脩，用以表示善意。现在男子和女子的进见礼都一样，就没了区别。男子和女子的区别，是“国”的重要法度；因为夫人就破坏掉，怕是不行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如齐逆女”曰：

无《传》。《公羊传》云：“亲迎，礼也。”《谷梁传》云：“亲迎，事也。”然考之《春秋》与《左传》，诸侯出境亲迎，未必为当时之礼。文四年《传》云：“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然则诸侯娶妇，必使卿出境迎迓，然后为礼。故桓公三年娶妇，公子翚如齐逆女；宣公元年娶妇，公子遂如齐逆女；成十四年娶妇，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隐二年，鲁-伯姬嫁于纪，纪使其卿裂繻来迎，故《传》云“卿为君逆”，尤可为证。

杨伯峻先生注“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曰：

宗妇，同姓大夫之妇。觌音狄，见也。公使宗妇与哀姜相见。

杨伯峻先生注“御孙”曰：

御孙，《鲁语上》作“宗人夏父展”。《列女传?孽嬖传》作“大夫夏甫不忌”。

桥案：前面那个“御孙”杨先生注谓“匠师庆”，则传闻有异。依《左传》中鲁国几大家族的例子，这位“御孙”当是以“御”为“氏”的家族的族长。现在还有一些人是以“御”为“姓氏”的，不知与这个家族是否有关系。

杨伯峻先生注“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曰：

贽本作挚，音至，古人相见，必手执物以表诚敬，所执之物谓之挚。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执玉，诸侯之太子及附庸国君与诸侯之孤卿执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杨伯峻先生注“以章物也”曰：

章物与隐五年?传?“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之“章物采”不同。此由各人所执之物类不同而显示其贵贱等差。杨宽《古史新探》谓“在西周、春秋间贵族举行的贽见礼中，贽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证，而且具有徽章的作用。它不仅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用来识别贵贱，并用作贵族中等级的标志”，即此“章物”之义。

杨伯峻先生注“女贽，不过榛、栗、枣、脩”曰：

榛，《说文》作“ [立/未]”，即《诗?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之榛，其果似栗而小。脩，经捶治而加姜桂之干肉。

杨伯峻先生注“以告虔也”曰：

表示诚敬耳。

杨伯峻先生注“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曰：

币为男子所用，今女亦用币，即是男女同贽，而无所区别。贽何以男女有别，杨宽《古史新探?贽见礼新探》有所解释，可参看。

下面摘抄三段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礼”，很多是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的，“贽见礼”也是如此，应该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交际礼节。其所以会很特殊的手执玉、帛、野兽、野禽为“贽”，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得禽兽的风俗。古代贵族们在礼仪上应用的玉器，是由石制生产工具演变来的。原始人随身佩带石利器，原是为了便利应用，但是到后来，手执石利器逐渐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甲骨文和金文的“父”字，原是“斧”字的初文，象手中执斧之状。在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劳动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成了成年男子和父系家长的称谓。又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尹”字，象手中执长柄武器之状，原是族长权力的象征，成了族长的称谓，后来又成为官长的称谓。等到冶金术发明和发展，利器多改用青铜铸造，但是他们在举行各种礼仪时，还多沿用旧习惯，用着石利器。因为这种石利器只在仪式上应用，并不实用，往往就挑选精美石料，施以艺术加工，这样就产生了玉礼器。原来手执石利器作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和某种权威的代表，这时就改执玉礼器作为象征和代表了。西周、春秋时用来作为“贽”的玉礼器如圭、璧、璋、琮等，当即由此而来。近来许多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璧起源于环状石斧，圭起源于有孔石斧，璋起源于有孔石刀，是正确的。璧由环状石斧演变而来，起名为“璧”（“璧”的初文作“辟”），因为环状石斧是劈削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劈”。圭由长方形的有孔石斧演变而来，因为这种有孔石斧是割杀器，即取义于它的功效——“刲”，即是《易?归妹》“士刲羊”的“刲”。（《“贽见礼”新探?二、“贽见礼”的源流》p 351）。

前面谈到，春秋中叶以前低级贵族用来作为“贽”的禽，原是野兽野禽。《管子?揆度》篇有一段话，谈到了尧舜时代用“贽”的情况，据说当时“令诸侯之子将委贽者，皆以双虎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chān）”，于是“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这个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最初的“贽”是猎得的野兽，还是事实。我们认为，这也是起源于氏氏族制末期的传统习惯，所有鹿、雉等，都是他们打猎中经常得到的野兽和野禽，常被用作见面礼物的。原始人不但习惯于把猎得的好东西分给同族中的成员，同时爱好交际，在部落之间也常长途跋涉，互相聘问。他们总是把友人来访的日期安排在食品丰富的季节，殷勤招待。宾客也不空手而来，总是带着自制的物品和亲自生产的物品，作为见面礼物，这就是“挚”或“贽”的起源。而且礼尚往来，主人在招待宾客之后，也不让宾客空手回去，必须回赠来宾一些财物，这就是“宾”或“傧”的起源。到西周、春秋间，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农产品的品种已很多，各种手工艺品也很精美，照例，贵族很方便的可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作为“贽”，他们还用禽兽执在手中作为“贽”，很明显，是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礼记?礼器》所谓：“礼也者，反本循（旧读作“修”，从王引之校正）古，不忘其初者也。”（《“贽见礼”新探?二、“贽见礼”的源流》p 352）

至于妇女用干果与干肉为贽，看来也和氏族制末期男女分工有关。氏族制末期男子担任狩猎，妇女则担任采集野生果实，并料理家务。后来贵族男子以禽兽为“贽”，而妇女以干果与干肉为“贽”，也该沿袭原始的风俗习惯而来。（《“贽见礼”新探?二、“贽见礼”的源流》p 352）。

杨伯峻先生于“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之后注云：

《鲁语上》及《谷梁传》皆载此事，并谓用币非礼。

《魯語上》4：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庄二十四年经》：

大水。（（p 0228）（03240007））（026）

《庄二十五年经》：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p 0231）（03250003））（026）

《庄二十五年传》：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p 0231）（03250201））（026）

《庄二十五年经》：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p 0231）（03250005））（026）

《庄二十五年传》：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p 0232）（03250301））（026）

《庄二十六年经》：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p 0233）（03260004））（026）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p 0233）（03260005））（026）

《庄二十七年经》：

莒庆来逆叔姬。（（p 0235）（03270005））（026）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庄公的二十五年（公元前六六九年，周惠王八年，宋桓公十三年，齐桓公十七年），夏六月辛未朔那天（“朔”，阴历每月初一），日有食之，我们的“公”下令擂鼓，并且在“社”那里献祭牺牲，这并非正常的做法。

只有在正月之朔那天，阴气未起，日有食之，那时才会在“社”献祭玉帛之类，在朝廷上擂鼓。

这年秋天，发了大水，我们的“公”下令擂鼓，并且在“社”那里和“门”那里献祭牺牲，这也不是正常的做法。

凡是天災，如果呈献了玉帛之类，就不会再献祭牺牲。而且如果不是太阳和月亮有蚀就不应擂鼓。

一些补充：

据《春秋经》，在上一年，鲁国也发了大水。而在下一年，鲁庄公还曾与宋人和齐人进攻了徐国，这一年还发生了一次日蚀。再下一年，又有一位庄公女儿叔姬出嫁。以上都是此章《左传》作者认为的庄公时期的要闻，与上面那两条《左传》一起，反映庄公这一段过得并不顺利，应对也失了常度。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

伐鼓于社并用牲于社也。朱文鑫、何幼琦俱谓七月辛未朔。

杨伯峻先生注“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曰：

以今法推算，相当纪元前六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之日环食。

杨伯峻先生注“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曰：

非常即非礼之意，由文十五年《传》“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知之。

杨伯峻先生注“唯正月之朔”曰：

正音政。正月，正阳之月也，即夏正之四月，周正之六月，《诗?小雅?正月》“正月繁霜”者是也。俞樾《曲园杂纂?达斋诗说》谓正月非夏之四月，今不从。

杨伯峻先生注“慝未作”曰：

慝，阴气。古人以为夏正之四月为纯阳用事，其时阴气未作。

杨伯峻先生注“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曰：

此昭十七年《传》季平子之言，左氏截取于此以为释者，明此次日食，鲁于社只能用币，伐鼓只能于朝，以明伐鼓，用牲于社，乃僭用天子之礼。俞樾《茶香室经说》本顾炎武《杜解补正》之说而推衍之，以“唯正月之朔”以下二十三字为衍文，恐误。

杨伯峻先生注“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币，无牲非”曰：

大水为天災，古礼只能用币，不能用牲，用牲则为非礼。此盖诸侯之礼，天子或不然。《论语?尧曰篇》、《墨子?兼爱下篇》、《吕氏春秋?顺民篇》俱载汤祷雨之辞，曰“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云云，《诗?大雅?云汉》“靡神不举，靡爱斯牲”云云，旱亦天災，而汤与周宣王皆用牲，故知天子能用牲。

杨伯峻先生注“日、月之眚不鼓”曰：

眚音生上声，微伤也。日月食始鼓，则大水鼓亦不合当时之礼。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据今法推算，相当公历十一月十日之日环食。《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至此相距一百有八年余，三九五一二日，适合六交食周。

杨伯峻先生注“莒庆来逆叔姬”曰：

无《传》。庆，莒大夫。叔姬，庄公女。宣五年《经》云：“齐-高固来逆叔姬。”《传》云：“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以彼例此，则亦是莒庆自来迎娶其妻。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徐”推测位置为：东经117.80，北纬34.52（邳州市-良城村-梁王城遗址，庄二十六年前）。

“莒”——“莒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