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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3:崔杼——过君无归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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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左传》人物事略13附:崔杼无归07/14

《襄二十一年传》:

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p 1063)(09210702))(085、104、090)

我的粗译:

各家诸侯在商任那里会见,齐侯(齐庄公)和卫侯(卫殇公)不敬,于是晋国的大夫叔向批评说:“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这两位主上的下场好不了。会朝,那是“礼”的主干;“礼”,是“政”的载体,“政”,又是自家“身”的保障。轻忽了“礼”,就掌握不住“政”,掌握不住“政”,自家的“身”就立不住,这必然招致动乱。)”

一些补充: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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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一年传》:

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皆栾氏之党也。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p 1063)(09210801))(104、090)

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绰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与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于此乎?”公曰:“子为晋君也。”对曰:“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於(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p 1063)(09210802))(104、090)

我的粗译:

晋国的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逃去了齐国,他们都是栾某人(栾盈)的党羽。于是乐王鲋向范宣子(士匄)建议说:“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何不把州绰和邢蒯召回来?他们都是勇士。)”宣子告诉他:“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他们都是栾家的“勇”,能为我效力吗?)”王鲋(乐王鲋)回答:“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大人要是能按栾家的办法办,他们也能成为大人的“勇”。)”

另一边,在齐国,齐庄公上朝后,就指着殖绰和郭最说:“是寡人之雄也。(这两个就是寡人手下的“雄”。)”旁边从晋国流亡在此的州绰应声说道:“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主上说他们是“雄”,谁敢说他们不是“雄”?不过臣下虽然没什么本事,当初在平阴之役上,打起鸣来可比这两位大人在先。)”

庄公制作了“勇爵”,准备让勇士在祭祀时使用。殖绰和郭最都想能使用这个“勇爵”,可州绰又出来请求说:“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于此乎?(东闾那一仗,臣下战车的左骖被挡住了,臣下在城门中将战车掉了头,还数清了门上有几个门钉,凭这,是不是也能使用这个“勇爵”呢?)”那位“公”只好对付说:“子为晋君也。(那时大人还站在晋君那头。)”州绰还不依不饶:“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於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臣下在主上手下还是新人。不过那两位大人,要拿禽兽打比方的话,臣下已经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了。)”

一些补充:

四年后州绰在崔杼发动的政变中被杀。

杨伯峻先生注“是寡人之雄也”曰:

杜《注》:“雄,鸟父也。”此盖以雄鸡喻其勇,春秋时喜以斗鸡博胜负。

杨伯峻先生注“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曰:

杜《注》:“十八年晋伐齐,及平阴,州绰获殖绰、郭最,故自比于鸡斗胜而先鸣。”《太平御览》九一八引《尸子》云:“战如斗鸡,胜者先鸣。”

杨伯峻先生注“庄公为勇爵”曰:

爵,古代饮酒器,则勇爵所以觞勇士者也。杜《注》则谓“设爵位以命勇士”,沈钦韩、姚鼐均以为犹如汉之武功爵。两说未知孰是。

桥:据邹衡先生,“爵”有雄鸡之象,我原先贴过邹先生的相关文字,可图都挂了,就重贴在下面。

杨伯峻先生注“然二子者,譬於(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曰:

《礼记坊记》郑《注》:“古者杀牲,食其肉,坐其皮。”州绰于十八年射中殖绰,故为此言也。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平阴”(杨注:平阴今山东-平阴县东北三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6.60,北纬36.37(东障村)。

下面是齐长城遗址全图,出自《齐长城研究》,图中齐长城的西端标有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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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邹衡先生谈爵的出处(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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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36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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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49)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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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1)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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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36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图版23》)

通过以上关于鸡彝的考古材料的排比,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

其一:鸡彝的形状,无论是敞流的所谓“鬶”,还是筒流的所谓“盉”,其外形都像鸡,因此得“鸡”名。

其二:鸡彝大约产生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来在东、西方的龙山文化中开始普遍盛行。夏文化中的封口盉是从龙山文化中的卷流鬶(图版23:2)直接发展来的,到商文化中已不多见,西周已绝灭。可见它是商以前流行的器物。正因为它产生在东方,而在古代的东夷地区又曾经特别流行,因此它同时又有了“夷”名。

其三:鸡彝最早的形制为三实足,似鼎;随后又变成袋足,似鬲,都可在其下生火,用以煮液态食物或饮料。出土时有的足外有烟熏痕,内壁有水锈可以直接证明。同时它们都有流,有鋬,封口盉的顶部又开有桃形或圆角方形孔,有的陶盉上还附有小盖,这又符合了郭宝钧先生所谓“凿背纳酒,从口吐出,以灌于地”的设想,可见它又是一种灌器。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2)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其四:无论是鬶还是封口盉,都与觚或者觚、爵配套同出于墓葬,可见它们又是礼器。又因为古人迷信,常常举行祭祀时用它,所以又有了“彝”名。(《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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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宰鸡敬神的风习通行于近现代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之中。在古代,有用杀鸡盟誓的,例如:

《礼记曲礼下》孔疏:

盟牲所用,许慎据《韩诗》云:“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民以鸡。”

《史记晋世家》:

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月庚午,智罃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

值得注意的是,用鸡祭祀更是东方的风俗。例如:

《墨子迎敌祠》: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其牲以鸡。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

杜注:“畏其为牺牲,奉宗庙,故自残毁。”

更有趣的是:

《说文》四上鸟部:

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鸟倝声。鲁郊以丹鸡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鲁侯之咎。”

《风俗通义》卷八《祀典》雄鸡条: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山海经》曰:“祀鬼神皆以雄鸡。”鲁郊祀常以丹鸡。

看来,用红色雄鸡祭祀乃是东方特别是鲁国地区的传统习俗。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不难从红色雄鸡联想到山东地区特别是曲阜西夏侯(《考古学报》1964:2,页75)等地所发现的大批红陶鬶了。正因为红色雄鸡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品,而红色陶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两者的关系不是再清楚没有吗?双手捧鸡曰“彝”,双手捧鬶曰“灌”,其目的都是为了祭祀。这种风习传到了西方,所以龙山文化的卷流陶鬶仍然使用红色,或近于红色的黄色。只是因为夏人“尚黑”,所以夏文化中的封口盉就改用了黑色,或者近于黑色的深灰色了(也有极少数用白色的)。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4)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标准的陶爵最早见于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只出过类似爵形器(《考古》1978:4页251,图一一:3)。然而,爵最早的形态,也是从鸡彝(即所谓“鬶”)中分化出来的。

河南登封玉村发现的一件夏文化白陶爵(韩维州,丁伯泉:《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6,页22。),就是最早的一种形制。其特点是:流狭短而上翘。无尾。无柱。流后贴两小泥饼,以加固流与口的交接处;稍晚的爵柱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体瘦长,横断面呈椭圆形,束腰,平底,有宽鋬,鋬和口唇上都有斜行划纹,象征羽毛。按其形状,与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的II式鬶非常相似,显然,玉村爵是从姚官庄一类的鬶演化来的。因为姚官庄鬶是鸡彝的一种,本像鸡,所以玉村爵也像禽类。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64)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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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是截自网上的夏文化白陶鬶的图片,其中明显可以看到流与口交接处的“小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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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邹衡先生的论述对于“爵”的意义说得非常清楚,“爵”是作为“牺牲”的象征物演变而来的礼器在特定祭祀场合使用的,显然在那样的场合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使用特定的“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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