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源自强奸的怀孕在种族灭绝强奸的情况下遭到了特别严密的审视。假如某人的目的是灭绝一个种族，那么人们或许会认为最恰当的战术就是强制绝育。但是在很多武装冲突地区，征服者都会迫使被征服种族的女性怀孕，而受孕的女性则会被迫生下征服者的孩子。这种遍及古今的现象被称为强制受孕。战争与儿童身份项目提供的报告估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五十万人都是这样生出来的。英国精神病学家苏珊.布朗米勒写道，“针对妇女的强奸其实是一群男性向另一群男性传递的信息，即后者无力保护‘他们的’女人。”根据布朗米勒的说法，像这样全面侵入女性身体的行为是“战场之外的战场”。此类案例与发达国家和平时期的强奸受孕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发达国家，强奸受孕并不会使你丧命或者遭到所在社区的驱逐，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再也不能嫁人。在西方社会，受害女性可以隐藏子女的出生，可以将子女送去收养机构，认可子女的存在并将其留在身边的女性也经常能找到不关心孩子出身的男性成为她们的伴侣。但是在许多冲突地区，种族问题会致使受害女性无法隐藏自己的故事，受害女性的家人知道这一切，她们的社区知道这一切，她们此前的生活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被人击坠，卢旺达随即陷入了种族屠杀。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约有八十万少数族裔图西族人被杀。卢旺达大屠杀与纳粹大屠杀有所不同，后者的杀戮更加有条不紊，距离一般人的生活也很遥远。而卢旺达的大规模杀戮则是多数族裔成员亲力亲为的结果。杀戮的执行者是多数族裔胡图族年轻人组成的联攻派民兵以及将农具当成凶器的农夫，直到图西族武装重新控制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杀戮才告一段落。如今的胡图族生活在主要由图西族把持的政权之下，并且感到自己受到了心怀恨意的少数族裔的奴役。而图西族人则憎恨胡图族人杀死了自己的家人。在官方采访当中，每一位卢旺达人，都表示“Plus jamais”（永不重蹈覆辙），但是在私下里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下一场种族冲突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卢旺达有一句谚语：“没挨过打的女人不算真正的女人。”当地文化中潜藏的厌恶女性倾向很容易就会遭到种族宣传的煽动。根据有些人的估计，大约有五十万女性在大屠杀期间遭到强奸，随后约有五千名婴儿降生人世。有一位受害女性回忆道，有一位满面杀气的武装分子将她逼迫到墙角，将匕首插进了她的阴道并且剜了一圈，然后用棍子挑着剜下来的血肉插在了她家门外。许多胡图族人都认为图西族女性——这些女性往往身材高挑气质凛然——天生傲慢，并且决心给她们一点颜色看看。强奸的目的不仅在于羞辱被害人，还是一种杀戮方式。很多强奸者都是艾滋病阳性患者，他们的领袖鼓励她们尽可能多的感染图西族女性。在所有熬过大屠杀的图西族女性当中，约有一半人遭到强奸，其中大多数人都感染了艾滋病。

卢旺达灭族强奸产生的孩子被称作les enfants de mauvais souvenir，或者“坏记忆的孩子”。有一位作家将他们称作“死亡时代的鲜活遗产”。卢旺达社会惯于责备女性，因此按照研究卢旺达强奸问题的凯瑟琳.伯奈特博士的说法，此类怀孕“遭到了排斥与掩饰，经常遭到否认，直到很晚才被人发现。”根据她的观察，这些女性往往会自行堕胎，试图自杀或者杀死刚出世的孩子，也有些女性会将孩子放在教堂的台阶上。卢旺达境内布满了孤儿院。

为了理解战争时期强奸受孕子女与和平时期非系统性强奸受孕子女之间的区别，我在2004年来到了卢旺达，这一年也是大屠杀十周年。我无法辨识放弃或者杀死了子女的女性，我所采访的女性全都留下了自己的孩子。她们当中的有些人遭到了家族的抛弃，因为他们的家人不想与“联攻派民兵的孽种”有任何瓜葛。绝大多数女性都不得不为了养活孩子与自己而苦苦挣扎。无论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人都不接受恶劣记忆的孩子们，甚至还有些医院也拒绝诊治他们。卢旺达国家大学心理系主任让.达玛赛因.奈达雅姆巴耶解释道，人们认为一名女性情愿遭受强奸也不肯被人杀死是可耻的行径。

卢旺达种族灭绝寡妇联合会（AVEGA）的艾斯珀伦斯.穆卡马那认为，绝大多数遭到抛弃的母亲“从来都没能真正爱上自己的子女，她们对子女的爱足以保障子女的生存，但除此之外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奈达雅姆巴描述了一位女性接受剖腹产的的经历。医生们不得不束缚住她的四肢，因为她一直在收紧阴道的肌肉，在最后关头依然想要阻止分娩。当医生把孩子抱给她的时候，她开始破口大骂，以至于不得不被送精神病院。有些母亲给孩子起名叫战争、仇恨之子或者小杀手。按照穆卡马那的说法，“孩子们知道母亲不爱他们，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话母亲却不听，他们哭泣母亲也不来安慰。因此他们养成了奇怪的行为，他们的个性既冷漠又焦躁。”

与绝大多数强奸幸存者不同，卢旺达的幸存者们确实具有鲜明的水平身份，是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群体的一份子。曾经在AVEGA照料过战时强奸受害人及其子女的阿方索.尼拉哈毕马纳认为，“谁也忘不了她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因此索性一起回忆也没什么不好。”有些强奸受孕的女性从集体身份当中获得了足够的力量，甚至足以弥补她们失去的传统社会地位。卢旺达国家大学历史系主任塞勒斯汀.卡里姆巴认为，大屠杀在卢旺达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也就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太多的男性要么死了要么进了监狱，女性不得不承担起主要的社会职能。”这些经受了强制受孕的女性以受害人的身份步入了战后的社会，如今她们不得不在一个新社会里努力向前，就算不为她们自己，也是为了天生背负骂名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