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 klxn

五 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 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 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 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 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 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六 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 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 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 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 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

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看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 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 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着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于，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怛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根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看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馀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 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