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 klxn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 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覆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生被投人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 谢觉哉日记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释放。 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 另据陶晶孙 之于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陈湖生告发而事败。 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 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

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决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1939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头衔，让其带领一支小队伍前往冀南和山东，仅仅一年后，毛又以参加七大为由，将徐向前召回延安。陈昌浩则于1939年前往苏联，张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国女于大学作教务处长。李先念运气稍好一些。毛让李赤手空拳返回鄂豫地区，使李获得了重建功业的机会。在此种形势下，徐向前等绝无能力保护自己的部下。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人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 然而，由于周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份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一律剃光」。 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零七个月）。

在1939年秘密「肃托」的同时，康生还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钱惟人案」。钱惟人系当时的边区公路局局长，曾负责与边区交界处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谈修路事宜，却被康生无端诬蔑为「内奸」，并利用钱的妻子对钱进行侦察。钱惟人在延安被关押长达七年。

二、「王尊极案」。十九岁的王尊极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凭空定为「日特」和「国特」。王尊极于1939年被捕人狱，受到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搞得她两腿粗肿」，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

以上三个案件当时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为自己的反特「政绩」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这和「肃托」的隐蔽化大不一样。

延安的「肃托」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基本由康生领导的中社部负责执行，主管干部审查和管理的中组部并不能广泛与闻有关「肃托」的详细过程。有资料显示，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曾经保护过被指称有「托派嫌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参加过平津同学会南下宣传团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夫妇因「托派嫌疑」被调回延安。在陈云的关照下，仅仅两周就查清了问题，陈云当面向丁秀夫妇宣布，不存在托派问题。如果不是陈云亲自过问此事，快速澄清问题，而是将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妇以后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尽管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态度比较谨慎，但是在中共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刹住「肃托」快车的狂奔，其它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纠偏一类的工作。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 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 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传到延安后，陈云于1940年初在中组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康生、李富春、王鹤寿及原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就湖西事件作了基调发言，认为湖西肃托的错误在于当地党、军队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同时简单地将一切工作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了托派，凭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子王须仁有机可乘，以逞其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会后，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错误的决定（草稿）〉，经中央批准发至各根据地。 这份文件在制止「肃托」极端化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仍坚持认为「肃托」是正确的，湖西确有「七个真托派」，错误仅在于圹大化。由于有这个基本判断，1940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 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 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在远离延安的山东，「肃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肃托」的策源地延安，「肃托」却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不久就传来失踪人员是「托派」的流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紧张、神秘的氛围中，延安的干部和党员都患上了「托派恐惧症」，「托派」一词成了瘟疫的代名词，个个谈「托」色变，惟恐避之不及。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魂簿」。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康生机关的形象愈来愈高大，人们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注视着枣园（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因为延安的人逐渐意识到，社会部是延安最有权势的机关，每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操在它的手中。

二 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进入1940年后，「肃托」继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进行，与此同时，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与以往的情况类似，这一次的审干也是在社会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共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审干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

如前所述，「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基于对国民党和国内其它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极为重视清理内部，即使为此错整或错杀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换言之，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机关、学校、部队。

抗战初期，中共为了要在战时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为了未来与国民党一争天下，对于发展中共党员的数量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十年内战结东时，中共的党员数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军队。显然党员数目之少已与中共在国内政治舞台所扮演的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就力主要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以至于个别部门和地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反复动员、说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造成所谓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拉夫主义」的错误。待发展党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严格入党条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审查党员成份和各级干部，但又明确提出，这种审查「不应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在发展党员的政策上，一下子从敞开大门到暂停发展，其实并无矛盾，中共为了壮大党，需要「广招天下士」（陈云语），中共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认定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真正巩固党。在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看来，中共应该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员乘机混人共产党则大可不必惊慌，中共自有妙计对付此事，这个法宝就是审干。

就在党员大发展的1939年，针对新党员和从事白区斗争干部的审干就已同步进行。这个时期，中央社会部通过其密布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网员」，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这种调查虽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首先，由于调查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易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配合，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员较少，无法应付延安几万名干部的秘密调查，大量的材料上报社会部后被长期积压。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这次审干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与优点，以便加以「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第二，「为了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而巩固党的行列」。 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中社部原垂直侦察系统，改由各级社会部受同级党委和中社部双重领导。在这次审干中，中组部和各级党委的组织科（干部科）处在前台，中社部则在幕后予以配台和协调。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党员的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尚处于非正规化的水平，由于战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的险恶，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很难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带至陕北的党和军队的核心机密文电总数仅五十馀斤。 为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在长征前夕已尽行销毁。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渐正规化，开始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纷纷来到延安，中共也获得了陕甘宁边区这块较为稳定的地盘，于是，在中组部干部科的策划下，逐渐建立起党员干部的个人档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着几段评话：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放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它证明材料。

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

为什么会出现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心理，让党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资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分：

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

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

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

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

从旁证材料中再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作出组织结论或鉴定。

在作出组织结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与受审干部进行个别谈话。

这种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核对材料，或发现该干部过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未予反映的内容，因此在谈话中，审查人员不应打断对方的谈话，尽量从被审查对象的谈话中发现问题。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结论的阶段。

结论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历史审查的结论。一般由干部科会议集体作出，可以向当事者公开。在这部分的结论中，应对干部的历史中已搞清楚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问题仍不清楚，旁证材料不够齐全，肯定的结论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历史尚无证人证明，则对干部有证人证明的历史，和组织上已清楚了解的历史作出一般的结论。但需写明，某段历史尚不能肯定。

对另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一时无法找到证人证明，则将其所有问题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组织上对此人做出一般结论，以供日后继续考察。

二、在单位表现的鉴定。这类鉴定由党员所在的党小俎、党支部在会议上讨论并作出鉴定，被鉴定者本人可以列席会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党支部鉴定的基础上，该干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对干部历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单位表现的鉴定。党组织对干部表现的鉴定通常不与本人见面。它应该包含被鉴定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党性修养以及干部个性、特长、工作经验与能力，以及对干部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

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 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治上的怀疑。 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作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 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作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出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继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丁玲、王实味的结论分别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东，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东，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宝器。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且比1940年更加变本加利。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是康生的名言，此话究竟是康生对毛泽东整风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对毛泽东整风意图的正确理解和阐释？换言之，整风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是康生一个人的「错误」指导所致，抑或是毛泽东、康生共同规划、共同领导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短时间的探讨，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不能纳入整风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对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权威性表达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1991年12月10日，邓力群在接受《党的文献》编辑采访时说，抢救运动只「搞了十来天」，以后很快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显而易见，按照邓力群的上述思路，仅仅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非但不能归人延安整风运动之中，甚至连提一下的必要也没有，即使要涉及这个问题，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多从其积极效果方面看眼，因为「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指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

笔者认为，将抢救运动强行从整风运动中分离开来的观点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邓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抢救运动并非仅进行「十来天」，所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全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至于整风、审干、抢救对党内团结的影响，则是见仁见智，这里暂不作讨论，可是用「坏事变好事」的眼光来评价抢救运动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肯定法西斯运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为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决定和王明正式挂牌之际，毛就将此种策略用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以「反主观主义」为名，诱使王明集团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毛又频频向王明显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卫团的力量， 给王明施加压力。1942年后，康生更加强了对王明、博古的监控，将国际派与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驻延安的苏联代表的联系基本切断。

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看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彭真、李富春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变化的时机、节奏不仅依据于毛泽东的意志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分清「一条心」和「两条心」，使「文」的一手退隐于「武」的一手之后，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

毛泽东、康生、刘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但是在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至此，针对党内的文武两手遂被搁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上。

在毛泽东运用文武两手重建中共的过程中，毛与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赖，康生以自己的忠诚和「创造性」的工作全力辅助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则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扩大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毛、康的亲密合作不仅源于彼此充分看重对方，还在于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对康生的赏识和信任程度远超于当时其它与毛关系接近的中共领导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体领导整风、审干、抢救的所有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都积极支持康生，为康生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1942年春，毛泽东舍弃较孚众望的任弼时，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风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全力负责延安各重要单位的审干业务，使康生机关的力量急剧膨胀，其特派人员渗透于延安中央各机关、学校和边区一切重要单位。

二、毛泽东在对待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上也与康生完全合拍，毛对康生处理王实味的措施给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开始的审干、反奸试点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视。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第二个「四三决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决定是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该决定强调整风――审干――肃反的必然联系性，全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肃反观――对于奸细、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运动初期必须打击自由主义的右倾思想，大胆怀疑以造成普遍震动；运动后期，则适当纠偏――康生在1943年4月初的行为完全符合毛的肃反观。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泽东听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预，使抢救野火四处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形成高潮，毛有意维护康生，虽然在8月15日颁布审干九条方针，但对落实执行却一反常态，不予强调。结果九条方针颁布后，抢救不仅未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五、抢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才真正刹车的，尽管中共其它高级领导人对康生都表示了不满，毛仍竭力保护康生，结果康生有恃无恐，即使当毛向被伤害党员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当然，从康生的角度看，他没有理由承认错误，因为毛从未说整风、审干是错误，所以，即使康生拒不为毛承担责任，毛也无可奈何。好在毛、康两人心中都有数，只是未捅破那一层纸而已。

六、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 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说明康生所描绘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并非康生的个人发明，而是毛泽东、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风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所谓客观过程，不仅是指整风、审干、抢救的依次递进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当年运动开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的林枫曾对此有过具体描述，他在其所作的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中指出：晋绥整风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学风，性质是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时期又开始整风（指「路线学习」――笔者注），成为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汇合。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施用文武两手彻底改造中共的工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领导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们的独特作用。将整风、审干和抢救割裂开来，将全部历史责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离历史真实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