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跑到现在山西霍县这个地方躲起来。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开始。之前的历史，虽有记述，但是对年代搞的不是那么精确。那么为什么是公元前841年呢？后世学界认为这个节点很突兀，为什么突然在这一年，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纪年呢？我认为，这应该是与“1840年”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公元前841年之前与之后，也许中国亦经历了“三千年之未有”的变局。。。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被记载的很少，但是我们知道，更早之前有甲骨文，文字很早就有了，那么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不详细的记录历史呢？根据《史记》对西周历史的寥寥记述，也许我们可以推测，不是人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记录历史，而是因为西周（含）以前，值得记录的事情太少了。除了汤武革命，夏桀商纣那几个坏怂，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拿嘴去说。

　　后来共产党豢养的学术家们，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化论，来死搬硬套中国历史，说春秋以前的中国是“奴隶制”。这个事情早晚要澄清的。。。马克思又不是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拿马克思不着四六拍脑袋想出来的历史进化论，来死搬硬套中国历史，你能有多少证据？你这不是胡扯吗？人类进化到公元19世纪，已经进化到比奴隶社会高两级的资本主义的所谓高级文明阶段了，美国南方的种植园里还有大量黑奴，1955年，美国黑人妇女仅仅因为在公交车上不给白人让座，就被判刑两年，你马克思怎么解释这些现象？早在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就说过，“黑人不比白人优越，白人也不比黑人优越”。。。进化论么？我看你还是收了神通吧。所以，如果我们跳出进化论的死框框，去你妈的进化论，我们也许就可以推测，中国好比一个湖泊，公元前841年之前，这个湖是十分宁静的。偶尔动荡，旋即复归于宁静。那个时候，安详宁静则是中国面貌的主流、常态。。。但是这个局面是会变的，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反者道之动”。安详宁静的大一统局面最终会走向动荡，走向它的反面。。。直至前841年这个转折点，之后，动荡、饥荒、暴乱、杀戮，则渐渐成为历史的主流。。。中国人在之前渐次发生的动荡中，第一次发现了“历史周期律”的存在，中国人认为有必要科学的观测这个现象，所以从此才把历史记录纳入精准的时间体系，并以“国人暴动”为标志，宣示了乱世降临。

　　周厉王在霍县躲了14年死了，之后是宣王、幽王即位，烽火戏诸侯，西周亡。周平王从西安跑到洛阳，东周开始。从此春秋战国，500年间，天下大乱。。。在这500年里，不但天下大乱，每个国家内部也象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一样，山头林立，内斗不止，到处都是好勇斗狠、自杀式袭击，很不消停。比如孔子所在的鲁国，鲁君就象周天子一样，被“三桓”架空，三桓内部也是危机重重，孔子于是“隳三都”，企图使君臣有序，集权于中央。却激起兵乱，最终失败。孔子在鲁国混不下去，始周游列国。。。我们现在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呢？他们想干什呢？那些学问，什么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比如现在的伊拉克一样，虽然远隔万里，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很乱。那里的人民正在经历动荡、恐怖和贫穷。那么有什么办法来拯救这个国家、让人民脱离苦海，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呢？显然，目前伊拉克人还没有找到办法，美国人就更没有办法了。美国人除了搞破坏制造混乱，从天上往下丢炸弹以外，其实什么也不会。。。而这个问题，也就是当年“诸子百家”们研究的课题。如何把一个分裂动荡的国家团结起来，使它兴旺强盛，继而扩大至天下，终结整个世界的兵燹战乱而天下太平。。。乱的时间太久了，海内厌乱望治，每个人都烦的要死，都在想办法、找出路。

　　500年间大浪淘沙，经历了无数社会实践，各种治国理论粉墨登场，都在中国这块试验田里耕种了一把，其中不管用的居多，纷纷被淘汰。最后“法家”胜出。秦国采纳“申韩之学”， 七世国君持之以恒，成功变法改革，进而吞并列强统一了大陆。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列强联合起来，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兵”，居然不是秦国的对手。这是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从此，始皇帝留给后世两样稀世珍宝，其一是流官管理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主席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其二，则是秦始皇“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之万丈豪情。。。祖龙始皇帝激励了无数后人，从始皇帝那里，我们中国人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只要有好办法，强盛国家，统一大陆，甚至世界大同，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秦国用以强国的“申韩之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把申韩与老庄并列，把这四个人的传记放在一起来写，名为《老庄申韩列传》，意思就是法家的鼻祖、来源，其实是老庄之学，是道家。。。这些问题都太大。你问我“道家”是怎么回事，这是几句话、一两篇文章能说清楚的么？或者说，你能说清楚吗？。。。我们简而言之，老庄自然之学，主要讲的是宇宙的大规律，这个哲学不关心善与恶的问题。道家认为宇宙中本没有善恶、是非，善恶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标准。所谓“道在屎溺”，一切都是“道”，存在即合理。。。这个观点就是“法家”立论的基础。。。所以法家不管是非、善恶，一切以“实用”为目的。法家哲学与后来的“实用主义”相似，所谓“有用就是真理”。。。比如秦国企图富有，那么法家就想一套办法，使之形成制度，怎么来使秦国富有。比如韩国君要树立威严，法家也想一套办法，玩几个花招，怎么来使国君有威严。。。《道德经》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你用高岭土烧一个瓷碗，使用的却是碗里头空的部分。法家中的“法”，那些制度、法令、条条框框，就相当于碗的实际部分。。。由于道家哲学蔑视规则，所以法家无法无天，没那么多羁绊约束，十分灵活。在创建和实施“法”的过程中，法家是不管是非善恶的，只为达到目的。。。当年越王勾践为了鼓励生育，十四（二？）岁以上的女子没有出嫁，全家则被重罚，传说同时开禁男女之防，性解放，只要你能生出孩子来，国家才不管你是跟自己老公生的还是跟隔壁老王生的，一律奖励。所以直至今天，传说杭州附近的妹子也还比较豪放，容易约。。。不管这是不是传说，这个例子可以很直观的理解什么是“法家”。。。所以秦国采纳“申韩之学”，在诸侯国中第一个推广“私有制”，一切向钱看。。。国家鼓励人民谋富裕，放纵私欲，这在秦国以前无限久远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前国家是全民所有制，土地所有权都在天子手里，平均发放给人民自由耕种，每个人就那么多地，“田里不粥（鬻）”，土地禁止买卖，你想富也富不了。。。所以在改革之前，法令已经制定好了，还未实施，商鞅为了让人民相信还有这等好事，我勤劳一些，或者滑头一些，就可以兼并土地了，可以富有了。酒池肉林、美女如云，这没什么不对的，你可以有。中国人对此闻所未闻。。。商鞅为了让人民相信政府许诺的这个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远景，才搞了“徙木立信”这一出。

　　一二百年间，法家不断的从理论到实践，在列国搞了很多办法、法律、制度，每一种方法针对性都很强。其中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等在这些条条框框的刺激及约束下，国富军强，中央权力空前强大。。。很多方法都是因时因地制宜，暂时的，而法家在秦国的所有社会实践中，对中国最持久的影响，其一是土地私有化，私有制，其二就是构造了流官体制、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只有皇帝大权独揽。所有的事情、千万人的命运，都要此人拍板决定。。。这什么道理？凭啥对不对，你他妈的算老几？。。。而法家恰恰是不讲道理的。因为那么多方法都试验过了，只有流官郡县制中央集权这个制度能让国家团结安定、步调一致。所以我就这么规定。。。什么道理不道理，你敢反对，老子就砍死你。

　　1973年9月，毛泽东跟毛远新谈“批孔”的问题，说“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说“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我们上文写了这些，也许诸君就可以大概理解，为什么秦国会排斥儒家学说。。。法家无论善恶，而儒家偏偏要来讲善恶。一旦要讲善恶是非的话，法家很多事情就玩不下去了。比如申不害谈怎样树立君王威严，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操杀生之柄”。首先制度和法律要赐予君主生杀大权。。。申不害讲，君主统治要有“阳术”和“阴术”，其中说君主要故弄玄虚，神神秘秘，显的高深莫测，让臣下畏惧。后来明代嘉靖皇帝一天到晚说些模棱两可让人听不懂的话，严嵩也听不懂。只有严嵩儿子严世藩每次都能猜中其中的意思。。。嘉靖用的就是申不害传授的帝王阴术。。。而儒家认为应该怎么来树立君王的威信和权力呢？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的意思，就是毛泽东说的，“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 。。。一个人只要道德达到极致，自然天下归心，不王而王。。。后来的故宫太和殿，皇帝的御座上面挂一块匾，叫做“正大光明”，这个就是儒家的思想，“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等于揪着申不害的衣领子，小巴掌打的噼哩啪啦的。所以儒家学说一旦传播泛滥，凡事都要讲是非、讲善恶，“以文乱法”，那么法家革命在秦国就推行不下去了。

　　清末曾国藩用“申韩之学”，曽剃头早期在长沙大开杀戒，手段残忍。后来又在九江屠城，安庆屠城，南京屠城。政府军把两三岁的孩子都杀了。为使军队卖命作战，曾国藩放纵湘军抢掠强奸。。。这就是法家学术。挽末世于危途，要拯救行将末路的国家，震慑社会浮躁之气，不管屠杀妇孺在道德上如何不堪，不管良心受不受谴责，只要管用就行。后世朱镕基总理，为了提振国家经济，令东北洛阳等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一度民不聊生。这也是法家。只要能达到目的，无论善恶，不择手段。

　　世人都知道做圣人难，然而世人不太留意的是，做恶人也许更难。“道德”是宇宙中最高深莫测的事情。完善道德、追比圣贤，十分之难。反过来，无视道德，不择手段，一切以实用为目的，突破人心深处天然存在的道德律，那也绝非容易。。。所以无论是道德实践，还是反道德实践，正反双方都需要强大的哲学作为支撑。。。人心是个善恶合体，善恶一直都是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做好事，恶性会来掣肘，而做坏事，善性又会使你内心煎熬、辗转反侧。所以当年曾国藩咬牙杀人的时候，就已下定决心，不惜身败名裂、甚至落得商鞅车裂的下场。朱镕基总理改革之初，他也没有希图自己能有什么好结果。。。老庄自然学派，本就认为生死一也，贵贱同也。世相纷纭复杂，不过就那么回事。所以寿终正寝、无疾而终，比五马分尸、油烹、腰斩之类的惨死，也没什么不一样。最终商君鞅战死车裂，韩非子服毒自杀，他们正是以此触目惊心的惨烈结局，忠实的实践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做坏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你甘受惨酷的果报，无惧惨死，你怎么胡来其实都可以。杀人越货，贩毒抢劫，或者醉生梦死，都行。你随便。。。假如上天有分别、讲善恶的话，上天怎么会允许恶行发生呢？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罪恶，恰恰说明上天是不分善恶的，上天本来就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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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儒家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孔子并不是某个哲学派系的开创者，孔子仅仅是一位哲学和文化的传承者。孔子讲自己“述而不作”，所谓“儒家学说”，并不是孔子之独创。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这就是说，东周天下大乱，就是因为“虚文胜”。西周末期天下承平已久，吃饱了没事干，就要无事生非。当时是个非常“文化繁荣”的时期，民间学术大盛，各种奇谈怪论，间或出版一些《读者文摘》、《南方周末》之流莫名其妙的心灵鸡汤。当时言论极大自由。。。西周末期周厉王改革，把山林川泽收归官有，不允许人民在其中谋生。这违背了周王朝制定的典章制度。土地是大家平分的，周代典章制度规定山林川泽这些不生产粮食的地方，归周人共有，谁都可以进山逮兔子、下河捉鱼。而周厉王“好利”，要给自己划拉更多的财富，就推行新法，不再允许人民涉足土地以外的利益空间。。。就是这么一件事，惹翻了百姓，“国人谤王”。历王怒，出动特务抓了几个骂街的杀了。于是国人“道路以目”。。。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按史书记载，“周厉王止谤”之前，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国家似乎从来没有限制过人民的言论自由。。。《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上古至西周时代，全民所有制，没什么贫富差距，政治清明，人民对政府没什么好指责的。国家不需要限制言论。

　　上古至西周时期，平等和民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民生活无忧，民间言论极大的自由，而其弊端就是“虚文胜”。“天下好文之风日盛”。《传习录》说，“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至西周末期，因为关于《易》的著作太多，什么《连山易》、《归藏易》等等，纷纷籍籍，不知道有多少种，所以对《易》的真实、正确的理解，就淹没其中了，《易》道大乱。。《传习录》说，其余“《书》、《诗》、《礼》、《乐》、《春秋》皆然”。如至今还有传说的《九丘》、《八索》，就是当时《诗》的其他版本。仅仅一个《诗》，当时就是“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孔子针对这种情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王阳明说“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孔子何尝加一语？”。

　　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延迟至汉代的，所谓“诸子百家”中，孔子一脉属于与众不同的一群。卫灵公请教孔子军事，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其实孔子是会打仗的，他只是不想谈这个问题。。。孔子关注的是整个天下人类，而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件具体的事情。。。儒家企图从人心根源下手，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孔子首先考虑的就是，为什么西周（含）以前，天下安详宁静，这个局面为什么会变化成现如今这个样子呢？其原因则是“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从大治变化为大乱，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心乱了。。。上古至西周不知几千百年，人民言论自由习惯成自然，起先还没那么多废话，后来发展至天下汹汹，喧嚣叫嚷，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大道思想遂淹没其中，人心纷乱，人民无所适从。这就是东周始天下大乱的根源。。。所以孔子拿到政治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暴尸两观阙下。让天下百姓都看看，再他妈的胡溜八扯，惑乱人心，就是这个下场。。。那么少正卯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诸君去看下现在微博上那些大V，就懂了。

　　儒家“扶正祛邪”，在学术上很霸道。天下道理，以尧舜周孔为宗。。。我们简而言之，儒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与佛学、古兰经、圣经，讲的事情大差不差。“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晋人有言，“儒释道，将无同？”，有什么不一样呢？。。。世界三大宗教和儒学，都是“道德学”。专门研究“道德”的学问。都是“道德守则”、“正能量修成手册”。“吾求其德而已”。你想要真正搞明白儒家说什么，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道德”。这个事情与上文谈到的“道家”一样，你根本说不清楚。我们也只能泛泛而谈。。。比如与法家来比较，法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法令、制度、权术等等，而儒家的方法，则是教育及感化。我们拿盗窃这个事情来举例，法家是使用严刑峻法来使盗贼恐惧无犯，敢偷东西，就把你鼻子割掉。而儒家，就象中共改造日本战犯那样，强调启发盗贼心中原本具足的善良，启迪其天性良知，使盗贼良心发现，抱愧而痛改前非。。这在大多数时候根本就是扯蛋。。。道家不讲目的，只讲规律。而儒家也讲规律，但更偏重讲目的。从政治来讲，儒家主张“复古”，希图整个社会回归上古“大同社会”，从个人修为来讲，儒家则追求圣贤境界。如何成为圣人，圣人做不成的话，又如何修成一位贤者。如果连贤者也做不成，但你只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则虽不中亦不远矣。而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追随圣贤，那么天下大同则指日可待。

　　孔子是圣人。历代以孔子为“素王”，没有王位的王。所谓“圣人”，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人类中有各种各样的美德和才华，那么只要有足够庞大的人口基数，足够长的时间，在人群中偶尔出现一两个“才德全尽”之人，就是说在这么一两个人身上，集中了人类全部的才华和美德，道德与智慧都达到极致，至善至美之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个概率问题。毛泽东说过，豪杰不一定是圣人，但是圣人一定是豪杰。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在圣人那里没有遗漏的。所以两千多年以来，除了老庄揶揄孔子，法家畏惧儒学之外，千百年过去，还没有谁能说孔子哪句话说的不对，哪件事做错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一位世所罕见的完人。真金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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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终于统一了大陆，但是各种理论学说的政治试验并没有终结。因为秦皇朝很短命，说明法家是有弊端的。。。柳宗元《封建论》说，“（秦）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秦朝“亟役万人”，做工程或者打仗，为了达到那些难以完成的目标，秦朝只会使用法家权术对人民“暴其威刑”，刑罚越来越残酷。结果官逼民反了。。。相比我们新中国初期也对外打过大仗，也做了很多大工程，两弹一星，搞工业，水利建设，红旗渠。劳民伤财。当时人民吃的苦应该不亚于秦朝，那么新中国是不是以“暴其威刑”来做成两弹一星的呢？有没有人拿枪指着邱少云，说你不去烧死就枪毙？你是不是还不如枪毙算了。。有没有人拿枪指着邓稼先、于敏，说你他妈的搞不出“于敏构型”就枪毙？。。。我们先不说新中国用的什么哲学，但很明显，新中国用的不是法家权术。不是苏联式的“手枪加卢布”。我们不是颁布法令强迫或者诱惑人民，来做出两弹一星的。。。这就是说，法家并不完美，不是包打一切的，还有比法家更管用的哲学。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嬴政13岁继承王位，并不是白手起家的人，权威威信前人已经帮他建立好了，嬴政没有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阅历经验。这与汉高祖刘邦是不一样的。刘邦出身草莽，从社会底层一步步混上来，一切都要靠自己。那么刘邦又是依靠什么哲学成功的呢？魏晋时期，皇甫谧《历代帝王世纪》云，“观汉祖之取天下也。。。或以威服（法），或以德致（儒），或以义成（儒），或以权断（法），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这就是说，高祖的成功，乃霸（法）王（儒）之道杂焉。。。刘邦最早是个无赖，混黑社会的。刘邦要收服一干小弟，就不能仅仅比狠、耍威风，谁不听话就灭谁，不能完全依靠威压霸道。那样早晚被人闷黑砖，混不大。你还要讲义气，够朋友。要有个大哥的样子，想小弟之所想，要将心比心（仁），多替小弟们考虑。。。以德感人，又不乏以法立威，高祖以此一统天下。而这个起源于黑社会的“霸（法）王（儒）之道杂焉”、“逆顺不常”，从此成为两千年中国帝制的标准统治术。

　　当年孔子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去周游列国，也没有一位国君愿意采纳“圣人之学”。孔子孟子跑到哪个国家，也不跟你谈兵，也不跟你谈种菜，一张嘴就是哲学问题。我跟你说国君，你别问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只要你施“仁政”，只要你努力做“圣人”，那么就可以“王天下”，世界大同。。。我勒了个去。。国君一听就醉了。滚滚滚。。。儒学在东周学术圈中一直被边缘化，弟子们惶惶如丧家之犬，很少被国君重用，儒生们啃窝头吃咸菜，经常饿的翻白眼。但是学术圈对天下为什么自上古至西周的太平岁月忽然变化至东周大乱都很好奇，也各有自己的解释。那么既然儒学是讲继承和复古的，标榜自己宣扬的是上古圣王之学，大家虽然听不大懂，但是看起来仿佛很厉害的样子，有那么点意思。儒学也就这么传下来了，同时感于孔子圣德，修习儒学的人也还不少。。。在劝谏了无数国君之后，还是概率问题，一直到出身底层的刘邦遇到儒生陆贾，陆贾跟刘邦讲儒学，暗合当年旺角古惑仔大哥之王道德政。刘邦才知晓儒学是天地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凡人日用而不知。自己用了那么多年孔孟之道而不自觉。刘邦心有戚戚。。。汉十二年，高祖过鲁，“以太牢祠焉”，就是以最高规格祭祀孔子。从此，儒学正式获得官方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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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早在汉武帝时期，国家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孔孟哲学应用于政治，一直都很不成功。圣贤可遇不可求，道德这个事情太飘渺灵动，无法精确量化，不如法家简单干脆。当年唐太宗读《隋炀帝集》，说杨广这狗怂满篇讲的都是尧舜的道理嘛！怎么做出来的事情都反着呢？。。。从汉代至北宋理学，大部分儒学的政治实践都类似于此，流于形式。实际上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当年沛公在灞上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余悉除去秦法”。但是结果是什么呢？至汉武帝后期，基于《秦律》而制定的《汉律》，仅死罪决事一科，就有“三千四百七十余事”。“约法三章”根本就是个大忽悠。从秦至唐，国家其实一直都是“以法（家）治国”。。儒学应用于政治是个巨大的难题。直至北宋理学把儒学制度化、法律化，把飘渺灵动的道德固定成条条框框，把一个大活人焊死成塑料模特，徒有其表，儒学至此才真正融入中国政治。。。比如汉武时期，因为江湖术士说一句“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下令杀掉全部囚犯。这种事情在明清时期就基本上绝迹了。你皇帝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明代海瑞上疏痛骂皇帝，嘉靖下令治罪，因为海瑞写的疏文实事求是，并没有虚妄之词，司法部门绞尽脑汁，才想出一个“儿子骂父亲”的罪名。。。如果没有这个罪名，别说处死了，你连逮捕、羁押海瑞的理由都没有。。。这种政治文明的进步，就是理学对中国的贡献。。。道可道，非常道。宋明理学却把孔孟之道制度化，固定成条条框框，这是不折不扣的法家。法家学术本身个是“方法论”，哲学世界观讲的是“是怎样”，而哲学“方法论”讲的则是“怎么办”。法家自己没有观点，只是在想“怎么办”。。。法家简称“霸道”，凡属于“制度”，都是在强迫。。。儒学等“道德学”原本强调人的自觉自愿，而理学则威逼利诱强迫执行道德，所以理学属于法家学术，以法家的态度、手段强制实践儒学。。。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以及基督教国家以及穆斯林的“政教合一”，走的都是北宋理学的路子，都是将“道德学”制度化、法律化，强迫执行。。。宋明理学其实就是中国的“政教合一”。。。理学虽然是修正主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没有理学这个法家的话，儒家则屁用没有。。。。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枇糠”。毛泽东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哪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是啊，“为人民服务”说的多好啊。现在看起来也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有什么用呢？。。。毛泽东说这个话，说的是古今中外所有“圣人之学”、“道德学”的尴尬处境。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外国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基督耶稣，说的话都是好的。但是有什么用呢？有几个人遵循圣人们的教导去做人做事呢？那么多信教的，做学问的，有几个不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民主以后杀全家”，有几个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圣人们出世这么久了，啰哩啰嗦说了那么多废话，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点变好的迹象吗？非但没有变好，甚至越变越坏。。儒学、佛学、“为人民服务”等等，不是没用，只是太高深、纯粹，懂的人太少，愿意忠实去实践的人更少。作用于整个社会，那也就跟没有一样。

　　相比法家之“法治”，儒家则追求“人治”。“人治”很简单，也很难。简单的是，国家只要圣人来做国君，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圣人率领人民披荆斩棘，突破万种艰险，一切都不在话下。尼克松说毛泽东“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在圣人的感召下，就会出现邱少云、王进喜这样的烈士，还有邓稼先、于敏这样的民族英雄。因为圣人自己不怕牺牲，无惧粉身碎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圣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圣人治下的社会，天下为公。人人关心国家大事。那时的社会是“道德渊薮”，一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人治”的难点在于，圣人这个事情千年难遇，是不可持续的。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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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批孔”可以有多种理解。“批儒崇法”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在安排后事。“人治”不可持续，“法治”则无论领导人贤能与否，可以长久。当年佛陀临终时，弟子们很难过，以为师父死了，就不再有师父了。佛陀告诉他们，佛死以后，你们就以戒律为师。。。而对毛泽东“批林批孔”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参照初唐禅宗“呵佛骂祖”的革命。为什么似乎从没有人把毛泽东“批孔”与禅宗“呵佛骂祖”联系起来看呢？。。。孔子、佛陀有什么好骂的呢？禅宗也骂不出来什么，骂什么是次要的，禅宗要表明革命的态度，“孔学名高实枇糠”。从菩提树下，释迦牟尼睹明星而悟道那一刻起，至初唐禅宗，一千多年的变化，佛教内部“虚文胜”，佛学真谛已经被众多追随者们扭曲的光怪陆离。佛陀也从一个其貌不扬、每天捧着破碗去讨饭、极普通的老头，被神化成众神之神，高不可攀。。。高者必堕，物过盛而当杀。。。现如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正是没有经过类似的禅宗革命，才变成现在这个熊样。教众们高级黑，打着红旗反红旗，有意无意的歪曲圣人们的本来面目，十分成功的离间了人民与圣人的关系。。。更可恶的是，圣人们都是讲平等的，也都是穷毕生之力去实践平等的，可是人类却拿圣人这个罕见的自然现象，来作为维护世间不平等现实的最强证据和说辞。。。历朝历代每个政府都在狐假虎威，就任总统的时候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拿开手转脸就去做那些蝇营狗苟不齿于人类的勾当。。。所以这样的圣人，要他何用呢？你留着他，不是为虎作伥吗？。。。

　　禅宗“呵佛骂祖”，但也骂不出来什么，所以“不立文字”，我什么也不说。而禅宗大胆革命，破坏了许多佛家原始戒律，创立了“丛林制度”。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从政治实践来看，禅宗是地道的法家。。。毛泽东至死都没有构想出一种适用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丛林制度”。所以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希望人民可以给他一个答案。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其实禅宗“丛林制度”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对于政治实验来说，僧团、红军乃至延安，都是十分简单化的理想模型，较之现实社会，僧团等的复杂程度要大打折扣。也就是说，适用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完全可以脱离“人治”模式，而独立持久运行的“丛林制度”，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施耐庵幻想了“水泊梁山”。提醒人们这仅仅是文学。《水浒》有个大前提，那就是革命领袖凭空而来的威望。天下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汉，听闻宋押司名号，无不拜服。这是文学作品的预设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后来梁山聚义，替天行道，以至违背兄弟们心愿，把聚义厅改名忠义堂，那都是不可能的。在毛泽东革命之前几百年，施耐庵就准确概述了“圣人革命”的全部过程。反社会、反潮流的好汉们汇聚在圣人旗下，作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要把平等、民主和自由洒满人间。革命至半途，却不得不向资产阶级法权、等级制度投降，最终蓼儿洼英雄惨死，革命烟消云散。。。也许公元前841年之前，汤武圣人革命是能够成功的，但是之后，你再搞圣人革命，那就是《水浒》写的样子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旧社会是把人变成鬼。但是新社会不过是昙花一现，最终要向旧社会投降的。《水浒》与《红楼梦》的大悲剧气氛笼罩了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就象鲁迅临终前那样，毛泽东亦深感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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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如果把前841年之前宁静安详的中国比喻为冬季，那么前841年至公元1840年，这之间近三千年的岁月，就是春季。东周500年大乱好比立春，突然热（乱）了一下，之后从秦到清，就是寒暑相持的局面，冷热无常，“二八月乱穿衣”。不过从秦到清，和平统一的时间仍占到2/3。。。我是这么想的，春天是个寒暑相持的时节，此消彼长，有一番力量的较量，从秦到清，显然寒（和平力量）还处于优势，那么之后，以1840年为界，暑（动乱力量）就要渐渐居于优势了。所以从1840年始，之后三千年的局面，也许动乱战争的岁月就要占到2/3了。。。更其后，直至夏季来临，寒（和平统一）彻底消失，人类将在遥遥无期的大混乱中苦熬，所剩无几。这期间有圣人灵光乍现，就象清明节那样，天地间短暂的阴阳和谐，一片宁静明媚。然而这一切，不过都是回光返照罢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