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康拉德.陶（陶康瑞）也是一名生在美国却经常被当作中国人的神童。他比马克.余大一些，又比基特.阿姆斯特朗小一些。他的父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移民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当时两人都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1989年两人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不久[**]事件爆发，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在美国多呆一段时间。假如他们回国，就要遵守独生子女政策。“正是因为我们留在了美国，才有了康拉德，”他的母亲田明芳（音）说道。她成为了一名研究科学家，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发预测气候变化的计算机程序。康拉德的父亲萨姆.陶在阿尔卡特-朗讯担当工程师。夫妻二人都很关注事业成功，但是对于艺术都没兴趣。“我们是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就只有爱国歌曲，”田明芳说道。在她与萨姆看来，音乐是奢侈品，而且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享受这样的奢侈品。康拉德一岁半的时候，有一位陶家的朋友将他摆在了钢琴凳上，自己坐在他身边演奏。康拉德总是将他推到一边，然后就继续弹奏他的曲调。这位朋友告诉陶家夫妇，“要是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不了音乐家，那都是你们的错。”此后康拉德开始日夜不停地弹奏，夫妻二人担心他会伤到手指，就连康拉德的钢琴老师都建议他们回家以后把钢琴锁起来。

田明芳并不害怕儿子的才能，但是她很担心神童的称号会给儿子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她有意让康拉德尝试了很多他并不能立刻掌握的技能。“他这么有才华并不是我的功劳，但是他的谦虚作风的确是我培养出来的，”她说。随着康拉德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田明芳开始担心他可能会错过更上一层楼的最好机会。“伊利诺伊州香槟市的神童换个地方兴许就不是神童了，”她说。于是在康拉德快五岁的时候，田明芳向学校申请了学术休假，全家人搬到了芝加哥，一年之后又搬到了纽约。康拉德在纽约成为了朱利亚德学院的维达.卡普林斯基的学生，随后不久陶家夫妇就在家里装修了一间面积不大的隔音琴房。“别人都说隔音房没有音乐厅的感觉，可是我们也想过几天清净日子啊，” 田明芳说道。

陶家夫妇都不鼓励康拉德参加钢琴比赛，“因为钢琴比赛太悲哀了，”田明芳说。“你要是赢了，就会为输掉的朋友们感到难过，你要是输了就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康拉德本人有另一套解释。“我已经有很多音乐会演奏安排了。许多其他人都没有。要是我参赛，就等于剥夺了别人的机会。”田明芳承认这并不是典型的中式态度。“如果我一直留在中国，我大概会让我的儿子参加所有比赛，如果他输了，或许也会影响我对他的感情。但是我已经很美国化了。如今我相信，要是心中不静，就不能创造美。” 田明芳觉得自己是一位混血母亲，根据中国人的标准管得太松，根据美国人的标准又管得太紧。康拉德对此不置可否。“我不想排斥我身上的亚裔标签，因为我觉得这是自我憎恨的表现。但是‘美籍华裔钢琴神童’的标签就有些过分了。我父母比起我认识的有些土生美国人更懂得自由的价值，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谈不上自由。他们也更懂得音乐的价值，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没有音乐。我则是他们的人生经历的受益者。”

目前康拉德正在自主学习，因为音乐会演出安排太复杂，一般学校的课程安排适应不了。他承认他并没有多少社交生活，但是学校也没那么好玩。“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卖弄聪明，我无话可说，”他说。维达.卡普林斯基担心文科教育会分散康拉德对音乐的关注，但是田明芳依然鼓励他在朱利亚德学院学习的同时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音乐就像气候，是一个具有无穷变量的巨大体系，”田明芳告诉我。“康拉德的工作与我的工作很相似，都是在看似混沌的环境当中找到有意义的结构。”

一个人的智识能力刚刚觉醒之时往往会令当事人感到非常新鲜，十五岁的康拉德正处于这个特定的纯真阶段。“我觉得世界以及我不认识的人们教会我的东西就像维达一样多。书籍教会了我很多。电影教会了我很多。艺术、生活、科学、数学，一切事物都能教会我很多。我就是一块海绵。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如今的孩子们收听所有风格的音乐，同时还在忙着发短信。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相信新的听众需要培养。“独立摇滚乐群体与古典音乐群体相比总是更易于接受实验风格，对此我非常惋惜。”他叹了一口气。“我对音乐的看法每周都会发生变化。我是一名青少年，我体内的激素分泌尚未平衡，我一直在努力接触尽可能多的音乐门类。身为政客意味着你可以用任何论点来支持自己，这种事我做不到。我是个艺术家，我只能主张自己的观点。”